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兴泽:四重意识:老舍五六十年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 次 更新时间:2016-04-13 10: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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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兴泽  
既然是作家意识的分裂,那么,这个被分裂者就不会如此痛快地接受这种分裂,既不甘心被埋没在隐潜的角落,也不甘心与其他意识形象平分秋色。分裂的痛苦和进行的艰难更使他在不断地弱化角色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强化作家意识。只要条件允许,作家意识就会迅速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主导意识走向。于是我们看到, 1956 ~1957年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作家的老舍挺起高昂的头颅,为争取作家的权力、为争取作家创作所必须的时间奋力抗争,并且看到,虽历经磨难却又不甘屈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又传出隐韧沉深的心声。

   作家老舍思想意识发展的极致是理论家的老舍。

  

   现论家老舍处在老舍意识王国的最深处。他常常在其他意识被热情催动着四处奔波、艰难跋涉显得懈怠,或碰了许多钉子、吃了许多苦头之后,才从重重包围中显露出面孔。

   理论家的老舍与作家的老舍的区别,不只是思考对象和表现形式(理论文章和作品)的不同,主要是思维机制不同。一般说来,作家的思想在感情的波涛中浮动着,并在浮动中时或被角色意识和公民意识掠去,甚至被同化,表现出与之相近相同的走向——当他以作家的身份出面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或就某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时,表现出某种随意性、浮浅性,过分强调感情对于创作的作用,而这感情,又常常掺杂着公民尽责报恩的因素。作为理论家,其思想机制始终被强健的理性支配着,不仅有效地控制着感情,避免感情冲动造成随意性和浮浅性,而且有力地排斥着外力干扰,使思想机制始终在冷静沉稳的轨道上行进。因此,无论介绍经验,还是就某些理论问题发表见解,无论是长篇论文,还是三言两语,大都不受外力左右,也不因自己一得一失而走极端。这种心理情势中,他始终保持着艺术家的个性追求。

   思维机制不同,也决定了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作为一个作家,他更多的是从创作这个角度认识问题,思考更多的是如何提炼题材,塑造人物,选词造句,谋篇布局等细节问题、技术性问题。即使涉及基本理论,也以其是否有益于创作论得当与否。如关于生活和创作的关系问题。他从创作实践中体会到,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充分发挥艺术想象,才能下笔有神。作为理论家,他的思考大都在理论深层进行,所思所论大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没超出熟悉生活、塑造人物的范围,但立意却深远得多。他的目的是由此深入解决重要的理论认识问题。当他从此入手进行思考时,他对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的理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只强调深入生活,而且提出,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熟悉什么写什么,写与自己相宜的、与自己的情感体验相接近的生活。差别虽然微妙,却很重要,前者受制于外力,后者具有较明显的个性色彩。而且思考的基因和目的也发生变化。他显然基于这样的认识:创作是自由的天地,写什么、怎么写是不能强迫的,即使提倡,从理论角度看,也差强人意,也是对作家创作个性的忽视,对作家写作“私生活”的干预。其目的,则是理顺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纠正公式化、概念化弊病,张扬创作规律,倡导被践踏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繁荣创作。这是着眼于全盘的思考。

  

   当然,不只是两个意识形象的分歧,也是四个意识的分歧。由于种种不同,形成了不同种种。这种种不同和不同种种就形成了建国后老舍文学思想的四重奏。

   需要说明的是,其一,这种对立分裂是相对的。实际上,老舍的意识世界是个矛盾统一体。四重意识虽有区别,但这区别并非一线切开,泾渭分明。四个老舍之说,只是强调老舍思想意识的矛盾性、多重性。其二,四重意识在老舍意识王国的地位并不相同,对老舍文学思想的影响也不相同,其主张的可信度也不相同。诸多不同均因时因事而定。如建国初期他主要是以公民身份接受新鲜理论的影响,60年代前后则主要是理论家意识左右着他文学思想的延伸,因而建构起与建国初期不相同的理论体系。在四重意识中,“角色”对老舍思想建构的影响较弱,且可信度较低。他提倡的不全是他信奉的,信奉的不全是他提倡的,尤其1957年以后,多属这种情况。他以公民的资格思考文学问题,虽然情绪激昂,喊声震天,但随意性即兴性太强,对认识老舍思想理论的意义不很大,有些不足为据。他以作家的身份思考理论,时而精譬,见解独到,时而偏颇,囿于一端,须区别对待,去芜存精。最可信赖的是理论家老舍的言论。严肃、认真、冷静、科学,受干扰最少,始终保持着理论个性,是老舍文学理论中最有价值的内容。不过,时常被淹没,须认真辨认方能把握;更可惜的是,老舍主要不是以理论家的身份出现在文坛上,真正的理论思考并不太多,因而建国后老舍的思想理论从整体上看,显得瘦小。其三,四重意识间的影响是双向的。因上面的分析是自浅而深,故谈及影响,侧重于自上而下,由浅对深,略去了下对上、深对浅的影响。其实,理论家对作家、作家对公民、再对角色,这样的影响同样强烈。且不说,公民意识对角色意识的影响使其在报告演说中常常提倡尽职尽责,缺少官样;也不说作家意识作用于公民意识,使其看到作家的特殊性,不忘发挥作家的特长,用特殊方式尽职,并且作家意识还远距离地传递、影响到角色意识,使后者常常对各种头衔表示厌烦,呼吁减少事务性活动,保障作家的创作时间;单就处在意识深处备受压抑的理论家意识的影响而言,不仅影响着作家意识的走向,使其不断摆脱流行口号的束缚,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创作,而且进而影响到公民意识和角色意识,不仅使公民意识渐渐淡化,而且最终把他从角色沉迷中唤醒,从而渐渐把角色的桂冠当作随取随弃的假面,没有被角色异化——变成述而不作的文化官僚。正是由于理论家意识的作用,才使老舍不断地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性,没有完全随波逐流被时代舆论大潮淹没。其四,这种作用与反作用,影响与反影响,使老舍的思想理论跌宕起伏,摇摆不定,时而脱轨越位,搁浅在理论的浅滩,时而长驱直入,把住理论的命门。由此构成了建国后老舍文学思想的矛盾运动。建国后老舍文学思想的发展与变化,调整与组合,正是四重意识交错演奏的结果和外现。

   说到底,老舍思想意识是一个混合体。无论是一分四还是四归一,无论是影响与反影响,还是作用与反作用,都是分析认识的需要。如是而已。

  

   关于四重意识的演奏过程,我已在动向描述中做过说明,这里要说的是,四重意识所留给人们的启示,或更确切地说,从分裂的制动机制看,为什么同一个老舍在同一时期或对同一问题会有不同的思想意识?或许可以说,人们的思想意识每时每刻都处在变化之中,此一时,彼一刻,彼此不同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在30年代,老舍的文学思想还处在形成发展阶段,却能保持一致,即始终执着于除掉罩在文学艺术头上的假面,揭橥艺术女神的真实本质,左翼文学思潮那般强烈冲击都影响不动他,20年后,他已步入“知天命”之年,有相当的经验教训做坚强后盾,却又如此轻易地接受外来影响,改变思想理论体系,而且,老舍一向以守诚敬一著称,但建国后思想意识多重性、矛盾性伴随始终,十几年间动摇不定,为什么?为什么?

   寻找个中原因并不困难。首先是时代原因。建国后政治运动频繁,“五大战役”之外,还有若干小风波,每场斗争都把许多人斗倒斗垮,连为人民写作的权利都被剥夺。在阶级斗争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情况下,人要想取得生存和写作的权利,就要随机应变,用不同的“面孔”应付不同的场合——敷衍。老舍最反对敷衍。但他不得不象《离婚》中的老李那样敷衍,由此造成意识多元走向。其中自然带有消极因素,但也有积极成分。他的意识分裂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意识深处还保持着自己的个性意识。这就是理论家的老舍。正是由于个性意识存在,才造成矛盾和痛苦,才备就几副面孔供应酬用。没有自我意识,便不会有应酬的意识。因而应酬本身就是成熟、真诚敬一的表现。老舍是在矛盾飘忽的假象掩盖下真诚守一。当然,这也是相对的。

   老舍思想意识的分裂还有个人的原因。 这不只是说, 倘若老舍象30年代那样甘于寂寞冷落,不如此奔忙于政治事务,不戴如此多的头衔,则他就不会有那些真诚的或违心的官腔官话,不会有那些无可奈何的讲演题词纪念文字,不会根据某种外在的要求做某些必须做却不愿做的事情,他的思想意识也就不会多重分裂,起码不会有角色的意识形象。但老舍偏偏具有很高的政治热情,他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要以不同的身份应酬不同的场面——说不同的话、写不同的文章,他要考虑自己言行的影响和后果,这就很难贯一。所以才有如此多重的矛盾和分歧。

   现在,姑且改造和套用流行的说法,将人的意识分作本我、自我、超我、无我四个层次,对老舍的四重意识作援征性说明:文化官员意识相当于“无我”——当他作为文化官员而著文立论时所生成的公而忘私的思想意识;公民意识相当于“超我”——当他作为普通公民而著文立论时所生成的超越自己只求尽职尽责的思想意识;作家意识相当于“自我”——当他作为作家而著文立论时,他不能不想到如何发挥自己的才能写出好作品,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思想意识;理论家的思想意识相当于“本我”——当他作为理论家而著文立论时,他要按照自己的本意思索和表达自己对文学问题的认识和见解的思想意识。显然,即使经过改造,这样的套用对应也很不严谨。因为人的思想意识复杂而混沌,是难以用几个简单的层次划分说明解释的。老舍建国后的思想意识更是如此。

   注释:

   〔1〕《我还要努力学习写剧本》,载1954年《戏剧报》9月号。

   〔2〕《要为目前的政治任务写作》,载1951年10月27日《新民报》(北京)第八版。

   〔3〕〔4〕《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载1952年5月21 日《人民日报》第三版。

   〔5〕陈震文、石兴泽:《老舍创作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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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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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哈尔滨)1996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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