程方毅:“红色汉学家”的中国学缘——李克访谈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99 次 更新时间:2016-04-14 17: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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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方毅  

  

  

   学人介绍:李克(Walter Allyn Rickett),出生于1921年。他与妻子李又安(Adele Austin Rickett)于1948年10月从美国费城抵达北京(当时为北平)。其后李氏夫妇分别在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注册入学,并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同时担任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讲师。李克与其妻子分别于1951年7月与1952年9月在北京以间谍罪被捕,后于1955年被释放并返回美国。回到美国后,李氏夫妇于1957年完成并出版了Prisoners of Liberation(《解放的罪犯》)一书,记录当时在中国的经历,其中包括他们与当时北京高校的知识分子如钱锺书和周一良的接触,以及他们在监狱的生活。此书于1958年以《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为书名在中国出版。

   李克在返回美国后,于1960年开始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当时的东方学系(Oriental Studies)担任教职,直到退休。在汉学界,李克以研究管子闻名,他所翻译的《管子》第一卷与第二卷分别于1985年与1998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又重新对第一卷进行重新修订,并于2001年出版。

   访谈者:程方毅,爱思想网学术观察员,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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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学术生平

   爱思想:李克博士您好!十分感谢您能接受我对您进行访谈的请求。今天的访谈我主要想问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自然是与您早期在中国的经历相关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想请您作为一名汉学家,谈谈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及美国汉学界早期的发展。在此之前,可以请您介绍一下您自己早期的求学经历吗?您是什么开始对中国感兴趣?后来又为什么选择《管子》作为您的研究方向呢?

  

   李克:我对中国的兴趣是从我高中时候开始的,那时我住在西雅图。日本在1937年入侵了中国,而当时中国在战争中处于劣势。我在那时便注意到中国,并开始对中国感兴趣。所以当我从高中毕业进入华盛顿大学以后,我注册了中文、中国历史以及其它课程。但是,那时候,在华盛顿大学开设的与中国相关的课程并不是很好,于是我便前往阿拉斯加试图赚更多的学费,能让我前往哈佛大学。但是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就从阿拉斯加回来了。因为我曾经学过中文,我被接收进入了美国海军的日语学校。后来在那里我遇到了我的妻子——李又安。战争结束时,她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因为斯坦福大学那时并没有中国方向的博士项目,我们便都计划前往哈佛大学。但是当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卜德教授(Derk Bodde),他的一篇文章让我十分感兴趣,所以我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回信邀请我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并且我们可以租用他的一套住所。当时战争刚刚结束,找到一个住所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前往了宾大。

李克在颐和园

   我在宾大取得了我的本科学位,我的太太同时也完成了她的硕士学习。在完成本科学习后,我于1948年春天开始了研究生学习。当时我与卜德教授讨论我的博士论文题目,他建议我研究《管子》,因为这是当时唯一没有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早期重要经典。《管子》之所以未被翻译,因为它十分难以理解并且篇幅很长。为了学习中文,我和我的太太都在富布莱特(Fulbright)奖学金的资助下于1948年前往中国。但是当我们到达中国时,通货膨胀让我们的奖学金变得一文不值了。我们前往北京清华大学,冯友兰是当时清华的教务长。在我们去的前一年,冯友兰应卜德的邀请,到宾夕法尼亚大学访学,之后再回清华。而卜德也正在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一书译为英文。因为那时北京快要被解放了,许多外国人都选择了离开,而清华大学需要英语老师。冯友兰便为我提供了这个工作,我们在清华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我后来于1951年至1955年在中国的监狱。出狱以后,我的太太和我回到了费城,重新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并在1960年获取博士学位。当时我的太太资助了我的博士学习,在我毕业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找到工作后,我又开始资助她读博士。她于1967年在宾大获取博士学位,并也开始在宾大工作,这主要是因为她很“廉价”,不需要很多福利,反正我已经有了这些福利。同时她对薪水要求也不高,并且她十分希望能够教书。于是她开始在宾大教授中国文学,而我则教授中国历史与经典课程。另外,我还开始在宾大开设了现代汉语的课程,因为当时卜德在教授文言文。

  

   爱思想:可以请您具体谈一下您对《管子》的研究经过吗?

   李克:《管子》是一个非常难懂的文本。我在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完成了前8章的翻译,并以此作为我在1960年取得博士学位的博士论文。我当时十分幸运,因为那时清华有一位研究《管子》的学者,名字叫许维遹,他与闻一多合作为《管子》作注。当时他允许我使用他的手稿来进行《管子》的翻译工作。不巧的是,他说话时山东口音非常重,我无法明白他说的话,而他也不能理解我的话,因为我当时的中文还很差。但是,他的手稿对我的帮助极大。我当时复印了他的手稿,并后来一直频繁使用。

《管子》英译本

   因为我想将整本《管子》都翻译成英文,于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又增加了4章,一共12章,后来在1965年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之后,我又逐渐进行更多的翻译,但是因为我全职教书,所以翻译工作并没有很大的进展。我于1987年退休,这让我开始有时间集中在《管子》的翻译工作上。我于1985年出版了《管子》翻译的第一卷,接下来便开始了第二卷的翻译,并于1998年出版。在第二卷的翻译完成后,我对第一卷的翻译质量又不太满意,因为我的译文并不像原文一样押韵。我的翻译计划中本应该有第三卷,我的原计划是我来翻译文本,同时邀请汉学家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来对《管子》进行哲学思想方面的分析,以及经济史学家郝若贝(Robert Hartwell)来对《管子》的经济思想进行分析。但是葛瑞汉和郝若贝都不幸在我安排这些以前就去世了。而那位我以为会对《管子》的韵律进行翻译的学者,他后来去了中国,结果改行从商了,因为那可以赚更多的钱。因此我最后将对韵律的讨论加到了第二卷。此外我根据那些对第一卷的书评修订了《管子》第一卷,并于2001年重新出版。在此之后,我再没有做过与中国或者《管子》相关的研究,因为我发现在我进入八十岁以后,我开始犯太多的错误。在《管子》第二卷里,我甚至把其中一章的中文标题给看错了,这让我感到十分尴尬。但是我后来在读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的一篇文章时发现他也犯过一个类似的错误,这让我好受了很多,甚至觉得自己能与他犯同样的错误而沾沾自喜。

  

美国早期汉学传统

   爱思想:看起来卜德教授在您的学术生涯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您能够具体谈一下他对您的影响吗?另外,在您为卜德教授所写的纪念文章中,您提到“也许是作为最后一位伟大的汉学家,卜德的去世终结了一个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的学术传统。”您能谈一谈您所说的这一学术传统具体是指的什么吗?

   李克:十九世纪的中国几乎并不为西方世界所知。那个时候第一位重要的学者是理雅各(James Legge)。他当时居住在中国,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翻译儒家经典,比如说《论语》等等。另一位法国学者édouard Biot翻译了《周礼》。在此之后,许多著名的法国汉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如沙畹(édouard Chavannes)和伯希和(Paul Pelliot)。当时有一批这样的学者,他们作为汉学先驱,主要从事中文古典文本的翻译。卜德是这一传统中的最后一位,他在哈佛大学翻译了李斯的传记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但是他还继续从事了中国文学与法律的研究。他的最后一项研究是“中国古典法律”。我从他那里受益颇多,因为他是一位严师,对他所从事的研究极其谨慎。他也将这种谨慎的学术研究方式传授与我。他是一位出色的老师和先驱,也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汉学家。我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混合体,因为我的主要工作是对《管子》翻译与研究,但除了《管子》,我还做了许多现代中国史的研究。现代学者通常并不去翻译或者重新翻译之前的经典了,而是去做具体主题或问题的研究工作。他们已经没有我们当年的那种优势了,我们可以通过翻译那些经典来做出重要的学术贡献,他们已经不能再这么做了。

李克先生和夫人李又安

   爱思想:能够请您谈一下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的早期发展情况吗?在您进入宾大时,当时叫做“东方学系(Oriental Studies)”,是吗?后来又是怎样发展的?

李克:当时的东方学系之所以被称为东方学,是因为这个系是由研究近东的学者创办的。那时他们在近东做考古工作,如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地。接着,他们又逐渐引进了其它研究,如在一战前引进了印度研究,但是这些研究都必须是古典研究,譬如古埃及学、印度梵文等。大约在1939年,他们招聘了卜德来教授中文的文言文。在二战期间,宾夕法尼亚大学为美国的情报机构提供了许多关键人物,比如说Norman Brown成为了印度情报方面的负责人,还有近东方面的负责人也是宾大东方学系的。但是卜德更像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并不太喜欢这些军事方面的东西。所以他选择前往战争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并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文化与传统的文章。你会发现当时他写的很多文章都在研究和介绍中国的一些传统习俗和文化,他希望这样能够让当时的美国人能够熟悉并且接受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二战结束以后,我来到了宾大,那时宾大已经增加第二个中国方向的职位,Schuyler Cammann,他主要是研究中国方向的艺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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