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骏:认识老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0 次 更新时间:2016-04-13 10: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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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骏  
认识上有了明显的进展,——这才与老舍一再陈述过的自己与北京的特殊关系相称,也才能充分揭示老舍创作中的文化底蕴。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正红旗下》是一次集中而深入的旗人文化省察”,它“写旗人文化很满,大可补有关民俗学材料之不足。……有明确的‘展示文化’的意向和为此所需的从容心境。甚至不妨认为这小说的主人公即‘风习’。”[(56)]而这样的“文化省察”,“展示文化”,以致以“风习”为主人公的艺术取向,以及由此酿成的“京味”,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大的如《四世同堂》。这部近百万字的长篇,讲述北平沦陷后,中下层市民惶惑,偷生与抗争的苦难历程。旅居他乡异域(先是重庆,后是美国)的作家,怀着对于故土与父老乡亲刻骨铭心的思念焦虑,用重笔浓彩渲染勾勒北京的一年四季的自然风光,年代悠久的人文景观,市井巷里间的人情世故与风俗习惯,把故都的外在风貌,市民群众的内在心态,与他们的过去与现在,再加上作家无尽的乡情乡愁熔铸为一体。古老而渴望新生的北京及其子民们,有了这些真实生动的艺术画幅,得到永久的保存。小的如《离婚》中的一段话:“北平能批评一切,也能接受一切,北平没有成见。北平除了风,没有硬东西。”短短二三十个字中,浓缩着古老北京多少悲欢离合的生活内容,与从中酿造出来的人生经验,同时又举重若轻地,以北京人特有的俏皮含蓄的口吻、清脆利落的京片子,道出了对于这种陈旧的文化积淀的责难。老舍作品中无所不在地洋溢于字里行间的,还是这种地道浓郁的“京味”!这也是别人至今仍然难以企及的。的确没有比“京味”更能确切地说明老舍创作所特有的文化意蕴了。

   “京味”之于老舍,还包含了满族素质与旗人文化的内容。老舍是满族,隶属正红旗。近现代的中国社会,在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持久而且广泛的反满、排满的潮流,使满族成员有意无意地回避,掩饰自己的民族身份。老舍也不例外,而且反映在他的创作中。写于三十年代的《小人物自述》与写于六十年代的《正红旗下》,都是取材于作家家庭的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但正如作品的题目所显示的那样,前者只字不提主人公“我”是满族,是旗人,后者则紧紧扣住而且竭力渲染这个事实,以致被人视为“一次集中的深入的旗人文化省察”。当然,不管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克制回避,既不会改变作家自身的满族素质,也不会根绝作品中旗人文化的内涵。《小人物自述》仍然散发出旗人文化的浓烈气息:五十年代初,于是之扮演《龙须沟》中的程疯子,他在分析这个人物时,根据作家的描绘,断定是个旗人;近年也有人指出“《老张的哲学》中的洋车夫赵四,据小说提供的描写,应是破落旗人”[(57)]。虽然这方面的专题研究尚未展开[(58)],但已经揭示我们,从这样的角度进入老舍的艺术世界,可以发现在“题材、风格、手法、韵味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番有别于汉族及其他民族作品的文化气象”[(59)]。不仅可以更多地发掘出作品中的满族文化的内涵,而且能够看到老舍为创造现代满族文学的建树,与这种文学特有的民族素质和文化特征。

   抓住“京味”这一特点,注意其中满族的、旗人的精神素质,就会充分认识老舍创作丰富深厚的文化意蕴。

  

   思想启蒙的题旨,与着重地从文化的角度审视描绘社会人生的创作取向,还直接影响老舍对人物的刻划与对他们的态度。除了明确地属于敌对阵营者以外,包括老的与少的、旧派的与新派的、保守的与前进的都在内,他大多不是采取人们在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那种直接了当的褒贬抑扬的态度,而流露出复杂、含混、不无暧昧、矛盾的心态;涉及伦理道德、品行操守方面的人文评价时,更是如此。并不是说,作家没有是非的标准或者自己的爱憎;问题是读者从这些人物形象中感觉到的,往往不是简单明了的肯定或者否定,旗帜鲜明的颂扬或者唾弃,有时还是不同于“五四”以来一般新文学作品中固有的思想情绪与价值判断。这是老舍创作的又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他受到批评的又一个焦点。

   老舍写得最为出色的,当数那些守旧落后的老派市民。如老马先生(《二马》)、张大哥(《离婚》)、牛老者(《牛天赐传》)、祁老人与祁天佑父子(《四世同堂》)、与《茶馆》、《正红旗下》那些急遽破落中的旗人。作家生动地写出了:不管他们活得何等有滋有味,自得其乐地沉湎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在现代理性的光照下,他们的所作所为,喜怒哀乐,包括他们最引以为乐、引以为荣的,往往是极其愚昧荒唐的。他们是时代的落伍者。从古老的文化积淀中滋生出来的保守、怯懦、因循苟且的处世哲学,使他们活得卑微,使周围的生活发霉发臭,还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前进。作家对此作了嘲弄与揶揄,看出了也写出了他们必然被时代淘汰的历史命运。但与此同时,作家又总忘不了渲染他们的正派善良:他们或者诚笃忠厚,或者热情仗义;也总是他们,道德品性的完善反而超出了周围的人群。这些人物也因此大多具有可爱的一面。虽然间或也有可怜可厌之处,却大多并不可恶,更很少令人憎恨的。作家即使是在斥责、鞭挞他们,也仍然抹不掉内心深处的脉脉温情。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60)]老舍写到这些人物时,虽然一般都采用了幽默的笔调,也产生了一定的喜剧效应;但读者在嘻笑之余,总会从中咀嚼出悲剧的意味,有时后者反而比前者更为浓烈,令人久久难以忘怀。这种悲喜兼有的艺术效果,表明作家并非只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形成老舍的这种心态,以及他的作品因此取得这样的艺术效果,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缘于他的文化选择与道德评价。这方面,短篇小说《老字号》与《断魂枪》很有代表性,它们都截取个别小人物平凡的日常生活的小小片断,反映时代的变迁。前者写的是在日益资本主义化的污浊的社会氛围里,一向恪守着义重于利的“君子之风”,讲究从容、尊严的“官场大气”的老字号三合祥绸布店,竞争不过唯利是图、把买卖做得如同“变戏法和说相声”似地弄虚作假,靠着诸如“一年倒有三百六十天是纪念大减价”之类的欺骗手段,获得暴利的新式字号天成绸缎店。老字号忠诚的伙计深感“世界确是变了”,“也晓得,昔年的光景,大概是不会回来了;这条街只有天成‘是’个买卖”,却又不胜留恋这样的“光景”,不惜“一人干五个人的活”,力求将老字号多维持一段时间。在作家的笔下,相对着物欲横流的丑态恶行,老字号雍容高雅的气度,显得格外纯净美好;还赋予这个注定要消亡的“光景”,以世外桃源式的诗情画意。《断魂枪》更充分地表露出作家的这种心态[(61)]。故事发生在“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的年代里。“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等现代文明及其伴生物纷纷闯进中国的大门。曾经以“五虎断魂枪”威震一方的镳师沙子龙,意识到“他的世界已被狂风吹了走”。于是,镳局改成客栈,他不再在人前显露自己的武艺。不管别人如何恳切地向他求艺,他也以“那条枪和那套枪(法)都跟我入棺材,一齐入棺材”,加以拒绝。唯有当“夜静人稀,沙子龙关好了小门,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而后,柱着枪,望着天上的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叹一口气,用手指慢慢抚着凉滑的枪身,又微微一笑,‘不传!不传!’”他之所以这般矜持、孤傲,是因为那支枪和那套枪(法)代表了昔日的光荣,与自己的全部价值、尊严以至于整个生命融为一体了——他对它怀着至死不渝的忠贞,它也只能为他个人所独占,两者共同地远离不再属于他们的纷扰俗世。沙子龙宛如一个坚定虔诚的殉道者。作家珍惜他的这种操守与品德。超越了一般的惆怅伤感,作品传出的是深沉的人生感叹[(62)]。整篇小说,特别是上面所引的结尾,因为渗透着这样的情愫,而笼罩在诗意葱茏的氛围之中。这样的作品,都强烈地表现出作家思想感情上的这种倾斜。老舍曾经作过这样的自我剖析:面对着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恶劣现象”,“我拿‘人心不古’——虽然没用这四个字——来敷衍”[(63)]。我们诚然不能太把这句话当真,似乎他真有如此陈旧的观念。“敷衍”两字,足以表明这更多的是他对自己一时找不到正确答案的自我嘲弄。不过,《老字号》的确给人类似这样的感觉;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他创造的艺术形象中,对于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中的某些组成部分,有时也的确流露出深切的亲近感与难舍难分的依恋之情。

   就整体而言,老舍笔下年轻一代的形象,写得不如旧派人物丰满。但其中的一种类型值得注意。他们同样生长于封建宗法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却又接受了一些新式教育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薰陶,还浮光掠影地从中摘取片言只语、行动举止装点自己。他们丧失了老一代的淳朴与热诚,却承袭了前辈的怯懦与苟且,还沾染上市侩的庸俗习气,成为轻浮自私的公子哥儿。作家习惯用漫画化的笔墨描绘他们,于夸张中嘲弄他们的可怜可鄙。他在谈到《赵子曰》时说:“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小说是“在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64)]。可见他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把他们视为“在解放与自由”的浪潮中的“严重而混乱”的社会现象,并且作为“笑料”来讽刺奚落的。随后的一些作品继续这种“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的调侃。如《离婚》中的张天真和马克同,《牛天赐传》及其续篇《天书代存》(未完)中的牛天赐和赵老师等。这些人都是些废物。但他们以“新人物”自诩,有的还满口革命辞藻,要“共”“资本老头”的“产”,或者自称是“马克司的弟弟”,实际却又是一味追求享受,依仗着父辈钱财,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65)]《四世同堂》中第三代中的老二祁瑞丰,是这类人物中最为可耻的一个。他原本还不过是贪图享受的无聊小人,北平沦陷不久,便受不了困苦生活的煎熬,甘心充当连敌人也看不起的小小帮凶。老舍是把他们作为“新人物”来写的。在揭露他们身上的“旧”的同时,以更多的笔墨挖苦他们的“新”;与对待那些善良敬业的旧派人物相比,他更鄙薄这样的“新人物”,表现出思想感情上的另一种倾斜。

诸如此类的取向与倾斜,在短篇小说《黑白李》中表现得最为全面而且典型。黑李白李兄弟两人,长得宛如孪生般的“极相似”,“可是对任何事的看法也不一致”:“黑李要是古人,白李是现代的”,无处不形成鲜明的对比。但他们又十分友爱,当黑李得知密探正在追捕献身革命的弟弟,毅然装扮成白李,因此遭到捕杀;劫后余生的白李,继续从事“砸地狱的门”的革命活动。小说中的“我”一再申述黑李“确是个好脾性的”,“太厚道了”,“我太爱老(黑)李”了,死后也仍“留在我心中活着”,无时无刻不流露出深情与敬意。与此同时,“我”却认为白李“这个人,叫你一看,你就觉得他应当到处作领袖。每一句话,他不是领导着你走上他所指出的路子,便是把你绑在断头台上”。他与“我”谈话,“不大愿意和我多说”的神情与“不屑于对我笑的劲儿”,使“我有点不舒坦”,处处点染出他那锋芒毕露、颐指气使的轻狂浮嚣的神态。小说还专门让他们家的车夫王五具体对比了各自的为人。王五认为二爷(黑李)是“主人”,四爷(白李)“简直是我的朋友”:“在这老热天,我拉二爷出去,他总设法在半道上耽搁会儿,什么买包洋火呀,什么看看书摊呀……叫我歇歇,喘喘气”;“四爷就不管这一套,多么热的天也得拉着他飞跑。可是四爷和我聊起来的时候,他就说,凭什么人应当拉着人呢?他是为我们拉车的——天下的拉车的都算在一块儿——抱不平。二爷对‘我’不错,可想不到大家伙儿”。通过这些对比,的确写出了旧派人物与新派人物、安于现状的保守者与变革现实的革命者的原则区别。小说表明了黑李的善意并不能给劳苦者多大帮助,如同《骆驼祥子》中那位曹先生,单纯的好心终究救不了祥子。但对他的为人显然怀着同情与好感——一字一句,都在轻轻地抚慰着这颗善良宽厚的灵魂。小说也点明了白李才给劳苦大众指出解放的道路,他自己也冒着生命危险投身这一事业。对此,作家自然是肯定与赞扬的。但象一面宣扬“凭什么人应当拉着人”的革命道理,一面又坦然坐在车上,“多么热的天也得拉着他飞跑”的行为,总不能说是对于车夫的体贴关怀。特别是象老舍这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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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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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1996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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