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骏:认识老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0 次 更新时间:2016-04-13 10: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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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骏  
刘四与其说是个资本家,不如说是旧社会所谓的“混混”。在不短的时期里,他赏识祥子的忠厚勤快,对其多有照顾,孤身一人的祥子也把车厂视为可以暂时栖身的“家”。但当刘四一旦发现虎妞祥子间的暧昧关系,认为丢了自己的脸,立即连女儿都赶出家门。虎妞死后,已经落魄的祥子,有一次发现自己车上的客人是刘四,“他轰的一下,全身热辣辣的”,立即把刘四撵下了车,把“自从娶了虎妞之后所有的倒霉一股拢总都喷在刘四爷身上”,还兴奋地认为“战胜了刘四便是战胜了一切。……随你老头子有成堆的洋钱,与天大的脾气,你治不服这个一天现混两个饱的穷光蛋!”这样的渲染,不禁使人联想起鲁迅对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揶揄。所有这些情节,包含了阶阶矛盾的内容,但都不是政治经济的对立关系,而是文化精神的冲突。文化视角,文化剖析与批判,是老舍创作的又一个重要特色。由此展开的生动多彩的艺术画面,以及包含其中的深刻命意,都是这位作家的独特创造。

   前已提及,茅盾说过自己不怎么同意“《赵子曰》作者对生活所取观察的角度”[(40)]。这两位文学大家“对生活所取观察的角度”的确很不相同。把老舍这样的重在透析文化内涵的写法,与茅盾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和反映,对于人物形象及人际关系的刻划作些对比,有助于进一步把握老舍创作的这个特点。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代表作,所用力描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经济、政治的、物质生活方面的利害关系,连同军阀混战、党棍政客的欺诈压迫、工商业经营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竞争并吞,还有帝国主义的军事入侵、经济掠夺等等,与作品中各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直至整个命运的悲欢浮沉,都是始终直接地、密切地联结在一起的[(41)]。在他的笔下,经济活动、政治事件等都不是稍作勾勒的时代背景,而是具体描写的内容,构成人物形象的有机部分——正是由此展开一幅幅场景,建构一段段情节,上演一出出悲剧。茅盾也因此成为现代中国文坛“社会剖析派”的创始者与最杰出的代表[(42)]。这就是他们两位“对生活所取观察的角度”,即各自的着眼点与用力处最大区别之所在。事实上也正是这些截然不同的处理,突出地显露出茅盾之所以是茅盾,老舍之所以是老舍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为了再进一步说明问题,还不妨具体设想一下:如果由茅盾来构思一部反映二三十年代北平人力车夫的悲剧命运的长篇,又将会如何落笔呢?毫无疑问,他会着重地从正面揭露车厂老板对车夫的残酷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制。但又决不仅止于此。联系他肯定鲁彦刻划人物形象时,能够写出“工业文明打碎了乡村经济时应有的人们的心理状况”;并把这样写的作品称为“我所最喜欢的几篇”的事实[(43)];再联系他自己的《霜叶红似二月花》,故事就是围绕着新式轮船在江南乡镇河道作商业性运营,在社会各阶层引起种种生活变动(首先是彼此间物质利害上的冲突)展开的实例;可以看出作为“社会剖析派”的代表代家,茅盾总是特别重视经济生活(有时直接指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在整个社会历史变动中的决定性作用,包括对于作品人物性格、命运的深刻影响,并且习惯从这样的角度审视、把握生活现实,选择题时,编织情节,——因此估计他不会放过二三十年代北平开始出现电车之类现代交通工具,并逐步取代原始落后的人力车这一重大变革,给人力车夫生计带来的严重打击,从而写出他们悲剧命运另外的社会底蕴与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也只有如此,才能充分展现茅盾的创作才能!很显然,那将是一部完全不同于《骆驼祥子》的作品了。[(44)]作为艺术创造的成果,两者各有特色,也可能各有短长,但不能相互替代,也不一定能够分出高低。

   茅盾喜欢高层建瓴地审视、把握社会现实及其历史动向,又擅长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切入生活,剖析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然后总搅全局地将它们再现在自己构造的艺术世界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的评价中所提倡的创作原则来衡量,他的作品的确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做到“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有的还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通过艺术形象,还有力地证明了“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著名论断。作为“一面镜子”,他的作品缀合在一起,可以看作是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半个世纪里“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45)]。这些,都是茅盾作为一位革命现实主义作家的杰出贡献。其中,也的确有老舍难以媲美取代之处。何况,一般说来,着眼于社会剖析的茅盾的作品,比注意文化批判的老舍的创作,还具有更为鲜明的政治倾向与更为激进的思想题旨,进而发挥更为直接、强烈的战斗作用。在普遍地把文学视为阶级斗争的有力工具的年代里,相比之下,人们更推崇茅盾式的作品,是事出有因的。而老舍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未能得到充分的评价,也能在这里得到部分的解释。

   进入新时期以来,当人们从文学必须或者唯有为政治服务的狭窄标准中摆脱出来,以较为开阔的眼光与较为宽泛的要求,鉴赏衡量文学作品时,对老舍的创作也开始了不同于过去的认识与评价。尤其是八十年代中期兴起“文化热”以后,更是惊喜地发现其中包容着多么丰厚的文化底蕴。这不仅极大地激发人们从新的视角进入老舍的艺术世界,而且由于较为符合作家的创作意图与艺术构思,能够较为准确把握作家的初衷与作品的含义。比如贯串于他的全部创作的充满了人文关怀的思想启蒙的题旨,那些不一定涉及政治经济大事的文化描写的思想价值等艺术魅力。这些,都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往所谓的老舍作品思想性不强的责难。而且,当我们从较为开放的文学观念出发,还会发现着重从文化层面上描绘人生,揭示社会问题,不一定必然削弱作品的积极主旨。当年,茅盾在对“《赵子曰》作者对生活所取观察的角度”,表示“个人私意也不能尽同”的保留态度以后,紧接着说明“在老舍先生的嘻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得了他对生活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46)]即使是政治上不无模糊混乱之处的《猫城记》,同样饱含着这样的灼热情思——面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他从必须重铸民族精神的角度,陈述自己的爱国救国的主张,字里行间响彻着“中国人,你再也不能这样苟活下去”的恳切呼唤。这难道不是一个全民族都必须严肃思考的重大政治课题吗?文化的视角有时还能给作家(相应的也给读者)开拓广阔的视野,取得较单纯从政治上着眼深远的思想效果。《四世同堂》中对与祁老人一家为邻的那位日本老太婆的刻划,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她与作品中那些为非作歹的日本侵略者不同,是一般的平民,亲人战死于这场侵华战争,自己也活得艰难。她的内心深处逐渐萌生怀疑、反对战争的念头,开始同情中国邻居们的不幸与抗争,并且朦胧地意识到他们和自己都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尽管她仍然遭到大多数邻居的误解以至于敌视,但正是她把“日本投降了”的消息,作为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喜讯,告诉给周围的中国人。作家不是简单地依据政治界线,把这个人物置于敌对的一方,也不是通过外在的政治行为(比如中国当局强制的战俘教育),使她变敌为友;而是从她的日常生活中,包括与胡同里中国邻人交往时发生的心灵碰撞中,捕捉她的困惑与苦恼,写出她的复杂的精神世界——一个日渐觉醒的灵魂。老舍是在对日本民族进行深入的文化剖析与严厉的道义遣责时,在那些出于愚昧盲从、甘心充当战争炮灰者中间,发现良知的闪光,才塑造了这个人物形象的。他自己的父亲是在抗击八国联军的战斗中牺牲的,而且据说正是死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直到六十年代初创作话剧《神拳》(又名《义和团》)时,作家还郑重表白:“不管剧本写得好坏,我总算吐了一口气,积压了几十年的那口气!”[(47)]他对帝国主义的确有深仇大恨。这个日本老妇的形象,有力地证明他又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有人指出有关的描写“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划分得清清楚楚”,“把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连在了一起”,这个艺术形象“价值无穷”[(48)]。当时的老舍还不可能是政治上自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但清醒的文化审视的确把他推上很高的思想境界。这些描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马克思主义的如下论断:“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49)],“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50)]。从文化层面上观察,描写生活,并没有妨碍作家写出如此深刻的政治命意!具有如此深意的日本人形象,在我们的反映抗日战争的作品中,又有几个呢?能够写得这么生动真切的,恐怕更是绝无仅有的了。据说“日本的有识之士给了它(《四世同堂》)很高的评价,其中本岛与志雄先生的一句话最有代表性,他说:《四世同堂》是全(体)日本人必读的书。”[(51)]恐怕这首先也是文化层面上的共鸣与认同。所以,当我们不是以抽象狭窄的政治尺度,而是着重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衡量老舍的作品,将会对其中的深意及其思想价值艺术价值有新的认识,而且从保留、责难转为肯定与赞赏。

   四

   这里,还有必要专门探讨一下老舍与北京的关系。因为,对于这一课题前后不同的理解,很能说明人们对于他创作中丰厚的文化底蕴的认识是如何由浅入深的。

   老舍总是怀着深情表白自己与这座城市无法分割的密切关系:“它是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它的“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北平”;[(52)]以致“不能把这些搁在一旁而还有一个完整的自己”[(53)]。他还从理论上作为一般规律论述过“自幼生长”之地与作家创作的关系:“它的一切都深印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对于它能象对于自己分析得那么详细,连那里空气中所含的一点特别味道都能一闭眼还想象的闻到”;即使只是存留在追忆中,也仍然是“准确的,特定的,亲切的,真能供给一种特别的境界。这个境界使整个故事带出独有的色彩,而不能用别的任何景物来代替。在有这种境界的作品里,换了背景,就几乎没了故事”。[(54)]他以狄更斯、威尔斯、哈代、康拉德等人为例说明这种普遍性现象,其实更多的是夫子自道。一个特定的地域与一个作家及其作品亲密无间到如他所说的这般地步——进入作家的血脉与心灵,渗透作品的字里行间,编织成形象,凝聚为韵味,以致没有北京就没有了老舍与他的作品——在中外古今的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

   “北平的地方那么大,事情那么多”,老舍又进一步说明:“我所知道的那点只是‘我的北平’,而我的北平大概等于牛的一毛”[(55)]。具体分析一下,他对北平的确又有情有独钟的方面。北京曾经是好几个封建皇朝的京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大批的王公贵族作为遗老遗少,仍然留在此地。本世纪的一二十年代,还是北洋政府所在地。但老舍所写的,并不是作为帝王之都的北京。北京历来聚集着来自各地的大批文人雅士,成为文化的中心。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近一个世纪来,一直成了新旧文化激烈交锋,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冲突的主要场所。二三十年代的人文科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中,“京派”也是独树一帜的。但老舍的笔下,涉及文化之都的北京的也不多。他写得最多也最为出色的,是那些居住在大杂院里,奔波于街头巷尾的平民百姓,尤其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贫民,与恪守传统的所谓老北京。通过他的画笔,这个原本灰色暗淡的社会角落,与粗俗平庸的社会群体,散发出艺术的光彩,而且变得富有诗意;他也因此赢得了“市民诗人”的桂冠。

本文开始时提到过:商务印书馆最初的广告中已经指出老舍擅长“叙述一班北平闲民的可笑的生活”这一特点。此后,与北京的密切关系也一直是评论老舍作品时经常涉及的内容。不过在很长时期里,一般都把这归结为作品的选材即写些什么,对于问题的认识也就停留在相当肤浅的层面上。“五四”以来,很有一些喜欢取材于自己熟悉的特定地域的作家,还有不少同样以北京为题材的其他作家的作品;但在他们与所写到的地域之间,不一定存在见诸老舍作品中的那种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他们所给予读者的,也没有老舍作品中包含的那么多关于某个地域特有的诗请画意与深厚意蕴。把这仅仅归结为题材问题还不能充分说明老舍创作的这一特色及其突出成就。相比之下,近年来用“京味”概括他的这一特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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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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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1996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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