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转轨时期的就业政策选择:矫正制度性扭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14 次 更新时间:2006-06-14 18: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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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 (进入专栏)  

  通过奖罚手段诱导企业用本地失业工人替代外来劳动力,等等。

  此外还有一种普遍性的政策倾向,就是要求以企业内部消化为主。地方政府往往通过行政命令、道义劝告和利益刺激等手段,鼓励企业少裁员或接纳失业人员。例如,在地方政府的干预下,国有银行对产品没有市场、已经不具备偿债能力的企业继续发放贷款,企业则靠借贷支付工资,维持职工就业。另一种方式是政府干预企业兼并过程,让财务状况较好的企业把经营不善企业的职工包下来。为此,企业只好立足于在内部消化剩余人员,采取诸如减少工时、轮流上岗、提前退休等办法解决岗位与职工的数量矛盾。这种种反失业政策倾向表明,由于当前所遇到的失业压力,劳动力市场发育进入徘徊阶段。

  4.转向市场轨道

  在失业严重化的情况下,是否就业体制转换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进程就一定要减缓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看一看这些妨碍劳动力市场发育的政策措施,是否真正具有从根本上治理失业的效果。

  首先,清退农民工的办法能不能增加城镇职工的就业机会?事实上,外来劳动力与城镇劳动者的就业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重合。据调查,目前城市中外来劳动力主要分布在自我雇佣、私人企业、集体企业和三资企业中,而在国有企业中的就业比重远远低于城镇居民就业的比重。同时,这些外来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又是以脏、险、累和非熟练劳动为特征的。所以这种政策倾向不仅不利于劳动力市场发育,也并无助于减轻城市的失业率。由于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大约占1/3,就业不足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清退农民工不仅不会减轻整体的就业压力,还会因为农民收入下降而对市场需求产生不利影响,反过来增加城市失业。实际上,农民收入的提高本来可以通过扩大农村消费市场,从而启动相对冷却的宏观经济。此外,由于同样的岗位雇用城市职工,企业要支付更高的工资,所以,这样做的结果还会提高整体工资水平,降低中国经济的竞争能力,与反失业政策的初衷是相悖的。

  其次,要求企业内部消化,以及旨在减少劳动力参与程度的政策措施,能不能缓解失业压力呢?由于目前国有企业所采取的种种内部消化的方式,都意味着以降低劳动效率为代价维持富余职工的福利待遇,不仅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相去甚远,而且一部分提前退休和暂时不上岗的职工还会寻找第二职业以取得双份收入,结果并未减少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再生产费用中包含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缩减工时、过早退休等减少劳动力供给的方法,实际上仅仅减少了企业对劳动力可变成本的支出,而长期积累的劳动技能等人力资本因素则已由企业在以前支出了。让有经验的职工回家,腾出岗位雇用新工人,反而会提高企业的平均劳动力成本,最后并没有达到鼓励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的目的。

  由此可见,深化就业体制改革不是向传统体制后退,并不会加重失业压力。事实上,从根本上解决转轨时期特有的失业问题,归根结底还有赖于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加快劳动力市场发育。如前所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人为扭曲生产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是造成国有企业冗员问题的根本原因,而目前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仅仅是把冗员现象公开化和外部化了而已。由于90年代以前国有企业的改革,并没有涉及资产存量的调整,所以其继续保持了资本密集程度高、劳动吸纳能力弱的特点。与此相反,非国有经济大多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其发展的就业弹性较大。由于目前各级政府均要求国有企业承担一部分社会职能,即企业仍然要在内部消化冗员,所以国有企业对于失业问题来说,具有一种双刃剑的作用——既是造成失业的根源,又起着消弭严重失业的保障作用。而解决问题的出路则在于把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迅速矫正过来。

  一旦价格信号的扭曲被矫正之后,国有企业就可以从一系列政策负担中解脱出来,提高竞争力,并按照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与此同时,与传统的宏观政策环境相适应的就业体制和工资制度,也就逐渐丧失其存在的必要性。首先,中国目前的比较优势在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产业结构扭曲现象的矫正,意味着整个经济倾向于劳动密集型,就业机会可以大大增加。我们以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在全部工业部门中的份额,与其工业增加值的份额相比,表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资本相对密集度。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相对密集度为1.22,集体企业为0.57,股份制企业为0.96,外商投资企业为0.83,港澳台投资企业为1.03.可见国有企业的资本密集程度仍然较高。由于其所吸收的就业仍然占全部工业企业就业的2/3左右,固定资产净值的比重也占将近2/3,其通过技术选择和产业结构调整转向相对的劳动密集型,所增加的就业机会将是巨大的。

  再次,在相对宽松的就业环境下,劳动力市场发育加快可以消除决定工资的制度性特征,也有助于扩大就业。我们知道,由于政策对国有企业职工的保护,造成冗员现象持续存在,从而使国有企业的实际工资成本支出高于其职工的劳动边际生产力。换句话说,国有企业职工无论在岗还是下岗,都享受偏高的福利收益,这构成了非国有经济部门扩大劳动吸收规模的一个障碍(注:制度性决定的工资、福利以及下岗补贴提高了雇用国有企业职工的最低工资水平,继而提高了闲暇的成本,降低了该部门职工(即使是下岗职工)积极寻求新的就业门路的愿望。此外,失业和下岗的补贴政策也提高了失业者与下岗职工寻找新工作时的保留工资。)。非国有经济部门只有通过雇用农村劳动力,才可以解决其劳动需求。而由于廉价劳动力的供给,总体上降低了这些部门发展的成本,反而有能力根据自身的需求,用高工资吸引国有部门的高素质人才。这给予国有企业足够大的压力和紧迫感,迫使其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劳动工资制度的改革。这种改革由于可以降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雇用劳动力的成本,因而可以增加就业机会。

  

  「参考文献」

  1.庾德昌主编:《全国百村劳动力情况调查资料集(1978~1986)》,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

  3.王天星执笔:《困境与出路》,《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6期。

  4.李培林:《老工业基地的失业治理:后工业化和市场化——东北地区9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调查》,《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

  5.冯兰瑞:《关于“九五”末期失业率及计算》,《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

  6.Lin ,Justin Yifu ,Fang Cai,and Zhou Li (1996),The China's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The ChineseUniversity,Hong Kong.

  7.Meng,Xin (1998),Recent Development in China's LabourMarket ,unpublishedpaper ,Austral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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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人口科学》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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