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美 古世仓:老舍与中国革命论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 次 更新时间:2016-04-13 10: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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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美   古世仓  
到新大学的“革命”教育,都做的是“出窝儿老”的奴才训练或无所不为的造反训练,都跟“学真知识,用真本领”的国民人格训育相差甚远。在这种决非无可争议之处的表现中,老舍所置重的仍然是新的国民人格必须以真的知识和本领垫底。他认为在新旧冲突的时代,光明决不是那些瞎混的人所能追求得到的。

   国以民为本,国家的状况要由国民的状况决定,要由国民来改变。使国民成为人、能够健康生活、有人的尊严与现代国民应有的人格,担当起改造中国的责任,是老舍国民人格重建的重心,也是老舍与革命认同的重要方面。与不断表现他的理想人物和市民社会下层的苦人们跟生存环境苦苦周旋、奋斗、失败、沉沦的命运相一致,老舍也在不断地表现着市民社会的知识者在生活原则的新与旧之间坚韧的突围、挣扎、且战且走的命运。《离婚》中的老李、《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等都是市民社会知识分子中有真知识真本领、而且有思想、有国家观念、不甘于凡庸但又不能改变凡庸的环境、也很难逃出凡庸现实的人物。他们都厌恶市民气的凡庸低俗,在工作与生活等同于热闹与无聊的奔忙且敷衍的环境之中,保有一种高傲独立的知识者精神。但常常不是他们改造凡庸的生活,而是凡庸的生活改造了他们。这样,老舍就不只是从灰色的生活中去发现市民社会人生悲剧的根源,而是也从市民知识分子自身精神的灰色中去探寻悲剧的原因和实质。这种灰色不可能从内部打破,而必须整个从新作起,“打破地狱”。当祁瑞宣在不断搅动的内心风暴而非实际的反抗中挣扎时,真正“打破地狱”的却是来自地狱的邪恶力量——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占领,和亡城中人真正面对的亡国灭种的现实。在祁瑞宣生活的后半段,人、家、国的关系紧紧地缠绕为一体,救国才能保家,真正有国家观念、家庭责任的人才能担负救国的责任。整个市民社会都在变动,祁瑞宣自身也投身到整个民族抗战的洪流之中。经过抗战的洗礼,市民社会求生存的凡庸已显示出原来没有认识到的力量,它虽然以其封建性、宗法性、落后性和保守性融入黑暗的现实,却也以其求生存的坚韧而融入民族国家求生存的光明之中。这样,老舍在抗战时期不仅以祁瑞全(《四世同堂》)、孟良(《鼓书艺人》)等塑造得并不十分成功的形象直接表现了市民知识分子的投身革命,而且也以祁瑞宣包括早期的老李的挣扎和难以突围的生命体验,反映了要拯救中国就不得不革命的客观现实。我们有理由认定这是老舍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中的闪光点。

   以新国民的人格做事而建立一个新国家,是老舍改造社会的公式。其中隐含着老舍面对现代中国的现实时突出的国民—子民心态。它既显示了老舍与革命认同的独特性,也表明了老舍与革命认同的限度。写出生活的血与肉是现代文学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在这个新与旧裂变的时代,国民与人子的冲突前所未有地突现出来。老舍是继巴金之后,这一观念冲突最突出的表现者。老舍的特点在于,与他的那些“吃的是糠,而道出来的是仁义”的人物一样,“对于一切负着责任:前五百年,后五百年全要管”(注:老舍《何容何许人也》,《老舍文集》第14卷。)。因为“新旧相通,才能产生新的而又是民族的东西”(注:老舍《可爱的成都》,《老舍文集》第14卷。)。因此对一切都以谨慎务实的态度来看待和取舍,将自己紧紧地与人情世态的酸甜苦辣联系在一起。“文化的深处时常并不是在典章制度之中,而在人们洒扫应对的日常起居之间”(注: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三联书店1985年版。)。正因为老舍真正深入到了苦难生活的底蕴,他也“不敢浪漫”。善恶对比是老舍创作基本的人物组合方式。旧式人物的好品性与他们保守的心态相辅相成,他们只有自己的生活而不知有国家,生命沉浮于生活的惯性之中,只求暂时做稳了顺民、奴隶,本能地抗拒着生活的变动。这些在痛苦的生活经验中获得的智慧有其天然合理性,但又是现代中国出于理性与民族图存的需要都急须改变的现状。凡庸的生活中的善与恶本是生活的常态,但在现代中国的民族危机中那种“善”已变得廉价,而恶必然会成为国家民族的祸患。老舍说“假若圣贤是道德修养的积聚;汉奸却恰恰的相反——是道德修养的削减”(注:老舍《四世同堂》,《老舍文集》第4卷。)。这是老舍衡量善与恶的基本尺度。在现代公民规范缺失的中国市民社会,传统道德尤其显示着重要的意义。这正是老舍创作中超历史主义价值尺度的道德主义价值尺度。老舍对五四争取自由解放的时代精神缺乏足够的理性与情感认同,从而对现代中国社会制度变革这一根本问题缺乏理解,对以暴力革命改变社会制度这一解决方式持谨慎的观望态度。这显然限制了他审视现代中国社会的思想高度,甚至对于新的革命伦理的理解还停留在市民意识的层面上。凡此,又局限了老舍在表现了中国不得不革命的现实的同时,却又停留在了社会文化批判的层面上。从长远来看,老舍对市民社会庸常人生的文化批判和社会历史批判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都是中国革命的现实所铸造出的优秀成果,是中国革命于社会政治革命之外,在人的精神觉醒、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方面的重要收获。

  

   在跨越新旧中国两个时期的文学生涯中,老舍由对革命持警惕态度、远离态度,到积极投身民族革命洪流、歌唱社会主义新生活,最后却“碰死在了所讴歌的理想上”(鲁迅语)。老舍的生命行程就包含着老舍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解答式。

   满民族出身是老舍这个作家长期远离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从戊戌到辛亥、“五四”的成长时期,他已在家庭生活的沉沦中饱尝了民族沉沦的酸楚。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沉沦,既是华夏历史上的一个噩梦,也是满民族历史上的一个噩梦。从辛亥革命到北洋军阀统治结束的这一时期,北京旗人社会的下层逐渐沉沦到市民社会的最底层,小商贩、洋车夫、巡警、佣工、艺人、妓女成为下层旗人主要的职业类型(注:关纪新《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每一次社会的动荡都使他们成为承受灾难最重的人群。这个被革命的历史所淡化的事实却是老舍成长期最沉重的生命体验。老舍说“我很孤高,特别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自十七八岁到二十五岁,我是个悲观者。”(注:老舍《我的创作经验》,《老舍文集》第15卷。)老舍既以得自生命体验的“孤高”来抵挡生存境遇的刺激、戕害,也以“孤高”而形成对生存境遇的反省与认识。这就形成了他一生中都得去逼视“那么黑的一片”(注:老舍《小人物自述》,《老舍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版本同)。),就是从《小人物自述》到《正红旗下》,从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先后25年的时段里,老舍在创作全里程中一直试图直接完整地表现,而又一直没有能够得到完整表现的题材。老舍是个“经过了生活的酸甜苦辣的,深通人情世故的人”(注:胡风《在文协第六届年会的时候祝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年》,《老舍和他的朋友们》,三联书店1991年版。),在他的生命体验中“有许多人是神经过敏的,每每以过度的感情看事,而不肯容人”(注:老舍《谈幽默》,《老舍文集》第15卷。)。赵园以“梦与真”解释《微神》所表现的老舍初恋噩梦(注:赵园《老舍<微神>的梦与真》,《中华文学评论百年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从老舍表现其生命体验的角度来看,在表现革命方面有失误的备受争议的《猫城记》,也可以当作老舍以过去的噩梦来观照现实的一次并不成功而又意味深长的试验。老舍这个长于从市民社会下层人物的生命体验中反映现实和批判现实的作家,自己早期的生命体验一直是他把握表现对象的基础,这其中就包括他噩梦般的满民族沉沦的体验。

   市民社会下层的穷苦生活体验和由此形成的对社会秩序的置重,也是老舍长期疏离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像老舍这样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作家是罕见的,而像老舍这样身受家境沦落和同一国度内民族地位沦落之苦的作家更是仅有的。“当初我干吗活着?怎样活着来的?”成为老舍的“天问”。他甚至能在一条“骨头全要支到皮外”癞狗身上“看见自己的影子”(注:老舍《小人物自述》,《老舍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版本同)。),这种穷苦生活的体验与生活中丧失秩序的恐惧紧紧缠绕在一起。从八国联军进京、父亲战死、家中两次遭到洗劫、幼小的老舍也差点丧命(《正红旗下》),到辫子兵兵变、民国改元(《小人物自述》),每一次的变乱都使市民社会经历一次疯狂的洗劫和生活的沉沦。这种记忆,总使老舍偏向从“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注: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老舍全集》第16卷。),使老舍这个“做事人”对五四时代学生运动的第一印象仍然是“乱”——天台公寓中大学生的乱与混(《赵子曰》)、学生打老师(《大悲寺外》);对于二三十年代国共两党的内战也统名之为闹“哄”(《猫城记》),是“各祷神明屠手足,齐抛肝脑决雌雄”(注:老舍《赠友人》,《老舍旧体诗辑注》,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老舍的这种体验既是他接受一批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影响的个性基础,也是他长期对革命保持距离的内在原因。如同狄更斯、康拉德、梅瑞狄斯、萨克雷、威尔斯等作家,“常常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伟大揭露者,另一方面,又是阶级调和的幼稚探索者”(注:宋永毅《老舍:纯民族传统作家——审美错觉》,《走向世界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老舍这个北京市民社会最伟大的表现者和最执着的批判者,对这一生活世界的深入体认和彼此的血脉相连,既成就了他,也局限了他。

老舍从来就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当然更不是一个只有“小市民见识”的“市民作家”。他是一个带着市民社会烙印的现代文化人、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家、深沉博大的爱国主义者。当抗战的烽火燃起、民族面临毁灭的大灾难时,老舍毅然抛家舍子投身到民族战争的洪流之中。这是“勇于担当”的老舍一生中,继以文学创作融入目标广泛的中国革命进程以后,第二次巨大的人生转变。这一转变在方式上是决断的、义无返顾的。从此,老舍与革命政治的距离便大大缩小了。“抗战改变了一切”(注:老舍《我怎样写通俗文艺》,《老舍曲艺文选》第33页,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版。),他才真正接触了国共两党的政治人物,也真正卷入到了政治之中。但在很大程度上,他被卷入到政治之中倒是因为他反抗黑暗、热衷于抗战而又没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政党色彩;因为他“非常欢喜交友,最能合群”,“包在谦和的言行里面的是舍己的胸怀”、“守正不移”(注:胡风《在文协第六届年会的时候祝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年》,《老舍和他的朋友们》,三联书店1991年版。)。这一转变,也是“寒苦出身”的老舍在新中国建国后毅然从美国回国的根本原因。老舍说他“自动地热爱这个新社会”,“我渴望把自己所领悟到的赶紧告诉别人,使别人也有所领悟,也热爱这个新社会”(注:老舍《生活,学习,工作》,《老舍全集》第14卷。)。这是老舍欣喜的心声,他此后的写作也一直起着这种引领以至示范的作用。这个反抗黑暗而长期寻找不到光明的作家,欣喜地发现他曾控诉的社会不公在新政权下得到了迅速的改变,“祥子”与“月牙儿”们有了新的生活出路;他曾寄希望于由古道热肠的侠客们去铲除的恶人,也被打倒了,一个一切都有秩序的生活建立起来了。总之,新政权以用“政治的力量把北京的五行八作都组织起来”的办法,解决了苦人们的生存与生活问题(注:老舍《老姐姐们》,《老舍全集》第14卷。)。《龙须沟》就是这种新旧两重天的直接反映。新旧对比,特别是对旧时代市民社会的成功表现使新主题得到了美好的阐释,这是新的时代给予老舍的新认识。全国各民族也以阶级平等的方式实现了民族平等。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在思想改造过程中,不断对自己的早年创作无休止地反省和批评。跟所有以批判作为创作要素的作家一样,“文化批判者”的老舍在一段时期沉默了。但他的多才多艺和谦和舍己,使他成为建国后“写作最勤,产品最多,造诣最高的老作家之一”(注:周扬《怀念老舍同志》,“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老舍》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在这十几年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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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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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04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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