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骏:认识老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6 次 更新时间:2016-04-13 10: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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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骏  

   一

   老舍具有极其鲜明的创作个性与十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若干重要的方面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成长作出了突出的建树,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其中,有的是别人难以比拟或者无法替代的,有的对当前的文学创作仍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尽管他也有明显的弱点,却无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大家。

   老舍于1926年正式登上文坛[(1)]。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两书时,在《时事新报》刊登的两则广告中,着重提到了“著者讽刺的情调,轻松的文笔”、“幽默”、“叙述一班北平闲民的可笑的生活”等。朱自清认为这“虽然是广告,说得很是切实,可作两则短评看”[(2)]。所谓“很是切实”之处,正在于抓住了这位文学新人的一些基本特点。可见,对于老舍的艺术独创性以及由此取得的杰出成就,人们从一开始就是有所认识的。三十年代中期,老舍进入创作高潮。《离婚》、《骆驼祥子》等的相继问世,标志着作家已经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李长之、赵少侯、常风等人纷纷撰写评论,称赞他的幽默艺术及其审美价值。他也因此而确立了在中国文坛的重要位置。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老舍被推举为“全国文协”的实际负责人,并担任此职直到抗战胜利,足以表明他的崇高的文学地位与社会地位,是得到了文艺界以至于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与充分肯定的。而这一工作岗位以及他在这一岗位上的热诚服务,又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声望与影响。1944年4月,为纪念老舍创作二十周年[(3)],文艺界开展过颇有声势的祝贺活动[(4)]。在高度评价他为文艺界的团结抗日所作出的贡献的同时,也推崇他的文学业绩为“我们新文艺的一座丰碑”,并将“永垂不朽”[(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老舍怀着由衷的热情,歌颂新生的北京与社会主义的祖国。《龙须沟》、《茶馆》等作品的成功,证明他步入又一个创作高潮,而且是二三十年代开始创作的老作家中,到五六十年代能够依然保持艺术活力、继续取得新的进展的最为突出的一位。他在文学艺术、对外文化交流、政治、社会等机构,担任多种领导职务,还先后获得“人民艺术家”、“语言艺术大师”等称号,在政治上艺术上都得到极大的荣誉。自六十年代初期起,现代文学研究界逐渐流传所谓“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的提法,说明文学史家明确地把他置于现代中国作家的最前列,更是一种显赫的历史评价。

   不过,以上种种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却是他的创作的深广含义与突出成就,特别是老舍之所以是老舍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他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在很长的时期里,并没有为人们所普遍认识,得到应有的评价;相反的,还不时受到这样那样,或隐或显的贬低指责。在灾难深重的二三十年代,他那“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的人生态度,追求幽默的喜剧效果的艺术取向,都难以为日渐激进的文坛所认可。鲁迅在1934年的一封信中说到林语堂热衷于提倡幽默小品,担心他“如此下去,恐将与老舍半农,归于一丘。”[(6)]鲁迅这时对林语堂已多有不满;相比之下,显然对老舍是更不以为然的了。茅盾在四十年代中期回忆二十年代末最初读到《赵子曰》时的感触:“那时候,从热烈的斗争生活中体验过来的作家们笔下的人物和《赵子曰》是有不小的距离的。说起来,那时候我个人也正取材于小市民知识分子而开始写作,可是对于《赵子曰》作者对生活所取观察的角度,个人私意也不能尽同”[(7)]。即使说得相当委婉,仍然清楚地表达了对于这部作品的保留态度。巴人在1939——1940年所写的《文学读本》中,把祥子视为“从自然主义的,现象学的方法来描写人物”的代表,只是“一个世俗的类型”。“由这人物而展开的故事,也是这实社会的‘浮光掠影’的事件,很少本质的意义”,又“没有和其他社会作有机的连系”,作家只“给他穿上了衣帽”,却没有“给他灵魂”,因而“不是典型”,艺术上评价不高。同时指出作家对于革命的认识也是“世俗的”,而巴人认为“这种‘世俗’的看法,本质上是反动的。《骆驼祥子》被批评家所称道,但没有从这种思想本质上的反动性予以批判,实在是怪事。”[(8)]老舍诚然有“世俗”的一面,二三十年代他对于政治、对于革命的认识,也带有过“世俗”的偏见。但断定“这种‘世俗’的看法,本质上是反动的”,却是政治上的严厉斥责,否定了作品的思想倾向。1950年,《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在《小说》杂志上连载,到“八十七”段就结束了。直到八十年代初,找到1951年在美国出版的四十年代后半期作家本人旅美期间亲自参与翻译的《四世同堂》英文译本《The Yellow Storm》,才知道他是按计划写完一百段的[(9)]。至于为什么不将早已写好的作品全部发表出来,不作任何解释就中断了;《饥荒》也没有像前两部(《惶惑》、《偷生》)那样,在报刊上连载后出版单行本,除了因为觉得内容不合时宜,还能有什么别的难言之隐呢[(10)]?1951年上半年,沉浸于《龙须沟》获得成功的极大喜悦中,老舍奉命写作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题旨的电影剧本《人同此心》[(11)],完稿后送请有关部门审查时,因为有人认为“老舍自己就是个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他哪能写好符合我们要求的电影剧本?怎么改也改不好”,把剧本“枪毙”了[(12)]。问题自然不在于如何评价这部作品——任何作家都难免写出失败的作品;而在于如何看待老舍;所谓“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哪能写好符合我们要求”的作品,“怎么改也改不好”云云,都超出评价作品本身,而从根本上否定了这位作家!六十年代初期动笔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老舍酝酿了数十年[(13)],本来会是又一部传世之作,却因为有悖于所谓“大写十三年”(即以新中国的社会现实为题材)的号召[(14)],写了八万多字又不得不搁笔了,给世人留下一个灿烂的开头与无穷的遗憾。即使是得到热烈赞扬的作品,像《龙须沟》,改编成电影时,由别人作了不符合作家原意的改动,致使同一个剧本先后有内容不尽相同的三个版本[(15)];像《茶馆》,受到过为旧中国唱“挽歌”,缺少反映革命力量的“红线”等指责,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初的两次演出,都以引起轰动开始,以悄悄收场了事[(16)],以致亲身经历了这些(先后担任这两出话剧与电影的主要角色)的于是之,至今仍然感到愤然:“这样两篇难得的好作品,居然有人就能不叫它跟群众见面,或者非经过一个什么白痴扭曲一下才叫它跟群众见面。这是不公平的。”[(17)]所有这些,与前面的肯定赞美分明是尖锐地对立着的,却又是并存着的;有时,还是它们更起了实际的作用,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这种矛盾的状况,几乎伴随了作家一生。老舍自然并非完美无缺,作家也需要文学批评的及时提示。有些指责,孤立地看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它们都不仅仅是一时一地,个别人对个别作品的评价,而往往包含着文学观念上的深刻分歧。把它们串连起来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于老舍,半个多世纪来,一直有相当普遍又相当顽固的成见,至少是认识上存在不少偏颇与谬误。

   对于这些,局外人可能不甚了然,有的实情也是后来才陆续披露出来的;即使知道了,也不一定在意。而作为当事者,作家本人是不可能不立刻直接得知或者间接觉察到的。除了多次提及幽默的得失外,他好象没有对这些作过任何公开的解释辩驳。相反的,有时为了适应不一定恰当的客观要求,或者迎合一时不一定正确的风尚,还不惜写一些失去了“自我”的作品;哪怕是根据多方意见,不厌其烦地反复修改,仍然无法避免艺术上的失败,如话剧《春华秋实》[(18)]。五六十年代之交,相继出版了中国现代作家卷帙众多的文集、全集。鲁、郭、茅、巴、老、曹六位大家中,唯独没有出版老舍的。据说是作家自己谢绝了出版文集的建议。对此,我们不能也不应该简单地用作家本人谦虚之类的理由来解释;那只能将认识引入歧途。四十年代中期,老舍明确表示过:“我对已发表过的作品是不愿再加修改的”[(19)]。五十年代重新出版《骆驼祥子》、《离婚》等作品时,却都作了重要的(并非如作家所说的仅仅“删去了不大洁净的语言和枝冗的叙述”[(20)])的改动。老舍去世后,家属整理遗稿时发现他曾经对《四世同堂》作过一些修改,但没有改动几章就又中止了。修改,显然是为了重新出版;中断,想必是意识到难以或者不愿意那样修改下去。面对着上述种种误解与非难,让他如何修改,又怎样才能达到重新出版的要求呢?恐怕这才是他谢绝出版文集的根本原因。从不改到修改,再到不改或者不知道如何修改才是的蛛丝马迹的轨迹中,不难触摸到他内心深处因为不被人们理解,所产生的压抑与困惑——看来,他始终没有从这样的苦恼中摆脱出来。这对于一位具有鲜明的创作个性与自觉的艺术追求,并且已经取得光辉成就的作家说来,该是何等痛苦的折磨!其中又包含了多少值得好好总结的经验教训,老舍自沉于太平湖自然是个巨大的悲剧,几乎贯串于他的整个创作生涯的这类惶惑苦闷,难道不也具有深刻的悲剧意味吗?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老舍,就这样地成为一个有待认真探讨的课题。

   进入新时期以来,原先存在过的偏见逐步消解,人们对于老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与热情:他的作品新的版本的繁杂[(21)],改编成影视剧数量之众多[(22)],以及读者观众反响之强烈(形成了所谓“老舍热”),在现当代作家中都是少见的。与此同时,研究者对他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他的创作的丰富内涵,他在文学史上的杰出贡献等,也多有新的发现与比过去高得多的评价。这十多年来,老舍研究在现代作家研究中可能是最为活跃,进展最大的。人们从不同方式贴近老舍,进入他的艺术世界,品味感悟他的艺术独创性;也就是说,正在全面深入地重新认识这位作家。而通过今昔评价的对比,可以清晰地看到彼此间观念上分歧之所在,以及产生那些偏颇的主客观原因。如今已经是可以较为正确地认识老舍,总结这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的时候了。

   二

   老舍反复强调过:“感谢‘五四’,它叫我变成了作家”[(23)],点明了他与“五四”的密切的内在联系。他的确在很多方面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产儿,并一直忠诚地继承发扬它的优良传统。比如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感时忧国”的情思,“为人生”的平民文学的宗旨等。他还以直接来自生活、来自口头又经过锤练加工,生动悦耳,简明有力,富有魅力而又深入浅出的文字,把五四白话文学所要求的语言革新,推向新的高度。不过,这里要着重分析的,是他始终坚持了“五四”的思想启蒙的传统;这可能是正确认识老舍,与解开过去那些分歧的死结的关键所在。

在正式开始文学创作之前,老舍就申述过这样的心愿:“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蔽,与象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24)]表明他最关注的是民族的文化心态精神面貌,包括它的落后与新生。随后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又说:自己选择了“对人与事的一种惋惜,一种规劝”的态度。并且解释说:社会众多成员的“糟糕是无可否认的。我之揭露他们的坏处原是出于爱他们也是无可否认的”[(25)]。作为一位爱国主义者,他深知民族精神上的种种痼疾的严重危害,并把对于民族成员进行广泛的思想启蒙教育,作为自己创作的根本任务。他说《二马》“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对于小说中的不同人物“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26)]。寓言体小说《猫城记》,以猫人象征古老衰败的中华民族,大声疾呼国人在民族生死关头快快猛醒过来。《二马》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猫城记》则与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张天翼的《鬼土日记》相似——它们都是以“改造国民性”为题旨的代表作。《离婚》、《牛天赐传》、《四世同堂》中的这一题旨虽然不像前两者那么集中专一,仍然以重笔浓彩描绘并鞭挞民族心态中的种种弊端。作家还借《四世同堂》中一位在敌伪统治下从事抗日活动的志士之口,陈述这样的愿望:“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除清了自己的垃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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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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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1996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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