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骏:认识老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4 次 更新时间:2016-04-13 10: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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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骏  
……扯着小闷雷似的嗓子喊‘打倒资本阶级’。把天下所有的坏事全加在资本家的身上,连昨儿晚上没睡好觉,也是资本家闹的”;“打着(英)国旗的守旧党,……拼着命喊:‘打倒社会党’,‘打倒不爱国的奸细’。把天下所有的罪恶都撂在工人的肩膀上,连今天早晨下雨,和早饭的时候煮了一个臭鸡蛋,全是工人捣乱的结果。”还有《猫城记》里把政党称为“哄”,即把“大家联合到一块拥护某种政治主张与政策”一概视为胡闹瞎起哄——这样的逗趣,不仅失之庸俗无聊,而且在表明对于政治的厌恶的同时,暴露出对于政治的无知。这些都是败笔。而从根本意义上说:一方面,除了《西游记》等个别作品穿插的一些幽默文字外,中国文学历来缺少幽默的传统,外来的英国绅士式的幽默虽然在诙谐俏皮中有时也显露出尖刻的思想锋芒,但追求闲适、超然、“费危泼赖”的取向,又无法照搬过来,也难以为中国读者所理解接受。另一方面,幽默艺术如何为现代中国灾难深重、斗争激烈的社会现实服务,如何与严肃的文学题旨结合得好,更是决定它能否存在的首先需要解决的课题。鲁迅就是以“‘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为前提,对当时提倡幽默表示很深的怀疑[(113)]。这也是他对老舍的幽默持保留态度的主要依据。所以幽默作为这样一个全新的艺术课题,对于中国现代作家来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创作实践上,比之悲剧艺术、正剧艺术、与同属喜剧范畴的讽刺艺术,都要困难得多。现代中国作家很少涉足这一艺术领域,更少取得成功,幽默艺术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也的确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原因都在于此。这也决定了献身幽默艺术的老舍,不可能一帆风顺,而需要为之付出艰巨的努力。早在二十年代末,朱自清敏锐地觉察到老舍的幽默笔墨与作品的内容题旨不够协调,指出《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都有一个严肃的悲惨的收场,但上文都有不少的游戏的调子”,两部小说“没有一贯的态度”;在他看来,“‘发笑’与‘悲愤’这两种情调,足以相消,而不足以相成”[(114)]。已经触及问题的症结。三十年代中期,随着社会形势的日趋严重,自身对于幽默艺术作了反复的探索与实践,又总结了《猫城记》的得失,作家自己也意识到其中的矛盾:“时局如此,而我又非幽默不可,真是心与手违;含着泪还要笑,笑得出吗?不笑,我又不足得胜!”[(115)]面对这样的两难境地,他也有点不知所措了。所以,从深层的意义上考察,他的一些失误是可以理解的,人们的一些批评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需要辨析的是,上述的那些弊端决非老舍幽默的全部内容,更不是它的主体与精华之所在;它们大多是些外在的现象与枝节性的问题,并且逐渐得到纠正克服。当年的不少批评,连同作家的一些自嘲自责,多有片面性与简单化的毛病。老舍的幽默,不仅仅是制造些笑料,更不仅仅是为了逗乐;这些都不过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主要是方式和形式而不是精神与实质。他明确说过:“不管别的,只管逗笑”,“是滑稽”,是“闹戏”;“假若幽默也可以分等的话,这是最下级的幽默”,因为它“只为逗笑,而忽略了——或根本缺乏——那‘笑的哲人’的态度”[(116)]。前面提到的那些,大多不妨归入“最下级的幽默”,而他所追求的则无疑是这种“‘笑的哲人’的态度”,即相当于“哲人”的含有深意的“笑”的那种高级的幽默。在为幽默作出理论的界定时,老舍强调它“首要的是一种心态”。具体地说,幽默的人“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往大处一想,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于是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这也就是上述的“‘笑的哲人’的态度”。从这样的基本人生观念出发,处处都会发现“世人的愚笨可怜,……世上最伟大的人,最有理想的人,也许正是最愚而可笑的人”;同时懂得作为人类的一份子,“他自己也非例外”[(117)]。“看透宇宙间的种种可笑的要素,而后用强烈的手段写画出来”而能“引人发笑”者,为幽默[(118)]。所以,老舍认为“嬉皮笑脸,并非幽默;和颜悦色,心宽气朗,才是幽默”,幽默的心态应该是“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119)]。总之,他把幽默视为“看透宇宙间的种种可笑”的人生哲学的艺术表现。不管这样的诠释是否完全科学,能否普遍适用于古今中外的其他幽默作品,但毫无疑问是关于他自己的幽默的最具权威性的说明,揭示了它的真谛之所在。这样的思路与界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幽默艺术。

   老舍在谈论自己的创作时,喜欢同时提及自己的生活阅历,并且以后者来解释前者。“我自幼贫穷,作事又很早”,“在写‘老张’(指《老张的哲学》)以前,我已经工作过六年。”在这个过程中,“碰的钉子就特别的多,就成了中年人的样子”[(120)]。开始创作时,他觉得从生活磨炼中得到的这些“经验自然是极有用的”[(121)],那些“初期的作品……写出(了)我自己的一点点社会经验”[(122)]。这些生活阅历与社会经验确实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创作取向,包括从一开始就倾心幽默的选择。“自幼贫穷”,使他深切体会到生活的艰辛与世态的炎凉,当他从社会底层深处打量整个世界,更能看到其中的黑暗与不公,包括可笑与矛盾。“作事又很早”——1918年他还不到二十岁,就走上社会,先是小学校长,1920年擢升为北郊劝学员,管理整个北郊地区的小学与私塾。以世俗的标准衡量,这可以说是平步青云,少年得志。迅速改善的物质生活,使他从原先的生活重压下松了口气[(123)]。但对于这位来自社会底层、血气方刚的青年说来,一方面工作不断碰钉子,又耳闻目睹了更多的丑行与黑幕,精神上感到前所未有的苦恼。另一方面每月“有百十块的进项而工作又十分清闲”,又为了摆脱内心苦闷,学会了“烟、酒、麻雀(麻将)”,不知不觉地开始陷入周围那种庸俗生活的泥潭。1922年经过大病中的严肃反思,他毅然辞去劝学员的职务。这既反映出他极端厌恶原先的工作与生活,也表明了他渴望有一个充实完好的人生。在随后的两三年间,他到南开中学等新式学校任教与北京教育会这样的革新机构工作;一度信仰过基督教,热心于中国教会的自主活动;业余努力学习英文;到英国教书;直到开始文学创作,一步一步地留下了紧张寻找新的人生的坚实脚印。六年里这些既有成功也有挫折的经历,使这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于喜怒哀乐的浮沉中,饱尝生活的甜酸苦辣,洞察人情世故的方方面面,即“看透”了一切,已经相当通达而且圆熟,形成外圆内方的性格。当他用现代理性观照检验自己和周围的生活,更是“由事事中看出了可笑之点”——在开始创作之前,他比实际年龄更早地进入“中年人”的阶段,对于生活已经抱着“‘笑的哲人’的态度”,形成“和颜悦色,心宽气朗”“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了。第一部长篇《老张的哲学》,写的正是他担任劝学员期间那段早已令他极端厌恶的生活经历与社会经验;紧接着的《赵子曰》是作家在“五四”以后的一些时代青年身上“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后的作品[(124)]。其后的《二马》、《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直到晚年的《茶馆》、《正红旗下》等最富有幽默情趣的作品,无一不是在表现与调侃那些“愚笨可怜”、“可笑”的众生相。即使是《老字号》、《断魂枪》、《黑白李》那样的幽默情趣不浓的作品,也仍然是描绘在他看来不无“可笑”之处的世态。马克思认为“我把可笑的事物看成是可笑的,这就是对它采用严肃的态度”[(125)]。这些作品,这样的幽默,正是如此。因此不能笼统地用庸俗无聊、“言不及义”来概括,而是象作家所说的,往往“通于深奥”,具有严肃的命意和值得深思的含义。这是老舍的幽默艺术的主要价值所在。它们虽然不是从政治的角度切入生活,具有鲜明的战斗性,或者直接配合革命斗争的作用;但同样触及客观存在的一些社会矛盾与人们普遍存在的一些精神弱点,同样是在催促旧的灭亡与新的诞生,因而与民族解放、现代化的时代要求相一致。加上这些作品大多具有寓庄于谐、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功能,更容易受到不同阶层读者的欢迎,进而扩大了新文学的阵地与影响。联系这些事实,再来回顾当年的批评,不难发现它们大多没有充分领会老舍幽默艺术这些深层内涵,而失之简单粗暴了。此外,也正因为在进入创作之前,老舍对于社会人生已经抱有幽默的态度。他首先是个“幽默的人”,写作出幽默作品应该说是十分自然、甚至势所必然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受到那么多的误解与指摘,自己也曾多次放弃过,却又总是很快“返归幽默”,孜孜不倦地耕耘于这个艺术领域,并以《离婚》、《正红旗下》等佳作,为开拓提高现代中国的喜剧艺术,作出至今仍然无人能够比拟的重要贡献。

   所谓“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如果指个人的愿望认识与客观世界的实际之间的矛盾,是有道理的,世上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实现自己的所有“企图”。但将个体生命溶入社会群体与整个历史,他们的“企图”只要是正确的,终究会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逐步实现,因而并不总是“根本矛盾可笑”。从这个意义上说,“世上最伟大的人,最有理想的人”同样不会是“最愚而可笑的人”。所以,认为世人都“愚笨可怜”,有很大的片面性,这种认识绝对化了,以致“看透”整个人生,还会趋向悲观。老舍并不否认这一点:“您看我挺爱笑不是?因为我悲观”;“幽默的人只会悲观,因为他最后的领悟是人生的矛盾”[(126)]。在介绍英国作家沃波尔的“幽默者‘看’事,悲剧家‘觉’之”的论断时,又发挥说“我们细心‘看’事物,总可以发现些缺欠可笑之处;及至钉着坑儿去咂摸,便要悲观了”[(127)]。在他看来,不只他个人如此,而是幽默与悲观之间普遍存在着内在联系。他把幽默视为悲观的产物;是它的一种审美方式。他的作品也清楚地表现出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象短篇小说《开市大吉》和《抱孙》:前者描写几个江湖医生合伙开办医院,不择手段地欺骗病人,一些病人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实为敲诈的所谓治疗,双方都把人命视同儿戏。后者叙述急于抱孙的婆婆和亲家妈根本不懂科学常识,一味给怀孕的儿媳(女儿)增加营养,又把给新生婴儿“洗三”的习俗视为不可或缺的大事,结果将母子两人折腾致死。有声有色的文字和热闹有趣的情节,使两篇小说如同相声、闹剧般引人捧腹大笑。但前一篇提示贪婪与愚昧正在杀人,后一篇写出愚昧无知如何吃人,触及的都是极其严峻沉痛的题旨。这些作品,不只是所写到的那些“愚笨可怜”的具体事例,更在于看不到任何改变这些状况的可能性的黯淡前景,使人感到可怕甚至恐怖。“热”中透出彻骨的“冷”!短篇小说《柳家大院》写的是大杂院里的一出悲剧:公公、小姑、丈夫三人活活将“长得象搁陈了的窝窝头”的小媳妇折磨得上吊自尽。与涉笔成趣的幽默相伴的是“看透”世间一切的沉痛诅咒,使人深感生活之阴冷。晚年的《正红旗下》,因为作家思想认识的进展,塑造了福海这样很有活力的新人形象。与那些硬塞进作品的外在的积极因素不同,他是作家从生活深处挖掘出来的,成了老舍作品中少有的亮点。但就整体而言,小说中的旗人社会仍然是“一汪死水”,看不到任何前途。仍然是在“强颜为笑,以笑当哭”。从世界文艺史的实例来看,幽默诚然往往与哀怜、悲观相伴。契诃夫最初以安东沙•契洪特的笔名写过不少幽默故事,后来的作品也多幽默的情趣。他所描绘的小市民的卑微心理与庸俗习气,以及周围恶浊的生活氛围,除了令人发笑,更多的还是让人感到压抑,字里行间迷漫着淡淡的悲剧意味。鲁迅曾经指出过马克•吐温的作品“在幽默中又含着哀怨”[(128)]。另一位幽默艺术大师卓别林的影片,可以令观众从头笑到尾,却又始终看不到那个逗人发笑的主人公有改变不幸处境的任何希望,从而使人们感到悲哀。不过相比之下,老舍作品中的悲观绝望的色彩最为浓厚,他的幽默始终抹不掉苦涩辛酸的味道,不管如何逗笑,实际却很沉重。这是现代中国多灾多难的社会现实决定的,也是老舍个人艰辛痛苦的生活经历决定的,是他的幽默的一个特色。我们自然可以不赞成老舍的这种悲观情绪。但他不仅是认真严肃的,而且往往是极其沉痛的。如果把这样的幽默视为浅薄,浅薄的倒是我们自己了。

他的幽默所蕴含的悲剧意味,与他的现实主义所塑造的悲惨世界,源于他认知生活的同一结论。但他那本色朴素的、冷峻严酷的现实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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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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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1996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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