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明:徐复观的思想性格与学问取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1 次 更新时间:2016-04-11 19:4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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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明 (进入专栏)  

   很少人学问文章做得像徐复观那样,不但说理透彻,而且能感动人。读他的书,不仅感受其思想的张力,同时还会被作者的个性情怀所感染。张力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它不仅存在于作者与外部世界之间,同时也存在于他本人的精神世界内部。这种张力,体现在文字风格上,就是充满论战色彩,不管是做时评还是写学术论文。用徐复观自己的话来说,叫做表达“反抗”的精神。他声言:“由一九五○年代所开始的在中国文化上的发言,不是想为自己表现什么,维护什么,而只是一个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反抗。”①因此,探讨这种反抗的方向与方式,既是把握徐氏思想性格的途径,更重要的,也是我们理解他的学问取径——思想史的重要角度。

  

   一、压力结构

   反抗来自压力,压力的来源塑造了反抗的方向。徐复观作为阅历丰富、感受敏锐的思想人物,所承受的压力不是单向度的。依其公开的陈述及间接的表达,我们可以将它归纳为文化、政治以及学业三个方面。

   清季以来,几乎所有稍微有所思考的读书人或知识分子,都在其生存处境中感受到文化上的压力。不过,不同的人,所感受的压力来源不一样,因而反抗的对象也迥异。这种有压力感的人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以五四人物为代表,其压力来自传统,如陈独秀、胡适,特别是鲁迅,后者极尽对传统负面现象的揭发、痛斥;第二类也产生于五四,以梁漱溟、熊十力这类后来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人为代表,他们感受到的压力来自清末民初以来横扫我国的西方文化。徐复观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同时感受到两种压力的存在。第一类压力,表现在他对鲁迅曾经的着迷:“看到鲁迅的《呐喊》,便十分佩服。因为他所批评的,也是我所要批评而不能表达出来的。他的文字泼辣生动,不同于线装书里的陈腔滥调,一下子我便变成鲁迅迷了。自1926至1928年间,凡能买到的鲁迅作品,我都热心地读过了。”②他后来放弃鲁迅,不是因他对传统的反抗,而是没有提供新的希望:“读完了鲁迅的作品以后,感到对国家、对社会,只是一片乌黑乌黑。他所投给我的光芒,只是纯否定性的光芒,因而不免发生一种空虚怅惘的感觉。”③其实鲁迅笔下的两大主题:农民与知识分子,④后来同样为徐复观所延伸。第二类压力的体验,则自“四十年代,始以国族之忧为忧,恒焦劳心力于无用之也;既自知非用世之才,且常念熊师十力‘亡国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之言,深以当时学风,言西学者率浅薄无根无实,则转而以‘数典诬祖’(不仅忘祖而已)为哗众取宠之资,感愤既深,故入五十年代后,乃于教学之余,奋力摸索前进,一以原始资料与逻辑为导引,以人生社会政治问题为征验。传统文化中之丑恶者,抉而去之,惟恐不尽;传统文化中之美善者,表而出之,亦惧有所夸饰。”⑤他声称:“我在文化上的反抗,首先是以吴稚晖胡适所代表的集团为对象。……他们对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多是以情感上的固执,代替理智上的研究抉择,于是不知不觉的走上以‘洋’压‘中’的路。”⑥

   政治上的压力,当然是现代中国人共同的感受。于徐复观而言,抗战之后决心结束军政生涯,其重要因素,是对政治前途的失望。这个前途既是国家的,也是个人的。所谓“四十年代,始以国族之忧为忧,恒焦劳心力于无用之也;既自知非用世之才”,就是这种失望的表述。但是,让他感受更直接的压力的,则是50年代开始的政治形势。一方面,是曾为国民党军政成员的徐复观,随整个集团的败北而逃离大陆;另一方面,则是脱离这个集团后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得继续生活在高压的政治气氛之中。这种精神压抑可想而知。徐复观虽离开官场,但他有政治理想。早年曾经热衷于马克思主义或左派思想,抗战自延安回重庆后,还致蒋介石政治建言。新的政治压力没有迫使其退缩(如躲避于纯学问领域),而是激起其反抗,思想与言论的反抗。即使进入历史论域,他也写出《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⑦。他通过解释第一本文集的名称来表达这种志向:“我之所以用一篇‘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文字来作这一文录的名称,正是如实的说明我没有能力和方法去追求与此一时代不相关涉的高文典册。这是人生最大的不幸。至于我在这泛滥着百千万人的血河泪海中,大之不能逞呼风唤雨之灵,小之不能陈鸡鸣狗盗之力。几希之明,只能倾吐出这些微末不足道的慨叹,以偃蹇于荒天漠地之中,内心的惶愧,当然是不可言喻的。”⑧他自撰的墓志铭“曾经尝试过政治,却万分痛恨政治的一个农村的儿子——徐复观”,也想告诉人们,他对政治的反抗是终生的。

   而所谓学业的压力,则是徐复观在转向学问之路后才面对的。虽然,以学术为志业是他年近五十后的选择,但据他自述,早年就做过当大学教授之梦。而且“因为我自己想当大学教授而无法当到,所以对大学教授的评价非常的高,以为这些人正是真才实学、血性良心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元气”⑨。这个说法包含着徐氏对教授职业作用的想象,即通过学问表达思想性的追求,充当社会的精神领袖。这是传统士大夫式的学者形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宋明儒者的学问追求。这便能解释为什么他对胡适的某些行为感到不快:“当抗战结束后,国人在共党气氛重压之下,大家以思想的泰山北斗,期待着自美返国的胡适之先生。而胡先生从美国带回来的却是再来一度的七校《水经注》。当时社会上,尤其是青年们,由此所发生的怅惘之情,胡先生自己后来大概也有所感觉。”⑩当徐复观转换人生的轨道进入学问这个行当的时候,他更深切地感受到其追求与环境的冲突。一方面,现代经验主义思潮对学术客观性的要求给人文学术思想性追求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徐复观本人非科班出身的身份,在争夺学问发言权上的弱势地位。两者是混合在一起的。因此,徐氏反复强调他没有学问上的地位:“年来在学术上我和时贤所发生的争论,决非出于个人僭妄之心,想用我的学问去压倒时贤的学问;我很坦白地承认自己并没有学问。只是从时贤谈学问的态度中,引发我上述的感触;因而不能抑制自己,写出了这种感触。”(11)“我以迟暮之年,开始学术工作,主要是为了抗拒这一时代中许多知识分子过分为了一己名利之私,不惜对中国数千年文化,实质上采取自暴自弃的态度,因而感愤兴起的。我既无现实权势,也无学术地位,只有站在学术的坚强立足点上说出我的意见,才能支持我良心上的要求,接受历史时间的考验。”(12)这种因身份转换而感受到的压力,却是他的同道——科班出身的哲学家牟宗三、唐君毅所不曾有的。可正是这种无地位的处境,激发了他论战的热情。

   上述文化的、政治的与学业的三层压力,不是所有的学者、更非所有的国人都能感受到的(尤其是第三层学业的压力),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或位置上或多或少会感受到其中不同方面的压力(其中第二层政治的压力对知识分子最是普遍),这使得徐复观反抗的主题具有时代的意义。而他的特殊之处在于,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同反传统主义者同样感受传统的压力;作为曾经混迹于政界的知识分子,他对政治的理解是以直接的政治经验为基础的;而学业的压力,则几乎完全是个人的。也许他的老师熊十力也会面对这种压力,这对师徒的学问性格有许多相通之处。而这种独特性,正是促成其思考更具复杂性,更有深度,从而更吸引人的重要原因。徐复观谈压力时,往往只论第一、二层次的问题:“把政治上的感触写出来容易,但把文化上的感触写出来却相当地困难,因为这要冒着社会风气的大不韪。现实政治上的压力,在形式上很重,而在精神上却很轻。社会风气的压力,在形式上似乎很轻,而在精神上却很重。一个人的生命,若非不幸而完全沉浸在这种时代感触之中,无法自拔,谁又肯冒双重的压力,以自甘孤立于寂天寞地之中,而可不惧、不悔、不闷?”(13)至于第三层压力,徐复观没有以学理的形式表达。但是这种个人独立承受的压力,较之公共承担的压力,潜在的影响也许更深远。不管徐氏对这种压力自觉的程度如何,这对理解他的学问性格以至成就很重要。徐复观正是在自觉的反抗、不妥协的论战中,选择其主题、塑造其学问、扩展其思想影响的。

  

   二、“反乾嘉”情结

   反乾嘉学派或反清代汉学几乎是徐复观终生的学术主题,也是我们考察他学业上的反抗和学问取径之联系的最重要论域。反乾嘉当然不是徐复观个人的课题,现代新儒家几乎都有这种倾向,这是其精神导师熊十力遗留下来的问题。但反乾嘉也可以只是表达不同学问取向的态度,或者只做与乾嘉学术不相干或相反的学问,例如冯友兰或熊十力乃至牟宗三的形上学追求。徐复观则采取同对手近乎贴身搏斗的形式,且终身不懈。所以说这种“反乾嘉”是他的学问情结。徐氏关于中国思想史的每一本文集或专著,几乎都有反对、批判乾嘉学派的论述。而其最重要的著作,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1963年出版),特别是多卷本《两汉思想史》(1972-1979年出版),简直就是为同清人争长短而展开的。请看下面从《两汉思想史》各卷序言摘录的相关段落:

   卷一:

   江藩著《汉学师承记》,以“各信师承,嗣守章句”,为两汉学术的特色。以乾嘉时代声音训诂考订的学风,为“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自是以后,谬说相承,积非成是;而两汉学术的精神面貌,遂隐没于浓烟瘴雾之中,一任今日不学之徒,任意涂传。所以我在六年以前,发愤要写一部《两汉思想史》。(14)

   卷二:

   我曾指出过,两汉思想,对先秦思想而言,实系学术上的巨大演变。不仅千余年来,政治社会的格局,皆由两汉所奠定。所以严格地说,不了解两汉,便不能彻底了解近代。即就学术思想而言,以经学史学为中心,再加以文学作辅翼,亦无不由两汉树立其骨干,后人承其绪余,而略有发展。一般人视为与汉学相对立的宋明理学,也承继了汉儒所完成的阴阳五行的宇宙观、人生观;而对天人性命的追求,实亦顺承汉儒所追求的方向。治中国思想史,若仅着眼到先秦而忽视两汉,则在“史”的把握上,实系重大的缺憾;何况乾嘉时代的学者们,在精神、面貌、气象、规模上,与汉儒天壤悬隔,却大张“汉学”之帜,以与宋儒相抗,于是两汉的学术思想,因乾嘉以来所谓“汉学”而反为之隐晦。我以流离琐尾的余年,治举世禁忌不为之旧学,也有一番用心所在。(15)

   卷三:

   以考据为专门之学,的确是出自乾嘉学派。但他们在以汉学打击宋学的自设陷阱中,不仅不了解宋学,且亦不了解汉学。更糟的是,他们因为反宋学太过,结果反对了学术中的思想,既失掉考据应有的旨归,也失掉考据历程中重要的凭借,使考据成为发挥主观意气的工具。(16)

   以上三则引文表达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第一则说明其针对清代汉学,为汉学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著述用心;第二则提出汉学在思想学术上全面压倒清代汉学的概括性观点;第三则则批评清儒对考据的误用。不夸张地说,徐复观是近代以来反乾嘉的第一人。问题在于,徐氏为何要为此贡献本来已经有限的几乎整个学术生涯?在现代新儒家的心目中,清学的弊端,归结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以考据代义理,一是借汉学反宋学。后果则是废弃义理之学,也即放弃思想性的学问。本来,一般文化保守主义者,即使对清人开启的汉宋之争不以为然,也不一定要将其当作非攻克的障碍不可,如陈寅恪、钱穆,甚至冯友兰,都可以对之态度超然。但现代新儒家中熊氏一脉,却是以宋明儒学为复兴传统的思想基地,因此在思想上与清代汉学处于敌对的形势。而更严重的是,延至20世纪,这种唯考据为学问的观念,“一直到今天还是一股有力的风气”(17)。它给年届五十以后进入学术领域、带着通过思想性的学问努力、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寻求精神资源的徐复观带来直接的压力。

众所周知,带动这股学术风气的核心人物是胡适。胡适早年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特点之一,就是继承清代汉学考据的方法。而在思想内容上,则从西方的经验主义立场出发,有强烈的反传统倾向。这导致冯友兰指斥这本以“中国哲学史”命名的著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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