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尼曼 著 吴万伟 译
道德自主性要求勇气、判断，并且承认世界并非我们渴望的那个样子。
如果你在寻找一种比足球引起更多国际热情的运动，你可能尝试攻击启蒙。虽然我们生活在新技术越来越多的世界，但其支配性的话语却是反现代的。使用这种话语的人很少明白这种对启蒙的攻击就像启蒙本身一样古老。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指责启蒙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卡尔·马克思认为启蒙进一步推动了资产阶级的少数聪明子弟要求享受贵族的特权，因而带来不是普遍的解放而是更巧妙的新支配形式，这个世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摆脱那种束缚。这里，马克思并不完全错误。启蒙从来不像宣称的那样普遍，启蒙从没有实现自身的理想。人们的理想是：启蒙总是承诺为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凡人提供更多的东西。马克思和被他说服的人可能通过自我批判的工具和有力量纠正错误而强化了启蒙观念。相反，那些本来应该推广启蒙思想的人却一直在从事毁灭启蒙的工作。
虽然左右两派的启蒙批评家在口吻上不同，但他们的启蒙形象却非常相似，都被非常相似地扭曲了。战后德国思想家是最具爆发性的。再没有人比世界主义难民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与以权威身份讲话的农夫纳粹马丁·海德格尔的差别更大了。虽然他们相互激烈攻击对方，在很多事情上观点针锋相对，但是，他们都声称法西斯主义是启蒙的结果。简而言之，如果你试图将每个光谱的当代思想家团结起来，那就求助于启蒙魔鬼的幽灵好了：这个魔鬼充斥着对本能的蔑视，受盲目的、愚蠢的乐观主义或独裁者的支配欲望所驱动。这个魔鬼是麻木无情的乐观、愚蠢的轻信和必然的幼稚。启蒙如果不是在地下室里的疯狂科学家，就是魔法师的学徒，或者释放了控制我们所有人威力的不成熟的傻瓜。
这些说法得到某些脱离了上下文背景的历史证据的支持。结果出现的拼凑起来的动物要么是理性主义者，启蒙从体验中谴责他；要么是狂热分子，启蒙怀疑他；要么是乐观主义者，启蒙嘲笑他。这不是细腻微妙的问题：启蒙不仅仅比当今嘲笑者暗示的更复杂，而且常常辩证地与之相反。但是，虽然20世纪历史学家驳斥了嘲笑者的很多观点，但嘲弄者仍然持续存在。你无需要成为学者也会发现一些证据，证明启蒙不是我们被告知的那种魔鬼。别想着去档案馆了，买一本伏尔泰的平装本《老实人》足矣。它会提醒你对启蒙的这些批判来自启蒙的核心本身。我们可能喜欢的一些观点，如人生并不美好，世界并不简单等，对老实人本身来说或许是新鲜的，但是，对他的创造者来说并不令人吃惊。对老实人的世界观的批评---“在这个可能是最好的世界，一切都要最好”正是伏尔泰的整个要点。启蒙的部分努力就是要看待世界本来的样子，从而评估我们在其中的可能性，而不是一厢情愿的理想。但是像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或者约翰·格雷（John Gray）等作家的行为好像历史学家的工作都是徒劳。
启蒙的攻击目标不是尊敬而是偶像崇拜和迷信；它从来就不相信进步是必然的，只是认为进步是有可能的。
启蒙逐渐代表了现代性---不仅对于传统主义者而且对于后现代主义者都是如此，前者对现代性的反应是对过去内容的怀旧，后者的反应是对任何别的东西保持讽刺和距离。有关现代性有很多担忧，但是通过创造一个比任何现有东西更可怕的启蒙幽灵来对付这些问题毫无道理可言。我在试图剥去附着在启蒙身上的陈词滥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启蒙认为人性是完美的；人类进步是必然的；理性没有边界；科学不会犯错误；信仰是解决过去问题的过时答案；技术是解决未来所有问题的办法等。
事实上，没有哪个时代比现在更清楚地意识到罪恶的存在，没有哪个时代比现在更关心探讨人类的局限性。启蒙攻击的目标不是尊重而是偶像崇拜和迷信；它从来不相信进步是必然的，只是有可能而已。你会发现18世纪的言论正是这些观点的最原始版本，你会发现其他任何东西都是再次转述引用而已。在接触有关现代性的大是大非等重要问题时，我们应该求助于最好的例子。
比如，看看伊曼努尔·康德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认为启蒙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是谎言。攻击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是第一次现代运动，常常伴随着相当的风险。启蒙文本被禁止，作者被单位开除或遭流放，如果坚持认为欧洲文化和政治应该从波斯人或中国人的角度来考虑。无论作者的差别有多大，他们都以适合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儒家，无论波斯人还是法国人的普遍原则的名义威胁到了现有权威。当今人们津津乐道地引用启蒙作家的每个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和种族主义言论，但是康德对殖民主义的攻击却被忽略了。这显然令人感到奇怪（当今的做法之一指出他谴责为罪恶的东西：请核实一下他的《永久和平》的“第三款”，他描述中国人和日本人拒绝进入殖民地欧洲是非常聪明的）。任何人若称赞中国和日本排除掠夺性的欧洲人都不会被指责为盲目地把西方观念强加在世界其他地方。启蒙思想家是那个时代的人，受到更早先辈的教育，他们摆脱自身偏见和成见的斗争从来没有终结。但是，忘记这些思想家不仅是第一批谴责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人而且奠定了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赖以生存的普遍主义的理论基础就是致命的错误。
启蒙提高了人类理性的地位，使得人们就像从前时代对上帝那样不加批判地过分称赞理性，这种攻击也很普遍。但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句就是关于理性局限性的命题。启蒙思想家从来没有认为理性是无边界的；他们只是拒绝让教会和国家成为确定我们思考边界的机构。他们无法想象市场竟然取代教会和国家曾经占据的统治地位，而且控制得更有效果。如果你限制信息，人们最终会渴望信息；如果你大量提供信息，他们将简单地要求停止噪音干扰。但是，这并不是反启蒙的论证，而是一种要求，要将启蒙推广到帮助我们理解当今阻碍自主性的力量。
我们得益于启蒙的东西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这个问题：长大后，你想成为什么人，你想做什么？在此之前，这个问题是不可思议的：你父母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除非在你和命运之间出现了瘟疫和战争。只是在启蒙之后，职业对各种人才开放的要求，考虑长大后做什么才有了意义。这个要求如今还远远没有实现，在18世纪的时候它只是被开始提及，但那已经足以让不识字的东普鲁士马鞍制造者的儿子（指康德---译注）思考：长大后我要做什么？
启蒙思想家从来没有认为理性是无限的，他们只是拒绝让教会或者国家成为限定我们思考的机构。
康德的最著名文章“什么是启蒙”对启蒙的定义是从自我设定的不成熟中解放理性。我们选择不成熟是因为我们懒惰和恐惧：让别人替我们做决定多舒适啊。“如果有一本书关照我的理解，有一个牧师关照我的良心，有一个医生关照我的饮食，我自己就不用做任何努力。我不需要思考，只要我有钱；其他人就可以帮我打理一切。”康德这个没有孩子的单身男人对孩子的熟悉程度令人吃惊，他讨论了孩子学习走路的方式。为了走路，小孩子必须步履蹒跚和多次摔倒，若将其放在婴儿车里以防摔得鼻青脸肿，那是让他一直不会走路的最好办法。康德的攻击目标不是过多保护的母亲而是专制国家，它们持续推行愚民政策是有私利在心的。
我们常常不愿意积蓄力量或者冒风险---甚至连陷入尴尬的风险都不愿意，而自我思考可能就要求我们冒风险。我们很容易看到老师们在中学讲授“什么是启蒙”的时候为什么强调这个信息。当然，不应该带领年轻人去思考靠他们自己的努力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因此，康德的信息成为只能强化现有秩序的新自由主义教义：若你感受到对周围世界的任何不满，那是你自己的错误。如果你能摆脱自己的懒惰和怯懦，就能够变得开明、成熟和自由了。难怪，曾经在中学时背诵这篇文章的德国人一提到“自我设定的不成熟”就翻白眼和抱怨了。
非常怪异的是，虽然这篇文章是康德最容易读的文章之一，但很少人愿意去读，或者除了前面少数句子，至少懒得去记住它。如果他们真的认真阅读这篇文章，就会发现康德并不相信你的不满纯粹是咎由自取。就像我做的你样，你也可能变得懒惰和懦弱，但是康德说这些倾向被滥用了。有一些监护人承担了监督我们其他人的责任，他们说服我们相信独立思考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这就是激进的、和强有力的政治信息。我们没有能力长大不是或不仅仅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结构被构建的方式就是为了让我们继续长不大：成年公民有太多的麻烦。国家控制的欲望和民众追求舒适的欲望结合起来将冲突最小化了。
康德心中想到的监护人是什么？康德生活在封建时代，当时连开明的统治者也是家长制领袖，“家长制”还不是表示滥权的术语。看到封建结构如何让民众幼稚化非常容易。那些认为西方民主已经摆脱了这种毛病的人可能已经忘记了托克维尔的警告：市场支配下的社会中公共舆论的巨大威力，“身体获得了自由，灵魂却被牢牢地束缚住了”。如今没有办法求助于康德时代的监护人家长制和专制制度，现代民主社会如何让我们继续幼稚永远长不大呢？
只有在启蒙要求职业对各种人才开放的情况下，考虑长大后做什么才有意义。
想想照看儿童意味着什么。虽然可能令人疲惫，但在概念上说并不困难。婴儿刚刚学会协调手和眼睛以抓住物体，并在世界上行动。他们或许抓住了错误的东西：她爸爸的眼镜或妈妈的耳环或放在桌子上的水果刀。但是，干扰她的注意力也非常容易。你需要做的不过是在她眼前放一个东西---一串钥匙就行---孩子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过来，你不想让她触摸的东西马上就忘掉了。长大后，再要干扰她的注意力就困难了，但是这个原则是一样的。你可以推着3岁小孩的婴儿车经过水果店，告诉她食物在没有付钱之前不能吃，某些东西比其他东西更好，装在包装盒里的东西可能隐藏了一些瑕疵。通常要做最大努力向她介绍21世纪的城市获得营养所需要的社会交往的复杂网络。最后，你们来到付款台前，她看见了看似有营养的包装精美的垃圾食品---整排整排的东西恰恰就放在车里小孩的眼睛高度，他们推迟欲望满足的潜力在过去半个小时受到了考验（设计这种摆放的产业心理学家真该进入地狱）。此时如何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三岁孩子可以做不同的事。有时候果断地说“不”或者提醒她马上要去运动场玩；有时候一个香蕉或吃之前必须复习功课；在有些糟糕的日子，你可能自己发脾气无奈地买下糖果。重要的是转移注意力对所有人都是必要的，除非你是最专制的父母。如果她坚持要他们不愿意给她买的东西，他们在打孩子的时候没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将年龄更大的人的注意力从欲望目标转移开来要更复杂一些，但是无论可能有什么困难，都可以靠这个事实补偿回来，那就是能够干扰我们注意力的东西是几乎无限多的---因为虚拟空间的发明，真的可以说没有任何边界。虽然专门设计确保你从虚拟空间摆脱的手机应用软件的存在并不减少你的短信，数百万美国人仍然花费时间盯着看美国娱乐界名媛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的内幕而不是上次美国中期选举投票。这种仿真陈述不应该让欧洲人自我满足：网站确认很多欧洲人也在观看卡戴珊，他们本来可能是要阅读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著作。
请让我说得明确一些。那个星期我碰巧在阅读托马斯·皮克迪的书，但我也带着痴迷的恐怖观看了金卡戴珊，但毕竟还是痴迷。我能够像别人一样被分散了注意力。对于这个记录，我的孩子说我可能不理解当今文化的可怕本质，因为我不使用社交媒体。他们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我被周围的干扰所团团围住，根本无可逃避。因为更多空间遭受广告的入侵，当我来到摆脱了广告的地方，我只能注意到消极干扰。哈瓦那没有广告的地方是个赏心悦目的体验，有些不知所措，因为知道这不能持续很长时间而感到心酸。但是，即使消费相对少些的人，甚至更小的技术都会让她的头脑遭遇各种干扰。我的电脑一直噼啪作响，因为程序已经过了保修期，我最终决定更换。但是，以改进为名添加和更换的新特征使得我以前已经习惯和顺手的东西都需要重新学习和适应。人们一直添加高高兴兴要求的更新，弄明白如何设定新的闹钟，新的烤箱，把信息储存到新智能手机上，把照片存在新照相机中等等。这些时间用来生产足够多的食物给世界上挨饿的孩子或研制出治疗癌症的药物不是更好吗？
这些是干扰我们在生产率提高的21世纪经济中拥有地位的所有人的决定和选择，还有很多选择需要做出，以至于我们倾向于忘记真正重要的决定和选择并非我们做的。17岁的马拉拉（Malala）计算出武器产业8天的利润可以供世界上所有孩子接受教育12年。我们所有人了解到这个特别的统计数据都会感到愤怒，但我们没有丝毫的办法来考虑如何把愤怒转变为有意义的行动。这是成年人的问题。我们沉浸在收集和把玩玩具中。自然，智能手机从来没有被描述为玩具，但作为工具，如果没有手机，成年人的生活就是不完整的。但与这个真正困难的问题接近的是，决定使用哪个智能手机（哪个智能手机计划，哪种款式等）是孩子们的游戏。
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结构的构造就是让我们持续幼稚，永远长不大：成年公民大麻烦太多了。
如果不喜欢我的例子，那就捡起你的。没有任何一种琐碎小事---无论是好食物还是最新高科技玩具---本身都不是罪恶。问题是它们创造出让我们离不开的虚假需要。你从购买最新智能手机中得到的快乐比你的焦虑和困惑更短暂，很快你就忘记对它的指控：突然之间你会变得很无助。甚至那些学习新技术很慢的人也很难记得智能手机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了。统治社会的精英鼓励我们的依赖性，培养我们对奢华物品的口味，干扰我们思考自身真实生活条件的能力。你可以走几步路进入任何一家电子产品商店，从令人眼花缭乱的智能手机中挑选一款。而面对能代表你的政府，让你背上沉重债务的公司，你能有多少选择呢？
除去智能手机，这些都能在影响康德的哲学家卢梭的文章中找到。考虑到反启蒙的力量，难怪康德认为，长大成人与其说需要知识倒不如说需要勇气。整个世界的所有信息都无法替代你自己做出判断的胆量。判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真正让我们行动起来的任何答案都不能通过遵循法则而找到，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观看他人做判断的经验，学习做出良好判断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与裂隙共存是需要勇气的，无论生活多么好：理性的理想告诉我们世界应该什么样；经验则告诉我们世界很少是那个样子。长大成人就要求我们勇敢面对两者的鸿沟---同时并不放弃任何一方面。这是一种保持平衡的行为，就像听起来一样困难。这是理解长大成人为什么不是与世无争的问题，与流行的说法相反，成长意味着颠覆自己的理想。
作者简介：
苏珊·尼曼，爱因斯坦论坛主任。著有《理性的统一：再读康德》1994；《现代思想的罪恶：另一种哲学史》2002；《道德清晰性：成人理性主义者指南》2008；《为什么长大？》（2014）等。
译自：An Enlightenment for GROWNUPS by SUSAN NEIMAN
http://www.spiked-online.com/spiked-review/article/an-enlightenment-for-grownups#.VwR7mW5fHx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