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甲午战后的中国与日本:1895-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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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进入专栏)  

   甲午战争是近代世界历史的大事变,影响中国,影响中日,也深刻影响了世界。中国没有因这场战争走向沉沦,而是擦干了血迹,一切归零,重新开始,追慕日本的道路,维新、新政、宪政,书写近代中国历史上明亮的一页。

   日本在战后也没有迅即变得趾高气昂,不可一世,不仅在列强面前继续保持谦恭的一面,而且相当坦诚地引领中国,帮助中国。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先前两个视若仇雠的国家竟然因这场战争重建友谊,中日两国联手一度给亚洲的区域整合带来令人遐想的憧憬。

  

转身向东,走进维新时代

   对于中国来说,甲午战败是几百年来不曾有过的奇耻大辱。此前的中国,虽然也曾被西方国家打败,但英法毕竟属于西方,而此次的日本,几十年前还是中国文明的小学生,仅仅几十年,学生打败了老师,而且输得那样惨,中国的军队几乎没有在任何一次战役中取胜;先前被视为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竟然龟缩威海卫港湾不敢出战,被日本海陆夹击,全军覆没。

   战后,中国如约向日本支付了巨额赔款,割让了台湾及澎湖,放弃了最后一个藩国朝鲜。

   奇耻大辱、巨大损失,并没有让中国就此沉沦。正如中国圣人一再告诫的那样:知耻而后勇,失败乃成功之母。中国在擦干了血迹、眼泪之后,沉痛反省,发自内心承认此次失败,主要还是技不如人,并不怪日本用奸使诈。日本在过去几十年全心全意模仿西方,脱亚入欧,事实证明日本现代化路径选择优于此前中国的“中体西用”。

   向强敌学习,这是中国人最了不起的一个特点,中国并没有因为被日本打败而责怪日本,在1895年开始酝酿的维新思潮中,朝野各界不约而同意识到转身向东,学习日本,走进维新时代。即便先前比较保守的翁同龢,经此一役,也深刻意识到“旧法实不足恃”,中国“不变法,不大举,吾知无成耳”。

   所以当《马关条约》还没有履行时,翁同龢就开始与盛宣怀、胡燏棻、伍廷芳等新派人物通信讨论如何改革户政、兵政、工政以及创设印花税、银行、邮政、铁路等事项。这些事项,在先前几十年,一直有人呼吁、建议,但朝廷自信满满,根本不愿理睬。现在情形不一样了,中国在失败之后转身,已经没有那么多的阻碍力量了。

   一场失败的战争反而成为中国发展的动力,这是先前那些不主张开战的政治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近乎举国一致的共识极大促进了中国的变革。实事求是说,1895-1897年这几年,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诸多方面,都获得了长足进步。

   在政治上,以日本维新路径为导向,中国最大限度地释放了社会,允许各地按照自己的条件确立发展方向,允许各地进行地方自治的试验,仅湖南,就在那短暂几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政治上的另一动向是允许结社,允许组党,开放甚至鼓励扩大言论自由与言论空间。自强学会始,几年时间,各种各样的政治组织、学术组织遍布各地,民众的自治意识、“群”的意识、自治能力都在实践中获得极大提升。

   至于媒体,先前几十年不死不活的报章获得了新生,康有为的《万国公报》、《强学报》,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严复主笔的《国闻报》,只用了非常短的时间,就打开了发展空间,成为名符其实的“新闻纸”,引领中国的进步与发展。

   军事是中国在甲午年间最大伤心处,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朝廷就听从外国人的建议,从头开始,训练新军。战后,中国依然没有放弃重建军事体制的目标,十几年的时间,中国确实重建了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新军,并有了全新的指挥系统。

   经济是中国与日本在甲午较量的基础,先前几十年的自我吹嘘经过实战检验犹如泡沫。战后,因《马关条约》的约束,中国不得不同意国际资本自由进出,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是中国经济迅速上了一个新台阶,先前几十年没有力量修筑的铁路迅速完成了,祖先留在地下的矿产资源,也因国际资本的进入造福于社会。

   至于文化教育,在甲午后也获得了巨大改变,几十年来争论的科举制度改革渐渐获取了基本共识,1898年因新教育大规模兴建让科举取士不再具有吸引力,越来越合算留学成本更让科举取士成为制度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终结的命运。

  

从胜利走向失败

   甲午后的中国维新运动以日本为摹本,为榜样,日本也为维新运动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战前很久,日本一直期待与中国共同进步,期待就近分享中国发展成就与市场。当中国刚刚迈出向西方学习的步伐时,日本就派员请求像西方国家那样与中国建交、通商,互派公使。然而中国在很长时间并没有同意这些要求,直至1871年,中日两国方才有机会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

   日本明治维新后的立国方略是走向世界,与欧美诸强竞争;中国洋务运动基本方略是富国强兵,逐渐地有限制地开放市场。中日两国具有无法回避的利益交集,日本走向世界不能不借道中国或中国的势力范围。东北亚因日本的崛起成为战争策源地,中日之外,还有俄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地缘关系让中日俄成为搬不动的邻居,东北亚成为和平地区对谁都有利。可惜的是,中日最后还是非常遗憾地选择了战争,新兴的日本在甲午一役脱颖而出,让世界刮目。

   战后的日本如约占领台湾、澎湖列岛,开始了殖民统治,台湾的历史由此进入一个新的轨道。对于大陆,日本如约在各通商口岸加大投资,日本的资本、技术迅即成为中国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配合着投资,日本政府非常注意协调与中国朝野各界的关系,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渐渐由先前一度敌视转为缓和、追慕。日本很快成为中国青年留学的第一选择,除了经济、便利因素,对日本的认同应该是不必怀疑的事实。

   中国的维新运动以明治维新为蓝本,日本朝野也对中国的维新运动给予关切及力所能及的支持。在1898年春夏,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下野,迅即通过外交渠道安排到中国“旅游”。如果仔细分析伊藤访问中国的资料,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自光绪帝以至庆亲王、李鸿章、荣禄等内外大臣莫不以伊藤博文为“维新导师”,虚心听取其改革建议。

   维新运动因意外因素失败了,稍后的义和团战争对中日关系是一次考验。日本公使馆职员在动荡中被杀,日本成为仅次于德国的受害者,但日本在此后的活动中不仅注意西方大国的立场,珍惜自己刚刚获得的“大国俱乐部”资格,而且非常注意中国的感受,既不违背西方大国立场过分偏袒中国,也没有趁火打劫,谋取更多利益。当德俄两国竭力提高中国赔款额度时,日本与英美站在一起坚决反对,力主无论如何不能让中国破产,所有的惩罚必须适度。

   日本的立场赢得了中国朝野的好感,在随后的新政实践中,学术界公认中国亦步亦趋模仿日本,日本成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最信任的盟友。

   俄国在义和团战争中乘机出兵中国东三省,俄国自然有其出兵的理由,但当义和团战争完全结束后,中俄两国就撤兵作出安排,但俄国自恃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就是不走。

   面对俄国的强势、霸道,清政府办法不多,但俄国的做法显然损害了日本的利益,影响了日本通往欧亚大陆的通道。日本在1904年向俄国宣战,日俄战争改变了中日俄三国历史进程。

   俄国迅即发生1905年革命,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则有列宁所说的“觉醒”,日本一方面成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孙中山、黄兴等流亡世界的革命者云集东京成立同盟会,革命与改良在中国开始真正意义上的赛跑。

   日本1894年以来一直同情、收留中国的革命者、政治逃亡者,但对清廷任何改革又抱有同情、支持,当清廷在内外压力下宣布预备立宪后,日本应清政府要求,请孙中山等人离开日本,很显然期待立宪成功。

   近代中国的困境就是怎样与世界一致。所谓宪政,不外乎让世界以平等身份待我。不幸的是,预备立宪因机缘巧合并没有结果,武昌一场哗变让大清帝国成为往事。

   中华民国的成立受到欧美、日本的追捧,一个全新的共和国拉近了与世界的距离。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让先前的世界发生分裂,日本在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次急剧膨胀后,并没有很好地消化这些成果,反而激励了其不自量力的野心。日本乘机占领山东,不论日本有多少理由,这都是中日交恶百年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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