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成:“黑天鹅效应”与乌克兰危机演化的可能情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1 次 更新时间:2016-04-13 11: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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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  

   2015年2月11日举行的诺曼底四方明斯克峰会持续了近17个小时,与其说带来了和平的橄榄枝,不如说创造了新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肇始的一个世纪后,以乌克兰危机为中心的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再一次具备了全局性影响,不仅将主要大国卷入了一场似乎比冷战还要更冷的“寒战”(Colder War),而且也可能成为国际权力转移以及国际和地区秩序重塑的历史转折点。这场危机就是一个“黑天鹅事件”,来得如此突然,转换节奏如此迅速,连锁负面反应如此强大,走向如此扑朔迷离,以至于整个国际社会只能观察和捕捉危机的影子而难以对其后续演化进行准确的预测。

西方对俄制裁的盘算及其限度

   西方的“巧制裁”与“经济新冷战”

   乌克兰危机的发展进程伴随着西方对俄罗斯层层加码的制裁。西方显然是想用一种巧妙的不过度刺激俄的方式向俄表达无法接受其处置乌克兰危机方式的强烈信号,试图通过有意识的外部行为破坏俄罗斯经济循环的正常逻辑和交互链条,指望俄民众在感知到制裁的负面影响后向普京当局施加压力,从而迫使普京当局修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固有立场。

   应该说,西方的制裁统一战线确实给俄罗斯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其资源依赖型经济结构在特殊的政商关系框架下,因缺乏足够的危机应对能力和手段而导致脆弱性被不断释放。国际能源供需结构的长期变化、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发展下行、强势美元的重新登场共同造就了一个整体上对俄而言极为不利的外部发展环境,而俄国内现代化的迫切需求和普京当局对民众的福利承诺也变成了巨大的负资产和包袱。在此背景下,俄罗斯的经济困难将不会是暂时性现象。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可能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新年过后再度加大了对俄的惩戒动作,经济制裁的声调越拉越高。穆迪、惠誉和标准普尔相继调低俄罗斯的主权信用评级即是这场“经济新冷战”的一部分。俄罗斯官方对西方评级机构的做法予以了猛烈的抨击,认为这是一种有目的、有预谋的政治化的操作,试图通过人为降低俄罗斯国家和公司评级的方式损害俄罗斯的经济利益。

   俄军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此前曾断言,在这场21世纪的混合式冲突中,过往的诸如金融制裁、扶持反对派和加大宣传都从外交手段演变成了军事斗争的工具。而俄外长拉夫罗夫也不止一次地指责西方的主要目的之一不仅在于将乌克兰剥离出俄罗斯的影响,更在于推翻普京政权,莫斯科不打算“祈求”西方国家取消此前对俄实行的制裁。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的主权信用评级被调低也就成了整个阴谋论的一部分,普京当局更加担心任何向西方的让步都会导致对方提出更高的让俄难以承受的要价。

   “三期”叠加放大了俄罗斯经济弊端

   应该说,穆迪等三大评级机构的做法确实有落井下石的意思,至少将俄罗斯与其他同样被评级的国家对比起来看,人为操作的痕迹确实不能排除。在莫斯科的视野中,俄罗斯目前的主权债务只占到GDP的13%~14%,黄金外汇储备近4000亿美元,而欧洲有的国家主权债务占比超过100%,外汇储备也寥寥无几,但评级却远高于俄罗斯,这背后没有猫腻才怪。

   问题在于,这次评级下调其实更多是一场阳谋而远甚于阴谋。它反映了外国投资者整体上对俄罗斯经济暗淡前景的判断和严峻宏观经济形势的看衰。西方制裁启动力度进一步加大期、国际油价进入相对稳定的低价波动期和俄罗斯经济自2012年以来渐次进入中长期低速增长期的“三期”叠加,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进一步放大了俄罗斯经济的弊端,也让普京政权迎来了十余年来最大的挑战。卢布汇率从曾经的自由落体式贬值到现在的常态波动就是集中表现。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也在2015年1月下调了俄经济增长预期。因此,三大机构的评级基本如实地反映了俄罗斯的宏观经济状况。

   借用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之一苏珊•斯特兰奇有关结构性权力的分析框架看,俄罗斯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除了在安全层面上尚有非对称的相互制约手段外,在金融、生产和知识三个领域则全面处于下风:金融结构上,俄罗斯经济赖以成长的石油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掌握在西方手中,国家和企业债务的叠加使俄在西方金融霸权面前无比脆弱,以至于卢布危机的阴影至今仍未终结,而在国际油价保持在每桶60美元~70美元的情况下,2015年俄罗斯的实际GDP可能会下降3%~5%,整体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可能要到2017年才会出现;生产结构上,俄罗斯的制造业一直面临“再现代化”、“再工业化”的迫切需求,并不拥有可与西方抗衡的决定创造繁荣的生产活动的地点、手段和内容的全面能力,冷战时期盟国体系的瓦解也使得平行市场无法建立;在知识结构上,俄罗斯的创新体系及其他软实力指标难以和西方相提并论,乌克兰的疏俄亲西选择也是这一向度的折射。

   “吃更少的食物,用更少的电”

   但客观讲,制裁迄今只是给普京政权造成了麻烦,还远不能达成西方所期待的战略目标。西方从一开始就严重受制于制裁的有限议程设置:不能制裁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否则整个欧洲都会饥寒交迫;不能制裁俄罗斯的石油出口,这在技术上不可能实现而且有可能便宜了一些“旁观者”;不能禁止俄罗斯参与先进制造业的供应链,因为俄本身在国际市场的高科技、高附加值领域几乎没有立足之地。国际著名俄罗斯问题专家、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赫•兰认为,西方真正可以制裁俄的目标较为有限,包括俄罗斯银行在西方金融市场上的融资,以及俄能源企业从西方服务商获得咨询服务和高新技术的途径。但过往的国际制裁史告诉我们,对待俄罗斯这样的资源丰富、产业门类齐全的国家,最严厉的制裁也不足以在短期内产生使局势发生根本变化的影响。而这与迅速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即时目标构成了严重冲突。大批志愿者、退伍军人加入乌克兰东部民兵武装使得这场“代理人”冲突至少在军事层面上越来越朝着有利于俄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西方的递进式制裁也给了普京当局转移国内矛盾的最好措辞。本来即使不存在制裁,俄罗斯经济也已经出现了发展趋于停滞的大问题,普京的支持率也在下降。西方制裁最终给了普京及其侧近人士一个将经济状况变坏的罪责转嫁给西方的绝佳机会。无论是普京本人在去年底所做的《国情咨文》,还是拉夫罗夫外长的多次访谈,都离不开一个核心命题:即对西方旨在实现俄罗斯政权更迭和搞垮俄经济的真实意图的尖锐批评。西方曾对寡头财阀远离普京寄予厚望,至少在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就遭到了原属于自己阵营的部分寡头的抛弃。但这一场景至少现在还没有出现,俄罗斯最富有的21人迄今已损失610亿美元,约占其总财富的25%,但俄罗斯特殊的政商结构使得这些商业精英不是疏远而是形成了与普京当局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因为其财富的获得和累积与之难以切割。

   最新的民意调查也显示,过半数的俄罗斯人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是在压制俄罗斯、拓展在乌克兰的影响、煽动“颜色革命”,且制裁目标直接针对普通民众,而非西方所描绘的特定精英。在俄罗斯民众的心理地图中,本国外交的长期优先方向序列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当前,47%的受访者支持与中国开展合作,而一年前这一数据为21%,独联体国家从28%跌落至12%,西欧从20%骤降至8%,美国从9%降低至4%,伊斯兰世界从3%回落到1%。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孤立情绪似乎也在日益增加,57%的受访者认为对西方的批评和指责无须在意,西方将俄视为竞争对手并竭力削弱俄的想法已成主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警告西方颠覆普京政权的企图是徒劳的,俄罗斯人民为了国家甘愿受苦,“吃更少的食物,用更少的电”。可以说,西方的制裁不是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普京政权的执政根基,普京在此意义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个人支持率也始终居高不下。

  

以战争求和平,以斗争求合作

   乌克兰东部局势:俄反击西方的主战场

   乌克兰东部南部的战况是俄罗斯反击西方的主战场。这也是俄罗斯发挥比较优势的唯一可能的着力所在。直白地讲,俄是吃准了西方不敢直接与其在乌克兰开展一场正面相撞的局部战争。2014年底以来,本来乌克兰危机局势一度出现缓和迹象。12月6日,法国总统奥朗德与普京的短暂会面,至少改变了G20布里斯班峰会上外交羞辱普京后的对话氛围。普京明确向法方表示不准备“吞并”乌克兰东部地区,但同时坚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12月22日,诺曼底四方——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和德国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议再次商讨外交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可能性。随后,四国外长商定2015年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会晤。普京曾一度向乌克兰冲突双方提议,重新以2014年9月签署的《明斯克协议》为基础实现停火和恢复和谈。在此背景下,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地民间武装与乌克兰政府军在明斯克举行会晤,达成了双方交换战俘的共识。

   与此同时,普京当局仍然秉持着传统的思维模式,即俄罗斯唯一可靠的战略支柱是其强大的武装力量。2014年12月26日,俄通过的新版《国家军事学说》集中反映了普京政权对于安全威胁的最新认知和应对手段。这次修订中,在俄周边邻国煽动政权更迭、进行颠覆活动、波及俄罗斯核心利益等被首次纳入外部主要安全威胁的范畴;发展高精度常规武器被首次作为“战略威慑”手段;北约持续向俄罗斯边界扩张仍被视为万恶之源。莫斯科甚至降低了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门槛,以应对事关俄存续的“重大威胁”。2014年最后的日子里,在锲入欧洲腹地的俄飞地加里宁格勒举行了大型军演,可携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M”导弹再次高调亮相。在经济形势日益窘迫的情况下,俄2015财政年度的预算支出削减了10%,但军费开支却上涨33%,共计3.3万亿卢布,约合500亿美元。种种迹象显示,乌克兰危机相关当事方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手握橄榄枝,一手持枪炮,谈判场上没能实现的目标争取在战场上得到。以斗争求合作、以战争求和平是其精髓所在。

   事实证明,普京的两手都要硬的应对方略是合理的。1月6日诺曼底四方会谈拟定的将于近期举行的“诺曼底形式”阿斯塔纳峰会本已看上去板上钉钉,但很快这些缓和迹象就因更尖锐的相互指责而消弭一空。1月13日满载平民的公共汽车在乌克兰东部的沃尔纳瓦哈被击毁,交战双方都将破坏停战的责任归咎于另一方。1月21日,诺曼底四方在柏林紧急召开外长会议,乌方“在口头上”同意俄罗斯有关交战双方撤出重型武器的提议。但短短48小时后和平的曙光再次被血腥的相互报复和残酷的激烈厮杀吞没,顿巴斯地区的战事进一步升级。22日顿涅茨克城市公交车站遭袭和24日马里乌波尔地区的炮击平民事件让紧张局势达到沸点。

   新的“黑天鹅效应”与新的和平文本

   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反复背后有一个关键因素往往为人所忽视,即乌东部战事与当前乌国内错综复杂的权力结构有很大关系。构成国民近卫军主干力量的“右区”、自由党和爱国者党分子自恃在推翻亚努科维奇政权中的功劳,拒不接受基辅政权的改编,并且在东部自行其是。而政府军的多处失利给“右区”领导人亚罗什提供了新的壮大自身的契机,总计约16000人的武装志愿者被整合到他麾下,成立了他领导的参谋本部,要求基辅政权为其配备包括战机在内的重型装备。同样,顿巴斯地区的民兵武装在获得外部援助后也变得更为不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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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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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知识》(京)201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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