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明:徐复观的思想性格与学问取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2 次 更新时间:2016-04-11 19:4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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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徐复观的研究有开阔的领域,包括经典文本的释读(如对《中庸》的诠释),还有制度史讨论(如《两汉思想史》卷一中的篇章),但观念史研究最能体现他通过思想史做有思想性学问的抱负。徐复观大概没读过洛夫乔的著作,也肯定对自己学问没有严格设限,但他从自己的阅读经验找到学问的基点:

   中国的思想家,很少是意识的以有组织的文章结构来表达他们思想的结构,而常是把他们的中心论点,分散在许多文字单元中去。同时,在同一篇文字中又常关涉到许多观念、许多问题。即使在一篇文章或一段语录中是专谈某一观念、某一问题,但也常只谈到某一观念,某一问题对某一特定的人或事所须要说明的某一侧面,而很少下一种抽象的可以概括全般的定义或界说。……西方的思想家,是以思辨为主;思辨的本身,必形成一逻辑的结构。中国的思想家,系出自内外生活的体验,因而具体性多于抽象性。但生活体验经过了反省与提炼而将其说出时,也常会澄汰其冲突矛盾的成分,而显出一种合于逻辑的结构。这也可以说是“事实真理”与“理论真理”的一致点、接合点。但这种结构,在中国的思想家中,都是以潜伏的状态而存在。因此,把中国思想家的这种潜伏着的结构,如实的显现出来,这便是今日研究思想史者的任务;也是较之研究西方思想史更为困难的任务。(48)

   根据这种观察以及为了与“洋汉学”的方法论划清界限,徐复观在方法论上有相应的反思。就处理以文本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而言,他强调在文献考信的基础上,思想性的解释,必须向三个层面扩展。它包括知人论世的层面,在历史中探求思想发展演变之迹的层面以及以归纳方法从全书中抽出结论的层面。(49)这里,文本的单位不是孤立的章、篇,甚至不止于一书,思想在不同的文本中互动发展、嬗变,文本与文本间的交涉是网状的,而思想的关联不是单向的而是立体的。徐氏的主张及实践,被研究者概括为“整体论”的方法,包括“发展的整体论”与“结构的整体论”。(50)这种分析完全可以证之《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两汉思想史》甚至《中国艺术精神》等著作以及分析儒家政治思想之重要论文,如《孔子德治思想发微》、《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结构及人治、法治问题》、《荀子政治思想解析》,等等。

   然而,除此之外,徐复观还有另外一批不是以经典诠释为中心,而是论述对传统整体见解的学问文章(个别以章节的形式存在经典诠释作品中)。内容包括“忧患意识”、“政治的二重主体性”、“心的文化”等概念的形成以及以论题形式出现的“学术与政治”、“修己治人”、“人格人权关系”、“知识分子性格”等问题的讨论,等等。其目的不是以特定文本或思想人物的观点作为解释的对象,而是发掘原文没有直接表达、但是构成文化或思想结构中的基本要素的内容。在对其内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给予命名,如“忧患意识”或“政治的二重主体性”。也包括在传统考察的基础上,对公共论题作出自己的回答。这类成果,有更鲜明的思想个性及相对完整的概念论述,它可能是徐复观文章中最有思想锋芒或影响最大的那部分。像“忧患意识”一词,业已成为论述中国文化精神根源的通用词。在《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徐复观把《易•系辞》中关于作《易》始于“忧患”的说法,同周代倡导的敬德观念联系起来。从忧患的心理含义的分析出发,诠释“敬”在原始宗教向人文道德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意义。(51)

   “忧患”与恐怖、绝望的最大不同之点,在于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是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考而来的远见;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地自觉的表现。(52)

   一个敬字,实贯穿于周初人的一切生活之中,这是直承忧患意识的警惕性而来的精神敛抑、集中及对事的谨慎、认真的心理状态。这是人在时时反省自己的行为,规整自己的行为的心理状态。周初所强调的敬的观念,与宗教的虔敬,近似而实不同。宗教的虔敬,是人把自己的主体性消解掉,将自己投掷于神的面前而彻底皈归于神的心理状态。周初所强调的敬,是人的精神,由散漫而集中,并消解自己的官能欲望于自己所负的责任之前,凸显出自己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作用。(53)

   徐复观的这个概念,不仅被牟宗三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中引申,甚至引起海峡对岸学者的回应。李泽厚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概括,其中一项叫“乐感文化”,他明言其观点的形成正是针对“忧患意识”提出来的。(54)这实质上是一种反模仿。这种忧乐对峙的说法,后来还引出第三者庞朴的另一篇名文《忧乐圆融》(55)。

   如果不依抽象的方法论,而是用具体的例子比较,徐复观这类文章,其实非常类似于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研究风格。伯林的经典论文如《两种自由概念》、《狐狸与刺猬》,也都不是以解释某个文本或理论为目标,而是针对某种思想文化现象提出自己的见解。读者从中读到的,主要不是被讨论对象,而是作者的观点。这种观点如果见解深刻而问题又带有普遍性,就会成为一种成说甚至思想方式被传播或效法,从而进入思想学说史。《两种自由概念》不消说,以《狐狸与刺猬》为例,伯林用两者代表两类思想性格,并用于解释某些俄罗斯思想人物的性格与其时代文化气氛的关系的做法,就启发了余英时用于研究清代中叶的戴震与章学诚,分析两人不同的学问性格在同一时代的不同命运,并解释其身后影响力对比消长的时代因素。(56)正是伯林本人,将其学术文章称作观念史研究。因此不是因洛夫乔的方法论,而是通过伯林著述的参照,笔者把徐复观的这类学问文章,称作是观念史研究。

   笔者无意于用“观念史”这个概念牢笼徐复观用思想史所标示的丰富多彩的成果。特别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它既是徐氏思想史研究中最能体现其思想性格的部分,也是他在压力下成功从事文化学术的反抗的见证。徐复观所感到的文化、政治与学术的多层压力,20世纪中国人文学者不同程度上都感受到。因此,叙述徐氏反抗压力的学问故事,应该对我们以及更年轻的一代有正面的启示。

   (本文系作者在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作访问研究期间〈2009. 09-2009. 12〉的成果,并于该院举办的“徐复观学术思想史的传统与现代”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 12. 5-6〉上宣读。借此机会,谨向院长黄俊杰教授表达衷心的感谢。)

  

   【注释】

   ①《徐复观杂文——记所思•一个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反抗》,转引自黄克剑、林少敏编:《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徐复观集》,第58页,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

   ②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漫谈鲁迅》,转引自黄克剑、林少敏编:《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徐复观集》,第57页。

   ③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漫谈鲁迅》,转引自黄克剑、林少敏编《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徐复观集》,第58页。

   ④参阅李泽厚:《鲁迅思想散论》,见《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陈独秀胡适鲁迅》,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⑤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自序”,第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⑥《徐复观杂文——记所思•一个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反抗》,转引自黄克剑、林少敏编:《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徐复观集》,第59页。

   ⑦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第166-17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⑧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甲集自序”,见《学术与政治之间》,第Ⅻ页,(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版。

   ⑨《徐复观文录选粹•我的教书生活》,转引自黄克剑、林少敏编:《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徐复观集》,第55页。

   ⑩徐复观:《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见徐复观著、萧欣义编:《儒家政治思想与自由民主人权》,第59页,(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版。

   (11)(13)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乙集自序”,见《学术与政治之间》,第VII页。

   (12)徐复观:《中国思想史工作中的考据问题(代序)》,见《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自序”,第一卷,第1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5)徐复观:《两汉思想史》“自序”,第二卷,第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6)(17)徐复观:《中国思想史工作中的考据问题(代序)》,《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1页。

   (18)徐复观:《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见徐复观著、萧欣义编:《儒家政治思想与自由民主人权》,第57页。

   (19)徐复观:《原史》,见《两汉思想史》,第三卷,第158页。

   (20)(25)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序”,第7-8,1-2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21)值得注意的是,同对乾嘉—胡适派批评的频繁、激烈程度比,徐复观对乾嘉学术正宗继承人章太炎评论极少。原因很可能是,因为章氏仍然提倡学问思想性的一面,如与胡适在治经与治子问题上的方法论争论。至少,章太炎讲的不是“洋汉学”。

   (22)论战情形参见黄俊杰:《东亚儒学视域中的徐复观及其思想》,第15页,(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版。

   (23)李泽厚:《略论现代新儒家》,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24)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见《钱穆与中国文化》,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26)这与后来徐复观一同签署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研究中国之历史文化学术,要把它视作中国民族之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来看。但这个精神生命之核心在哪里?我们可以说,它在中国人之思想或哲学之中。”见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第1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27)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序”,第1页。

   (28)徐复观:《心的文化》,见《中国思想史论集》,第243页,(台北)学生书局1978年版。

   (29)(30)徐复观:《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归》,见《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第283,284、28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31)同样,余英时对现代新儒家哲学的下列尖锐批评,也不会落在徐复观身上:“如果我们细察新儒家重建道统的根据,便不难发现他们在最关键的地方是假借于超理性的证悟,而不是哲学论证,康德—黑格尔的语言在他们那里最多只有援助的作用,而且还经过了彻底的改造。只有在承认了‘心体’、‘道体’的真实存在和流行不已这一前提之后,哲学论证才能展开。但这一前提本身则决不是任何哲学论证(或历史经验)所能建立的。”《钱穆与新儒家》,见《钱穆与中国文化》,第68页。

(32)李维武:《近五十年来现代新儒家开展的一本与万殊》,载《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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