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琴:从当代台湾学人笔下的老舍,管窥台湾老舍研究之特点及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5 次 更新时间:2016-04-13 09: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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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琴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台湾的报刊及学术著作中,不难发现,当代台湾学人对于有着“赤子之心”和“仁者情怀”的文学家老舍,真可谓情有独钟。

   早在五十年代,大陆作家作品在台湾尚普遍遭禁之时,台湾报刊对当时在大陆被誉为“文艺队伍里的一个劳动模范”〔1〕的老舍, 即时有评述文章。诸如《中央日报》1958年6月15 日刊登的兆佳的《老舍和朱光潜》,《自由青年》1959年9月10 日发表的苏雪林的《幽默作家老舍》等。在这些文章中,皆予老舍以极高的评价,称誉其作品“建筑于真理上,真理永久不变,文学也就万古常新”,“是上乘的幽默文学”。〔2〕

   七十年代以降,台湾学人在文学研究著述中进一步确认了老舍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贡献、地位。如李牧著《三十年代文艺论》(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3年出版),尹雪曼编著《中华民国文艺史》(台北正中书局1975年出版),周锦著《中国新文学简史》(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出版),尹雪曼著《鼎盛时期的新小说》、《抗战时期的新小说》(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出版),陈纪滢著《三十年代作家论》(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出版),林海音著《中国近代作家及作品》(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王集丛著《作家•作品•人生》(台北集荷出版社1981年出版),苏雪林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等,都以专章专节或在显著的位置大篇幅介绍论述老舍及其创作。

   在上述学术著作中,台湾学人对老舍现象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探讨与诠释。有的学人对老舍作品进行个案分析,微观审视,指出:《老张的哲学》“观察入微,人物表现又具有真实性”,“有着社会史的意义”;《赵子曰》“充分反映了五四时代学生运动和中西文化交替所造成的新旧变换的影响”;《二马》“指出了英国的所以强盛,也检讨了中国积弱的原因”;《猫城记》“以童话故事的笔调,相当深刻地影射了当时的政治与社会”;《离婚》说明在市民世界中“一切都是‘敷衍’、‘妥协’”;《火葬》“把城外抗日将士的勇敢、城内部分人民的无知,及大部分高涨的抗日情绪、敌人的残暴、汉奸的无耻,和老百姓的坚贞不屈的意志…等,凡是抗日战争中所能有的现象,作者都描写殆尽”;《四世同堂》以“白描式的手法,制造人物的形象和个性”,“在他笔下的北平市民个个显得活泼真实”。〔3〕

   有的学人对老舍作品进行类型整合,宏观把握,认为:其幽默小说“第一,鼓吹国家民族的思想”,“告诉人们要爱国,就必须切切实实干救国的工作”,“第二,主张人格教育”,借作品中人物之口道出“人格多半是由经济压迫而堕落的”,“怎样救国?知识与人格”;其抗战小说“是作者惯有的爱国情操的表现,他喜欢将人、事的善恶、黑白划分得清楚,使他们泾渭分明”,“很真实的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一般现象”,老舍把抗战视为“中华民族的大扫除”,“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他有如一个精明的外科医师,在手术台上执着一把锐利的刀子,细分善恶,良性的善以保留,脏疮恶疾则用刀加以切割”〔4〕。

   有的学人执著文学本体,偏重艺术探讨,提出:“老舍的作品是有他独特风格的”,“他的作品常带有浓重的讽刺意味,无论人物、对话都和现实息息相关”,“老舍的胸中是自有丘壑,别有其独特的天地”〔5〕;“他好说笑话,好为滑稽的描写, 在当时文学界他表现了另外一种风格,这便是现代人所高谈的幽默风格”〔6〕, “老舍在中国文坛是以他的文字的特色见解(疑为“长”字之误——笔者);这特色就是用纯粹的北平话来写小说,不止于用在人物的对话上,而是彻头彻尾”,这使他的作品“有了前所未有的个人风格”〔7〕; 老舍“以中国的文笔写中国人的生活”,“善用语言,写人,不仅使你见其形色,在眼前活跃,而且传来声音,在耳边缭绕。写事,无论复杂与简单的事,都以象是‘顺手拈来’的文词表现出来,自然而生动,予人以深刻印象”〔8〕。

   有的学人深入历史情景,注重社会批评,论定在中国三十年代文坛上,“老舍算得上是一个多产的作家”〔9〕, 其作品“对当时的社会、教育,以及所谓学者和作家,作了一次痛快淋漓的揭露和数说”;而在抗战时期,老舍的“收获仍旧是丰盛的,——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尽到了鼓舞抗战的任务”〔10〕。

   也有学人站在现代立场,给以综合评价,强调老舍“常在‘幽默’中讽刺现实,在轻松中表达深情,在‘新形式’中显示中国色彩和气派”〔11〕,“具有真正的中国风味”〔12〕,“对中国文坛影响了四十年之久,这个影响是富有积极意义的”,“绝对是一位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13〕。总之,他们是从不同视角给以总体的观照,充分肯定了老舍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和巨大贡献。

   自然,对老舍文学史地位和艺术价值的认定,必将推动老舍资料的辑编整理工作。朱传誉主编的《老舍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问世,即可作为明证。该书为系列丛书,由多册组成。笔者受条件所限,只见到其中的第一册,内收陈纪滢、王润华、高阳、韩秀等人对老舍的记述、回忆和研究探讨文章多篇,为资料和论文的复印汇编,显示了台湾学人对基础建设的重视与努力。

   进入九十年代后,由于台湾当局采取松动政策,两岸文化交流日趋频繁。随着岛内大陆作品的日益风行和大陆文学热的不断升温,台湾学人亦开始引进大陆出版的老舍作品及研究著述。如侯吉谅编《老舍》(台北海风出版社1990年出版),其内容实为大陆学人陈孝全所著《老舍短篇小说欣赏》(广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翻版,故书前所附《内容提要》中,称该书“是研究老舍的著作中别具一格的著述”。大陆著名老舍研究学者、老舍之子舒乙所编著的《老舍之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出版),“台湾方面也早就有了盗印本”〔14〕,且有多种版本。正由于有此文化、学术氛围,1994年元月大陆作家访台,台湾颇具权威的大型文学刊物《联合文学》曾作如是报道:“大陆作家协会今年组团来访,领队和团员不乏知名之士,但最受注目的是舒乙,因为他是老舍之子”〔15〕。于此亦可见台湾学人和文学界对大陆老舍亲属、研究者的格外偏爱与关注。

   对以上台湾学人笔下的老舍加以巡视,即可发现,台湾老舍研究虽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象大陆老舍研究,特别是大陆新时期老舍研究那样,“走向一条后来者居上的充满活力与生机的学术之路”〔16〕,但也自有其不可取代的独特的形态特征和参考价值。

   其一,研究方法上知人论世的传统。在中国古老的社会结构中,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因此历代文人都极为重视“为人”与“为文”的统一,在文学批评中主张“知人论世”,所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17〕。台湾学人较多地因袭这一批评方法,注重通过生平经历来阐释创作动因,把对人的品评与对文的品评相互穿插,融为一体,偏重于说明性的描述。如评析《火葬》,即结合着老舍的创作环境、心态,指出他当时身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干事”,“对于团结全国作家及抗战的文字宣传,他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因为他认定“战争是丑恶的,破坏的;可是,只要我们分析它,关心它,表现它,我们才能知道,而且使大家也知道,去如何消灭战争与建立和平”〔18〕,故而使该作“有两处很真实的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一般现象。一处是人民对于战争前后的观感;一处是部分守旧的知识分子在战争前后所表现的态度”〔19〕。这一评价确实切中肯綮,独具只眼。而在论述老舍语言特色时,则联系着他的社会经历与民族背景,指出老舍“小时就常在北平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出入,所以他对于许多实际情形知道得很清楚。他在什么样的情形下说什么话,什么样的场合中讲什么话,总是非常得体”〔20〕,再加之“他是一个旗人,而且是非常重礼节讲风度的高级旗人”〔21〕,以此对其作品中精彩的语言,给予了令人信服的诠释。台湾学人采用此法,往往著述中夹叙夹议,毫不板滞,行文颇生动活泼,可读性很强。

   其二,研究视角中开放性的眼光。近半个世纪以来,众所周知,台湾在军事、经济上长期依附于西方特别是美国,在文化上亦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巨大冲击。因而台湾学人在文学批评中,总是有意无意地以西方文学及其理论作为参照,在比较之中进行观照,取得认同。如说及《猫城记》时,即引证“英国史惠夫特(J•swift)的《高里弗游记》(Culiver's Travels)”,指出这种写法, “用笔本来可以比较自由”〔22〕。而论及《离婚》,即联系欧西文学,指出其主题“充满了一种契诃夫式的无聊或无意义”〔23〕,而人物则“很象英国狄更司小说中人物”,如丁二爷“原是个傻瓜,但他后来居然暗杀小赵救了张大哥一家”,这与“狄氏的《块肉余生记》、《双城记》、《孝女耐儿传》等书都曾有一个不足齿数的蠢人,机巧地做出一种义侠行为”极为相似,“但是狄更司小说究竟是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老舍的小说则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24〕。但是台湾学人对于中西文学的比较分析,往往只是浅尝辄止,未能向纵深掘进,可他们那闳放的眼光及独到的见解,仍能给我们以启迪和思考。

   其三,研究观念中政治偏见的阴影。近半个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社会政治制度严重对立。而台湾执政的国民党,长期推行反共高压政策,使文学失去独立品格。故而泛政治的倾向,干扰着台湾学人严肃的学术探讨,使其不能正视和公正评价老舍的一些作品,尤其是1949年以后的优秀作品。如老舍1950年创作的著名话剧《龙须沟》,分明是作者自海外归国,亲眼目睹人民政府“真给人民服务”〔25〕“不能不狂喜,不能不歌颂”〔26〕之作,通过北京龙须沟边大杂院里底层人民的今昔变化,由衷地表达了“感激政府的热诚”〔27〕。可是有些台湾学人却脱离作品实际,毫无根据地断定其“表面是对××奉承,骨子里也许是挖苦”〔28〕。老舍1959年创作的散文《猫》,分明是用人道主义眼光给猫以观照,幽默地称颂灭鼠运动“得到了很大的成功,消除了巨害”,表示“并不为猫的命运多耽什么心思”。但是有些台湾学人却望文生训,断章取义,把此篇曲解为“被中共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之时”,“用极含蓄的笔法”,“说明‘兔死狗烹’的悲哀”〔29〕。诸如此类的主观臆测,纯属无稽之谈,无疑是政治偏见使然。

   诚如汤因比所说:“每个人都处在生命长河中某个点上,他只能从短促一生的这个特别点来观察宇宙。一个人决不能摆脱他在时间——空间上所处的环境,用一个假设的上帝的眼睛在宇宙和时间之外来看待事物”〔30〕。故而作家作品,随着时代精神与风尚的变化,会在无限的阅读链条的延伸中,被不断进行再创造,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和价值。因此综合考察水平的(同时并存的)接受和垂直的(历史发展的)接受状况,就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其规律与走向。那么对台湾学人笔下老舍的流变进行审视,即可发现如下趋势。

其一,从政治偏见到艺术探索的嬗变。如前所述,当海峡两岸处于冷战状态时期,台湾学人受环境阻隔、政治拘囿,谈人论书往往牵强附会,谬误颇多。而随着两岸关系的日趋松动,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加强,随着台湾当局政策的逐渐宽松,台湾学人亦逐渐摆脱偏狭的政治束缚,把文学批评演进到本体研究的轨道,愈来愈注重对作家、作品艺术个性的探讨。如八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学人对老舍其人其文的文化品格、审美形态进行系统考察, 条分缕析, “由藩翰而窥堂奥”〔31〕。他们认为老舍“对社会基层弱势族群中的贫苦小人物深具悲悯情怀,殷望消除社会上的不公不义,更期盼国家经过政经革新转弱为强”,“他对社会革新一向热心”,“其次,他重感情,尤重亲情”。而“延安时代,中共的口号响亮,组织严密,临事勤奋,颇有新兴进步势力的气象”,因此“他自美迳返家乡”。在大陆,“中共推动社会革新,他赞成”,“写过不少剧本和小说歌颂新朝”,可是“一旦变成‘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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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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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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