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平:老舍小说《抓药》新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1 次 更新时间:2016-04-13 09:5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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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平  

   【内容提要】 老舍的短篇小说《抓药》是一篇形式和寓意都很奇特的作品,在双线双关的结构形式 下隐藏着一个神秘的内核:他对革命文学运动的真实态度,对当时发生的左翼文坛与“ 自由人”、“第三种人”论争的看法,对自己近期作品创作动机的表白及对于批评者的 答复。

   【关 键 词】老舍/《抓药》/自由派作家/左翼批评家

  

   《抓药》,发表于《现代》5卷1期(1934年5月)。这篇作品没有收入老舍其后自编的短 篇小说集《赶集》(1934年9月)或《樱海集》(1935年8月)中。根据老舍选文的习惯,未 收集的小说大抵因其内容涉及到个人经历与心境,时过境迁,便有意将其遗忘,类似未 收集的作品还有《小铃儿》《生灭》等。《抓药》是篇结构和命意都相当奇特的短篇小 说,这篇作品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老舍研究者们的重视。

  

   小说采用了与《黑白李》相似的双线结构,但没有一个“我”穿梭其间进行组织,场 景的转换以空行的形式作为标记。可见,作家当时尚处在短篇小说创作的试验期,表现 出文体创新的意愿。

   第一条情节线写的是青年农民二头的故事。二头赶了一个大早,进城为重病的父亲抓 药,返程快到城门口时内急,上厕所时捡到一本红皮的书,出城时被巡警当成革命党逮 捕,稀里糊涂地被关在牢中。他在牢中结识了一个难友,就是这本书的作者,他恨这本 使他倒霉的书,也因此恨这位写书的人。他们聊了起来,但二头并不懂他话里的意思。 过了几天,二头被稀里糊涂地释放了,回到家中,父亲已在两天前下葬。

   第二条情节线写的是小说家汝殷的故事。汝殷靠写小说养家糊口,青燕靠写批评养家 ,汝殷不管写什么作品,总是受到青燕的严厉批评。汝殷无奈之下便开始模仿青燕认可 的作品,不料所有的刊物都因害怕而拒绝发表。汝殷一气之下自费出版,青燕如厕时无 意间将这本红色封面的书丢失。不久,汝殷被捕。

   作品的时代印痕比较明显,起首便提到“日本兵又上齐化门外去打靶”,又写到国民 党政府的“恐红”症,当正是30年代初的事情,可以证实小说取材于近距离的观照,所 表现的是当时社会和文坛上的风风雨雨。

   二头的故事和汝殷的故事本无甚相干,交叉点在那本“浪书”(二头语)上。二头的悲 剧出自“偶然”和“误会”,他不该捡到那本“浪书”;而汝殷的悲剧也是偶然的,他 不该为和批评家赌气而写那本“红皮”的书;拨弄他们命运的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文学 氛围。

   由于二者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因此,研究者们往往各有取重。关纪新在《老舍评传 》中忽略了二头这条线,而专注于汝殷的悲剧。他写道:

   《抓药》里的所谓“文学批评家”青燕,在社会上享有一定名声,实际上并不把职业 道德放在心上,他找准一位勤奋写作的作家,一贯与其作对,连作品都不读,就屡屡给 人扣上一顶“意识不正确”的帽子,以便抬高自己的身价,简直就是文学界的“混混儿 ”。[1]

   老舍这篇小说的重点确实是在表现汝殷的悲剧,二头仅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 受害者,但仅从“道德”的层面进行分析是不够的,汝殷的创作和青燕的批评充其量是 带有“寓言”性质的恶作剧。实际上,在这两个故事下面,还有着人未言及的内蕴。

  

   “抓药”具有文本上的双关意义!

   第一层意思,青年农民二头为父亲抓药——“大夫嘱咐上怀德堂来抓,药材道地些” 。来回三十几里地,却因捡到一本红书,被关进了牢房,还害得父亲丧了命。

   第二层意思,小说家汝殷“病急乱投医”——“意识不正确”。他的作品屡屡受到批 评,着了急,盲目地追逐“革命文学”潮流,先是模仿,后是胡编,结果把自己弄进了 班房。

   两种不同形式的“抓药”,同一种悲剧的结局。如果老舍没有更深刻的意蕴企图表达 ,实际上用不着摆这个迷魂阵,绕这么大的圈子。

   我们发现,老舍的这篇小说是对当年批评界的回应,尤其是对左翼批评家的反批评。

   30年代初,老舍从英国归来后,陆续创作了《猫城记》《离婚》《大悲寺外》《柳屯 的》等长、短篇小说。几乎每有新作,都引起批评界的反响,褒扬或贬抑,意见相当分 歧。

   《猫城记》发表后,较有影响的批评是无派别批评家李长之和左翼批评家王淑明的书 评。李长之对作品所表现的社会生活的真实程度予以有限的肯定,但对其艺术形式持基 本否定态度,贬抑为“通俗日报的社论,或化装讲演”,并对作家本人的思辩和行为能 力表示怀疑。他这样写道:“小蝎是‘心理清楚而缺乏勇气的悲观者’,这是作者的一 个影子,表现在作者的一切小说中。”[2]王淑明则除了赞扬作者的讥刺艺术外,对其 人物的典型性和情节的真实性均表示否定,他指出作品中的“我”和小蝎都具有“人格 的二重性”,作者对猫城的描写“不合于事实”,“歪曲着事实”,“只是作者由于无 视客观的现实所得的主观见解”。[3]《大悲寺外》发表后,左翼批评家凤吾(钱杏邨)和自由人韩侍桁在《申报•自由谈》上打了场小小的笔仗。凤吾在《教育小 说》中指责作者“没有正确的创作方法”,宣传了“良心谴责主义”,并指出“教育小 说的作者,如果想在创作的进行上,去完成教育的意义,而采用良心谴责主义,以至把 教育问题从政治问题拉开,作孤另单独的解决,这是将终不会有出路的。”[4]韩侍桁 不同意凤吾将其归于“教育小说”,他认为这篇作品是性格小说,“作者主要的目的, 是在描写两种典型的人”,因此不论是否在“学校生活中”,“那人物和故事仍是同样 可以发展下去”,他还认为作者并没有“解决教育问题”的企图,指责凤吾的批评是“ 现今所正流行的观念论的文艺论”的表现[5]。

   同期,老舍的其它小说作品也受到批评。老舍忧喜交集,他不能不考虑如何在对垒的 文学阵营间求得生存,小说是不是必这样写,是不是也可那样写,等等。作品所表现的 小说家汝殷的烦恼,其实正是老舍当年的心态:

   创造家“汝殷”和批评家“青燕”是仇人,虽然二人没见过面。汝殷以写小说什么的 挣饭吃,青燕拿批评作职业。在杂志上报纸上老是汝殷前面走,青燕后面紧跟。无论汝 殷写什么,青燕老给他当头一炮——意识不正确。汝殷的作品虽并不因此少卖,可是他 觉得精神的胜利到底是青燕的。

   老舍当年创作势头正猛,处在风生水起的阶段,他的幽默风格和语言才能得到读者的 好评,被誉为“笑王”和“幽默大师”;然而,对于一个关注民生的作家来说,他无法 抵御来自革命文学的诱惑,毕竟那是“前进的人们”所从事着的“未来的”文学事业。 因而,他也不能对来自左翼文坛的批评无动于衷。作品这样表现小说家汝殷受到来自左 翼文坛批评后的思想波动:

   汝殷不得不另想主意了。他细心的读了些从前被称为意识正确的作品——有的已经禁 止售卖了。这使他很失望,因为那些作品只是些贫血的罗曼司。他知道他自己能作比这 强得很的东西。他开始写这样的小说。

   小说家汝殷并没有丧失自信和判断力,他有选择地接受了革命文学理论,却并不欣赏 那些革命文学作品。他开始了新的创作,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转向”,而是向批评家 “叫阵”,也许还有纠正左翼文坛“内容和技巧”方面不足的意图。老舍在这里几乎完 全据实地把《黑白李》等篇的创作动机亮了出来,这与他后来在《<老舍选集>自序》(1 951年)中的表述别无二致:

   回到国内,文艺论战已放弃文学的革命,进而为革命的文学。配备着理论,在创造上 有普罗文学的兴起。我是不敢轻易谈理论的,所以还继续创作,没有参加论战。可是, 对当时的普罗文艺作品的长短,我心中却有个数儿。我以为它们的方针是对的,而内容 与技巧都未尽满人意。一来二去,我开始试写《黑白李》那样的东西。

   然而,出乎汝殷(也是老舍)意料的是,“发表了一两篇之后,他天天等着青燕的批评 ,批评来了:意识不正确!”《黑白李》等篇并没有得到左翼文坛的积极评价,他不能 不感到困惑难解:他在作品中写了洋车工人,写了工潮,甚至写了向往革命的青年学生 ,写了壮烈的牺牲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竟还会遭到指责。于是——

   他细细把自己的与那些所谓正宗的作品比较了一下,他看出来:他的言语和他们的不 同,他的是国语,他们的是外国话。他的故事也与他们不一样,他表现了观察到的光与 影,热诚与卑污,理想与感情;他们的只是以“血”,“死”,为主要修辞的喜剧。

   汝殷的心理活动正是老舍当年心境的写照: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于大众口语和情节的 传奇性,更深知自己的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血肉关系。于是,革命文学固然心向往之,《 黑白李》等篇却只浅尝辄止。革命文学运动对他的“影响”仅限于此,也仅限于此时。

   综观30年代老舍的小说创作,可以看出一道微微起伏着的曲线,他几度舍弃幽默的特 长去追赶文坛的潮头,便是他企图有所改变的有力证明;但就总的创作倾向而言,他的 确“心中有数”。即使是在最受革命文学影响的《黑白李》中,他只能做到不用讥讽的 语调刻划白李的匪夷所思的行为举止,却无法掩饰自己的厌恶情绪,仍把传奇的笔触用 到了具有基督精神的黑李的描绘上。

   既有着这样的认识,老舍在《抓药》中也就没有让汝殷随波逐流,他毕竟还没能忘掉 幽默家的天性,于是,他让汝殷搞了一场恶作剧,看青燕敢不敢说出“意识正确”四字 ,赌注不小:自由甚至生命。小说以下的情节是老舍的神来之笔:

   他要开玩笑了,专为堵青燕的嘴。他照猫画虎的,也用外国化的文字,也编些有声而 不近于真实的故事,寄给一些刊物。

   奇怪的是,这些篇东西不久就都退回来了;有一篇附着编辑人的很客气的信:“在言 论不自由的时期,红黄蓝白黑这些字中总有着会使我们见不着明天的,你这次所用的字 差不多都是这类的……”

   汝殷笑得连嘴都闭不上了。原来如此!文字真是会骗人的东西。写家,读者,批评者, 检查者,都是一个庙里排出来的!

   他也附带的明白了,为什么青燕只放意识不正确的炮,而不说别的,原来他是“怕” 。这未免太公道了。他要戏弄青燕了。他自己花钱印了一小本集子,把曾经被拒绝的东 西都收在里面。他送给青燕一本,准知道由某刊物的编辑部转投,是一定可以被接到的 。

   这样,虽然花了几个钱,心中却很高兴:“我敢印这些东西,看他敢带着拥护的意思 批评不敢!”

   汝殷没有想到,批评家青燕自有应付之策,他绝不肯说出“意识正确”四字,只抓住 封面的颜色,从反面做文章,不但没有掉入小说家所设的陷井,反而让小说家掉了进去 。

   假如红色的书皮可以代表故事的内容,汝殷君这次的戏法又是使人失望的。他只会用 了这张红纸,厚而光滑的红纸,而内容,内容,还是没有什么正确的意识!

   汝殷因此被捕,无端地受了牢狱之灾。

从小说家汝殷的身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老舍自己的影子,只是他比汝殷更有主 见,而且更加谨慎。从艺术上讲,他不愿表现不熟悉的题材,体现了他的坚定性;从政 治上讲,他不愿过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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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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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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