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美 古世仓:老舍与中国革命论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 次 更新时间:2016-04-13 10: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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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美   古世仓  
老舍当然有他艺术家的痛苦,他只是一个有自己独特创作个性的作家而远非政治家,他甚至不懂政治。他写作考虑的问题已经由自己能把握的“好不好”变成了很难、甚至不能把握的“对不对”(注:老舍《为人民写作最光荣》,《老舍全集》第14卷。)。他积极表态,“我要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我得忘了我是有二十多年写作经验的作家,而须自居为小学生,从头学起”(注:老舍《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老舍全集》第14卷。)。老舍逐渐由新中国的歌唱者痛苦地演变,成了对他实际不甚懂的政治和各种现实政策的“应声”者、表态者;由与革命结缘,到与政治结缘、与政策结缘,这一系列的快速转变,使作为杰出作家生命的创作个性已日益难及了。只有在政治革命相对松驰的有限年月里,他才能获得主体自由的生命空间,才给当代和后世献出了像《茶馆》这样的撼世之作,形成了自己及当代文学创作奇突的高峰。太遗憾的是《正红旗下》未能完成的大惨痛,以及后来的“一切”就真的那样发生了。“老舍之死”或许是这个作家最后的自我确认?或许同时又是一直虔诚地追赶时代、追赶革命、多方主动拉近自己与革命的关系的“老舍们”终于得到的公众确认?!

  

   “老舍之死”,联系着“老舍之魇”。作为一个沉重的人生句号,它是认识老舍的又一个起点,也是认识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视点。从这里我们也许能认识老舍之路的边界,并从中获得重要的启迪。

   “历史时时在那儿牺牲人命,历史的新光明来自地狱”。“不必鼻一把泪一把的替他们伤心,用不着,也没用”(注:老舍《新韩穆烈德》,《老舍全集》第7卷。)。这是老舍的心声,面对历史的无情,老舍曾以他如此的冷静,如此的达观告诫过自己的主人公。综观老舍一生,如前所述,一系列噩梦般的体验曾紧紧地纠缠咬噬着他。一个是祥子、月牙儿们如何被不公平的世道驱赶到野兽之群成为非人;另一个是沉浮中的市民社会和它的知识分子以及整个中国,如何在艰难的蜕变中缓慢地建立起现代国民精神和国民人格;再一个是急剧变革中的社会动荡怎样使懦弱、蒙昧的国民变成疯狂、颟顸的自我毁灭者。对于这第三个噩梦,老舍解释说:“猫人的糟糕是无可否认的。我之揭露他们的坏处原是出于爱他们也是无可否认的。可惜我没给他们想出办法来……即使我给猫人出了最高明的主意,他们一定会把这个主意弄成个五光十色的大笑话;猫人的糊涂与聪明是相等的”(注: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老舍全集》第16卷。)。“孤高”的老舍,在这样的社会中,作为体验者、表现者、批判者和时代社会全部重压的承担者,都曾试图寻找到解决矛盾之道。老舍在他自己各种样式的作品中,着力思考和表现的,正是与这些噩梦相牵系的我们民族在现代走向中新的主体建构问题。成为人、成为现代人、成为现代国民,这就是老舍思考的原点与归宿。作为现代文化人,他一方面深感民族的老大愚弱而神往民族的新生;另一方面又为古老文明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式微表现出沉郁的担忧。激变的时代纷扰,造成了作家社会价值判断的艰难。特别是在旧的矛盾充分暴露、新的出路又尚渺茫的灾难深重的过渡时期,面对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老舍,也包括大多数的现代文化人,已很难从五四时代那种比较单一的线性联系中去把握这个时代。老舍说“作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有多么不容易啊!五千年的历史压在你的背上,你须担当得起使这历史延续下去的责任。”(注:老舍《参加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会感言》,《老舍全集》第14卷。)这就是老舍的焦虑和承担。作为一个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家,作为一个有强烈发展意识的现代文化人,老舍以鲜明的历史感,用“变”去反叛“不变”;但对于一个有深厚道德情感的艺术家来说,他又不能不格外关注伴随历史的变革而出现的非人性。老舍并不因为发展需要付出高昂的人性代价而否定发展,他从来都没有丧失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化人所需要的理性;但又总不忘从情感道德层次对现代化表示关注,期望传统中人性美的一面能融汇到现代化过程中。这是完整的“老舍的寻找”。抗战曾给他带来民族文化精神再造的自信;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有计划建设现代国家的实践给他带来狂喜。在一个时期里,他有理由相信纠缠自己大半生的噩梦已经过去,光明终于到来了。人们常常在黑暗面前保持冷静,因为这是他们生命中早已习惯了的。人们也有理由在突然的光明面前晕眩,因为这是他们自己曾参与创造和热切期盼过的。老舍也不例外。

   发达的意识形态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现代以来,人们已经生活在各种关于世界的解释之中。新中国永无休止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是新政权在全国范围建立革命意识形态的过程,是把每个人及其思想都建构到革命队伍和意识形态规范中的过程。老舍在这个时期遇到的,是鲁迅在30年代所遇到和经受的。但鲁迅在30年代能够以抗争而获得社会批判者自由身份的社会政治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了。经历30年代,至40年代在解放区完成的革命政治对文学艺术的建构模式,已经成为经典。这个在政治革命的对抗环境中建立起来的经典模式,也被放大为新中国在国际对抗环境中的经典模式。革命政治对“民主主义作家”的统一战线时期结束了。但与茅盾等更多懂得一些政治的老作家在这一时期中不再写作不同,与沈从文等躲不开革命、又“对政治无热情”的作家放弃写作去改行不同,也与解放区作家进城后已经不能表现政治重心转入城市后的现实生活不同,老舍不仅热情地投入这场思想改造运动,而且成为这一文学贫困时期的高产作家。这除了老舍的多才多艺,他作为伦理—文化型作家,对政治的理想化理解也是重要的原因。在老舍这个现代文化人的意识里,无论他受到过多少西方社会思潮的影响,国还是家的延伸而非个人的共同体,国格还是人格的集中与升华。老舍的政治理想中有一种典型的出之于忧国忧民的民本主义价值标准。他在40年代就借《大地龙蛇》中的人物之口说出,如果政治“要真能像孟夫子那样,一张口,就是:‘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也未必不可以干”。老舍的人本、民本伦理观既是他早年远离政治因此远离革命的重要原因,也是他热爱新中国的重要原因。在他看来,新中国正是传统民本政治理想的实现。这也是他在“胡风反革命集团”、“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反右”等一系列意识形态整肃运动中、在“大跃进”中所写的那些表态文章的基本心理基础。也因此,在无尽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虽被来自解放区的一些作家和文艺工作的领导视为改造对象,他也痛感于文艺界的不真诚、不团结;但他一直都把自己当作新中国的主人,爱党、爱社会主义。他一直都不得不努力追赶这个时代。这正是老舍悲剧、时代悲剧的一种人性基础。

   “文化大革命”只是这种革命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在革命不断被纯洁化、神圣化的过程中,革命已经被怪诞地建构成了圣人与圣徒的事业——时代的宗教。一切普通的、真实的历史,和其中也必然存在的个人恩怨都已可能成为罪证。一切历史都必然会有错误,甚至所有被意识形态需要所指认的“错误”都会成为罪恶。“又红又专”的“拔白旗”早已使所有文明人类都在坚守的最后底线都被践踏了。革命已经成为没有任何前提,当然也就不计任何后果的迷信与唯意志的狂热。这就是1966年8月23日老舍所面对的噩梦,他再一次直接而又有些突然地进入“老舍之魇”。噩梦重回,老舍重游“猫国”,“毁灭的手指”已指向他所珍视的文化的毁灭。但这一次老舍是被迫置身事件中的人,这是他的国。死,对于老舍,正像他笔下的那些自杀者一样,无须过多的思虑,顺理成章。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老舍之路的边界。那是“外圆内方”的老舍的“内”,是他的限度。超过了这个限度,他必定“守正不移”(注:对此,吴小美、古世仓《老舍个性气质论》(《文学评论》1999年1期)已在文化殉难的意义上作过论述。)。

   当我们回首老舍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时,时代已走向理性。这是老舍终生都期盼而不曾遇到的。历史的事实已沉重地表明,作家的创作自由正是文学艺术的生命。这是革命本身就应蕴涵的内容。再要说革命的政治要尊重和保护这种自由都已经是陈腐的了。作家当然需要去了解、理解政治,《茶馆》和《正红旗下》(未完)深沉的历史理性,就有老舍自身思想认识变化的因素。但老舍曾经对现实政治保有的清醒理性、老舍得自人生生命体验的发现,同样对我们有深长的警醒和警示的意义。人的生命尊严、人面对生活一切问题的现代理性、现代国民人格与现代国家国格的统一,和“学真知识,用真本领”的基本立场,在今天已经远不是过去人们用以批判老舍的罪状之一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所能解释得尽的了。伟大人物和他们的思想,常常“隔代相通”。近代以来的中国不得不革命,“告别”不了革命,但急剧的革命毕竟只是社会变革的极端形式,流水不断的革新才是永远使人类自新的常态。我们需要老舍,自然也需要老舍所倡导的“学真知识,用真本领”。在历史的教训中,我们应该、也可以进一步看到老舍们智者的焦虑和勇者的承担,看到百年来沉重的革命任务给众多文学者承载了那么多非文学的“使命”,从中获得警示。革命,是正当的,但政治上的愚蠢和失误招致的生灵的苦难,也是必须重视的。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规划01JB75011—44008项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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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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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04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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