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大元:中国宪法学研究三十年(1985-2015)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00 次 更新时间:2016-04-11 10: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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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自1982年宪法颁布以来,中国宪法学在社会变革进程中,为推动民主与法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宪法学的本土性、实践性与学术性等问题上,学术界坚持学术理念,强调中国意识与问题意识,面向中国的宪法问题,努力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话语。在未来的法治国家建设中,宪法学研究应立足于中国实际,更加关注现实问题,推进宪法学的中国化进程。

   关键词:  宪法学 中国 学术话语 本土化

  

   如果说1982宪法的颁布是宪法学繁荣的起点,那么1985年10月成立的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就是宪法学共同体形成的标志,也是宪法学走向专业化的起点。30年来,中国宪法学在推动民主政治发展、推进法治与法学研究以及宪法教育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宪法学研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我们需要回顾30年宪法学发展的进程,反思宪法学发展中的教训,同时需要正视面临的挑战,认真思考宪法学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应有的作用。本文旨在以30年宪法学发展的资料为基础,梳理30年来宪法学的基本脉络与基本特点。

  

   一、塑造宪法学的时代性

   中国宪法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回应和调整不同时期的宪法课题与民众期待,赋予社会变革以宪法的基础与界限,塑造健全的宪法秩序。

   新中国宪法学的恢复与发展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1978年宪法颁布前后,学术界为恢复公法秩序,恢复民众对国家建设的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宪法学的恢复过程中,由于1978年宪法的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之间出现了矛盾,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发展仍处于一种拨乱反正的“复苏时期”或者过渡期,宪法文本的价值与意义受到人们的怀疑。正因为出现社会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宪法学恢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不少的。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未来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同年12月18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重新回归国家的功能与定位。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为宪法学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使宪法学从单纯的“政治性”话语中解放出来,积极承担起为改革提供正当性、合法性的功能,促进国家功能的转型。

   从1978年宪法到1982年宪法的转型过程是极其艰难的,但宪法学者基于社会责任,勇敢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

   从总体上看,1982年宪法颁布以前社会现实对宪法学知识的需求是相对有限的。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上搜索的信息,在1978年到1982年间,所有篇名含有“宪法”的文章数量分别为78年12篇、79年4篇、80年9篇、81年26篇、82年166篇。[2]

   宪法学的时代性在1982年宪法颁布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赋予宪法学理论丰富的时代内涵。从1980年到1982年,全面修改宪法的时代性任务摆在宪法学者面前,激发宪法学者研究宪法问题的热情。王叔文、许崇德、肖蔚云、何华辉、吴家麟等老一辈宪法学家亲自参与了宪法修改过程,为民族未来和人民幸福生活设计合理的宪法结构与条文。可以说,1982年宪法是政治家的智慧、人民群众参与和宪法学家学术思想完美结合的产物,凝聚着一批宪法学者的心血。自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颁布宪法后,宪法学研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一时期宪法学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围绕着1982年宪法进行学理的阐释和分析,宣传与解释宪法精神与规定,力求以宪法为纽带凝聚共识,增强人们对“新宪法秩序”的信任与期待。从1982宪法颁布到1983年8月期间,就出版了13本介绍宪法的小册子和400多篇文章。[3]从1982年到1999年,共发表宪法学论文总计约2900篇,专著226本。[4]

   这一时期宪法学的重要使命是适应改革的需求,提供国家制度与法律秩序的合法性。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宪法学并没有完全摆脱“意识形态化”,主要围绕“以秩序为本位的制度”[5]建设,学术的积累体现在宪法学总论与教材建设。全国各地法学院的恢复与法学人才培养的客观需求使宪法学注重知识的梳理与传授,宪法学整体的知识创新能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吴家麟教授主编的《宪法学》成为20世纪80年代宪法学的代表性成果,奠定了新中国宪法学教科书的基本框架与体系。[6]

   1985年10月12日,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的成立对宪法学专业槽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急剧变革的改革时期学术共同体的诞生凝聚了学者的共识,为学者们营造学术的精神家园。自1985年以来中国宪法学的发展与宪法学研究会作为共同体发挥的作用是不可分割的。据知网统计,从1985年到2014年,学术界共发表宪法学论文106829篇。基本理论领域论文共计27227篇,约占总数的25.5%;国家机构领域的论文32930篇,占总数的30.8%,其中人民代表大会约5473篇,国家主席约983篇,国务院与地方政府约6670篇,法院与检察院约18225篇;国家制度领域的论文约18071篇,约占总数的16.9%,其中基层自治制度约637篇,特别行政区制度约507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约1575篇;基本权利领域,论文共计28601篇,约占总数26.8%;其他领域的论文15352篇。[7]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宪法学继续以时代的发展为动力,提升宪法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不断扩大宪法学的学术影响力。总的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宪法学研究呈现出了多元化、专业化、专题化的特点。其基本标志是:在宪法学的研究内容已经不再仅仅拘泥于注释宪法学的结构体例,具有了多种体例模式;在研究方法上,这一时期的宪法学合理地将外来理论与本土的经验相结合,力图形成本土化的宪法学理论体系,强化宪法学的实践功能。

   进入21世纪后宪法学的学术影响力不断提高,宪法学的“专业槽”功能得到强化,使得宪法学在社会变革中保持着学术的主体性,理论命题的研究更加面向社会实践,关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热点、难点与焦点问题,为社会发展提供具有解释力的理论依据与分析工具。

  

   二、树立宪法学的自主性

   在30年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宪法学界在价值与事实、规范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中,进一步明确了学术脉络本身的“源”与“流”,构建宪法学的自主性,坚持学术的立场,捍卫学术的自主性,使改革与学术之间形成合理的互动,积极推动宪法学知识的转型。

   (一)回归宪法学的人文精神

   宪法学本质上是“人学”,即宪法学价值之源是“人”本身,从人出发,回到人的立场。能否坚持宪法学的人文精神是判断知识体系的历史基础与自主性的重要标志。在回归以人文为基础的宪法学体系的过程中,学者们找到了推动宪法学的动力来源,开始思考一些宪法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即如何通过完善宪法制度更好地满足人的需求,如何通过宪法制度的发展使人成为具有尊严的个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赋予了中国宪法制度深深的“人性关怀”的印记,使得宪法发展的进程凸现了深厚的人权价值。1982年将“人格尊严”条款载入宪法,特别是2004年人权条款载入宪法,使得个人面对国家的主体地位逐步提升,国家权威主义色彩逐步淡化。

   在30年的宪法发展中,宪法学者积极推动人权价值的制度化,以学术的使命,努力寻求宪法学发展的价值源泉——人的价值。正是通过社会个体价值的确立与弘扬,我们选择了“个案先导,四种力量合力推进”[8]的中国宪法发展模式,使社会改革与变迁能够在合理消解内部冲突的基础上,稳步地向前推进。在社会生活中有争议的个案、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以及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中,宪法学体现了理性、包容与客观的学术理念。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宪法学的人文价值体现在宪法与部门法的对话以及对重大宪法事例案件的关注上。随着《刑法》修正案的不断出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宪法学与部门法进行学术对话,对其中涉及的人权问题予以充分讨论与回应。[9]从个案角度来看,对于诸如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等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重大案件,宪法学界也给予了及时关注和研究。[10]

   (二)保持宪法学的学术品格

   在30年的发展中,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处理宪法学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关系。在宪法学的学术性与政治性关系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出现了回归“学术自我”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宪法学的“政治属性”,保持宪法学的自主性。应当承认,宪法学比其他学科具有政治性,需要表现出政治逻辑与学术逻辑。无论从国家与公民关系的调整,还是国家治理规则的确定以及国家权力的具体运作,政治对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在价值形态上宪法学知识体系不可能完全“中立”,更不可能排斥价值。

   为了建构宪法学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的良性互动,学者们一方面探寻宪法学自身的发展逻辑,同时以宪法学的法律性为基础不断强化宪法学体系的学术逻辑。学者们普遍认为,宪法本质上是法律,具有法律的一般特征,它虽然产生于政治需求,调整政治现实,但一旦形成为宪法规范后便具有控制和制约政治权力的功能,体现制约公权力的精神。随着宪法实践的发展,宪法学理念也从政治性知识体系转变为以研究学术理性为中心的专业化的知识体系,即研究作为法的宪法现象,在探求法的属性基础上建立宪法学自身的理论体系。另外,在宪法学的经验性与规范性的关系上,学术界改变了过于依赖经验性的思考方式,积极寻求合理的平衡。20世纪90年代后学术界出现了规范性与经验性相结合的学术趋向,克服了单纯满足于现实而牺牲规范性价值的倾向,适度地强调规范的意义。我们为什么需要宪法学?宪法学到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30年的经验表明,保持学术的源流与自主性是宪法学发展与成熟的重要条件,政治逻辑应转化为学术理性,要尊重宪法文本与学术逻辑,这对未来中国宪法学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三、建构宪法学的专业性

   在30年的宪法学发展中,宪法学体系经历了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宪法学成为具有专业性的知识体系,初步建立了自身的话语系统与范畴,并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而这种“专业意识”在宪法学的学术脉络上主要表现为学科的基本范畴与方法论的自觉。

   (一)基本范畴的梳理

   宪法学作为一门研究宪法现象的知识体系,应具有哪些基本的范畴,不同范畴之间的相互联系是宪法学研究中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宪法学者研究宪法学基本范畴,试图从基本范畴的源流中论证宪法学的本体性。为了探寻宪法学基本范畴的本土资源,凝聚学术共识,从2002年开始每年举行了“中国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的研讨会,迄今已举办10年。多数学者意识到,准确把握中国宪法学的历史方位,明确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学理的体系化是更新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关键。

从近几年来的发展脉络和取得的进展来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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