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敬东:破除“方法主义”迷信——中国学术自立的出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4 次 更新时间:2016-04-12 13: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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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 (进入专栏)  

  

   方法主义是今日学界危机的根源

   《文化纵横》:中国的社会科学形成与发展有一百余年了。不过,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似乎仍然缺少有关现实生活的、有理论含义的话语。今天的一个普遍情况是,无论是站台面上有话语权的,还是在做实际的经验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好像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概念话语,更丰富、准确、深入地理解今日现实状况及其历史经验。

   渠敬东:说社会科学是一门有关经验现实的科学,倒也没错。不过,今天很多研究讲现实、说经验的时候,总带有一种漠然的眼光、冷冰冰的口吻,既不动心,也不动情,找不到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同情共感,也没有相似的命运承担。其间所谓的客观性,好像成了一种疏离感,越研究现实,距离现实就越加遥远。

   我曾经在一篇访谈中说要小心社会科学的美国化,这并不是要反对美国的社会科学体系,而是说只拿美国社会科学表面上的那套制度照抄照搬,而全然不知这样的社会科学,是基于怎样的人心和文明基础,基于怎样的社会历史变迁,基于怎样的逻辑预设而形成和变化的。不关心这样的问题,自然也不会关心我们自己的社会科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所以很多研究,研究的对象似乎不像是活生生的人,当然,研究本身也不像是活生生的人做的研究。今天很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是先把人看成机器,再用机器来做研究。

   这种情况,必然会造成你所说的“失语症”。究其原因,是因为社会科学从根本上陷入了方法主义的泥潭里,但人文学科何尝又不是呢?当哲学只剩下逻辑分析,史学只剩下材料和计数,恐怕最终也会沦于剩余学科罢。

   什么是方法主义?就是认为只要找到确当的方法,便能够发现和解析一切现实经验及其历史过程。今天社会科学更充分地表现出了这个方法论危机,而且更麻烦的是,这种方法主义的神话也已为国际学术界所尊崇,并一直严重地渗入在人文学科领域里,造成了学术整体的深层危机。

   方法主义的好处与现代社会的基本机制是相配合的。方法主义的第一个特点是明晰。从方法入手来做的所有研究,前提都是有一个明晰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任何事物只要明晰,就好懂易学,特别容易标准化。

   方法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可积累性。库恩曾讲过,在常规范式内部,我们可以不断调整范式的精微程度;有了一个现有的方法,就可以沿着原有的思路找到更精致的方法。这样的技术化,是可以层累推进的,越精致,越美妙,越会游戏化,越引人迷恋,越容易拿来自慰。

   第三个也是最致命的特点是,就是方法主义可以建立一种迷信:似乎越能够寻得一种精巧的方法,就越有信心把握住我们全部的生活经验。常规方法最容易标准化,因而也最容易与科层制的学术体制相结合,成为衡量和评价学问的尺度和准则,由此再形成一套对学问的技术治理标准。如今的科研积分、大学排名、论文指标、学生绩点这一套技术治理的标准,都是从我们对方法的迷信中推展出的系统性体制。

   第四,方法主义的影响不只是存在于学术界内部,它最容易变成纯粹的工具,权力的维续和资本的扩张都喜欢它,需要它。方法主义没有独立的人生体验和认识观念,因而内在地有一种被控制的欲望,并从中获得自我实现的快乐。方法主义的核心本质,就是调动了崇尚者最基本的一种激情:方法直接转化成工具,进而直接转化成收益,最终直接转化为“名”和“利”。

   最后也是更为本质的是,方法主义对人心的损害。方法主义的一个最大的悖谬,就是以“均值”为基础的方法,最终将操作方法的人变成均值,变成平均价格。整个世界的单极化,使得方法主义大行其道,政治、道德、人对生活的内在关切——所有这些真正能够激发人性的怀疑、热情、体验和理性的力量,对于学术研究的推动作用是越来越微小了。迷恋方法的人,把自己锁在电脑的硬盘里,去观察、解释和构想整个世界,在文字和数字游戏中让人心泯灭。以方法作为整个学术的评价尺度和思维方式的时候,人们看待世界的种种不同经验和立场之间,其实也就没有了实质差别。

  

   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远远不够

   《文化纵横》:如你所说,方法主义确实在人心、制度、学术乃至文化上构成了诸多问题,是当今社会科学的危机之源。但学者们迷恋的这些方法,据我所知大多也都是舶来品。这就涉及一个问题,社会科学家们大多都援用西方的概念来理解和分析我们自身的经验现实,你是否认为我们必须超越这样一个尾随的阶段,才能真正创造出自己的学术话语?

   渠敬东:容我先讲清楚一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差别。特别是,对于以教化的情理机制为核心来确立秩序的中国社会来说,社会亦是文化意义上的。费孝通先生在临终前写过一组小文章,认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本质来说是人文科学。这句话虽不意味着社会学可以直接等同于人文学科,但社会科学若没有人文性,不关心人性和文化,不关心人性得以敞开的各种丰富的维度,就不可能理解中国人真正的生活。费老还说过,社会科学不一定非得要确立极其明晰的概念,因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需要意会,需要体悟,需要修养。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去寻找真正能够把握中国现实生活的概念,甚至这种概念的内在气质,也需要我们从文明的传统中去领会和挖掘。

   不过,时下常见的一种批评是,我们用西方的概念来去衡量中国,就像拿一把蹩脚的尺子来度量和解释中国的现实。这种批评本身也是皮毛之见,并没有看到今天我们真正的社会生活构成其实已经是相当复杂的了。就好像中古社会的佛教是其社会的核心构成要素,那么拿佛教来理解中国人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能说单靠这样的理解是不充分的而已。因此我们要重新追问,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西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社会学科大量使用西方概念可能产生的误区,首先在于对西方的概念没有真正理解,而不是一味地去抱怨用西方的概念来衡量中国。

   中国有多样化的传统生活,不止有经学讲的那些原理,还有历史本身的不断变化;我们也有多样的现代生活,包括中国自身传统转换出的现代性和整个世界体系带来的现代性,以及今天与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相沟通而构建出来的部分。此外,发自于自身的自我认识、社会连带中的情感体验,以及对于共同世界的构想,等等,这些都构成了对中国现实经验的理解可能。因此,所谓西方,或者是更多样态的他者的经验生活,并不一定与我们是截然对立的,相反,甚至已经成为了我们经验世界本身的要素。不过,所有这些要素必须要经过重构,才能形成一种秩序,才能让我们感到心安。而这种重构的能力和动力,恰恰要从我们的内因中去捕捉,去培养。

   就西方来说,他们使用的概念也是要不断基于自身文明的变化而加以扩展理解的,我们不能仅凭杜撰一个典型的西方,就来说中西如何不同。对于今天的社会科学家来说,不断赋予概念以新的含义,拓展对于西方文明之基本理念及其演变机制的理解,是学术思维中首要的和必须的工作。方法主义则全盘放弃了这项工作,还自命不凡,说什么理论谁都可以搞,谁都可以教,理论不等于经验,经验远高于理论……殊不知,一个人若不知自己思想的来源和特质,就会变成一只学舌的鼓噪者,一种学问若不知自己的生身血脉,也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孤儿。对别人的先辈不尊重,谈何敬畏自己的祖先。拿预设的立场做判断,向幻想出来的敌人宣战,这不是审慎平和的学者风格。

   对西方文明体本身,甚或是其他文明体,我们不进入它的观念结构去理解,也不进入它的现实经验去理解,不把它的各种体制制度作为整体历史来研究,来对比,这三点缺失以后,就不能审慎地发现其内在的理路和矛盾。在面对西方的概念时,便会或者奉为圭臬,亦步亦趋,照抄照搬,或者全盘拒斥,手拿红缨枪,摆出一副要死要活的架势。在现代体系中,社会科学若没有对西方现代历史理论和经验研究的修养和积累,就谈不到对西方概念体系的理解、批判和反思,在中国文明走上现代变迁道路的转折、调适和再造中,更谈不到我们如何能够找到我们理解自身的概念和价值。

   从理论、历史和经验现实三个层面理解西方,要着重于两个基本点:一是要去努力认识一种文明内在构成的最高的理想形态,即这种文明在它的不同时代里所期望最好的生活形态是怎样的?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中,人们的体验是怎样的?人性的状态是怎样的?二是要特别关注西方文明在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现时代的根本困难是什么?有哪些危机存在?寻找过哪些办法来化解这些危机?任何一种文明或文化,都既有其好处,又有其难处,别人总是自己的镜子,识人,方能自识啊。

  

   以“情理之辨”去寻找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

   《文化纵横》:如你所说,识人与识己的关系确实是辩证的,不过,识人的目的,依然要回到自己的身上来。而且,你一开始就提到,今天整个世界的学术都受到了方法主义的严重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是否西方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呢?我们的社会科学又如何确立自身的认识论基础呢?

   渠敬东:没错,今天的西方学术也遇到了很严重的挑战。我前面说过,知晓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生活,与知晓他们的现实矛盾和危机同样重要,这需要将理论、历史和经验三者结合起来。本质而言,我认为所谓的理论,就是一种合乎道理的、对于最好的生活方式和最好的政治构建的理解、期待和想象。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构建美好生活方式的讲法和愿望都会有所调整。因此,对中国本身的理解,也要从这三个方面出发,不断去追溯我们曾经历过的不同历史时代中最好的社会理想,人们构建它们的方式,以及遇到的重重危机。

   中国文明之“本”与“变”,这一问题关乎思想与历史的关联,社会科学可以找到和人文学科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它、处理它,但绝不能置之不顾。如果无法还原在不同历史时期内,一个具体的人如何去感受他在观念和社会生活中所体会到的善好与艰险,我们又如何构想今天现实中美好生活的可能?一切经验现实皆为历史的产物,倘若没有对以往美好生活的想象,没有对任何历史和现实的限制性条件的认识,没有面向世界的知识准备,就无法通过中国与其他文明的对比,来理解我们今天的经验生活之本质,以及通向未来的可能。

   章太炎先生曾说,现代中国学术,只有两个真正意义上的总体学科:哲学与社会学。哲学讲人们文明构成的基本原理,而社会学处理的则是一切经验的总体。若在这两个面向上回到中国本身,就不能跟在别人后面学步效颦,也不能天天照着镜子说只有自己好看,只有重新回到我们自己的文明本原、历史变化和现实经验里去,才能真正使社会科学乃至学问本身走出困境,找到理解自身生活的感受和话语。

   对学问来说,方法论永远是第二位的。好的社会科学,一要“讲理”,讲人们生活的道理,构建生活的结构机制是什么?世风民情是什么?对这种生活的内在理解是什么?二要“动情”,人若没有感同身受的能力,没有与社会周围的感情连带,他怎么会尽可能地去包容这个世界呢?方法主义的最大麻烦,就是让研究者的情商变得极低。

我在教学中感觉到的最困难的一点,就是今天即便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学生,面对他们的调查对象,总是一股脑地把所有的抽象概念和意见砸给人家,却无法设身处地去想象和理解人家的实际生活。你没有能力理解你研究的经验对象,也没有能力去理解历史中曾经存在的那些人的经验。因此,当下读经典的第一要务,不是为了激扬文字,弘扬理想,而是用那些经典作品恢复我们感知世界的元气,恢复我们的情感和理智。我们要细致辨识和体味那些历史上留下的经典文献,那些细微而丰富的感情与激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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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16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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