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刚 :美国联邦法院对财产权的宪法性保护

——从宪法诉讼的角度审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89 次 更新时间:2006-06-12 03: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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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刚  

  人为的政 府干预只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只有当社会所有成员都能不受限制地参加竞争,并因此不 断扩大个人的财富时,社会的总财富才有可能获得最大的增长,所以,政府不应该设置 种种规定,限制私人或私人企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决策的自由。这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 义理论得到了当时美国社会十分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学派的支持。该学派的代表人物 ,耶鲁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威廉?G?萨姆纳声称:政府不能干预经济、尤其不能通过立 法手段将社会财富在所有成员之间实行平均分配,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只会助长贫困阶级 对政府的依赖,影响市场竞争的公正性,使社会财富不公正地被一部分人通过政府从一 部分人手中偷去。(注:William G.Sumner,What Do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Other,(1883,reprint,Caldwell:The Caxton Printers,1989),p.76,p.104,p.113,p.1 38.)这种观点在当时的美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到19世纪末期的时候,开始成为联 邦最高法院维护自由竞争制度的主要理论依据。

  

  三、“二元基准”的适用与对财产权进行宪法性保护的弱化

  

  联邦最高法院在频繁地对经济立法进行干预的同时,却忽略了宪法裁判赖以存在的正 统性基础,由此招致了以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新政势力的强烈反击。1936年美国总统大 选结束以后,罗斯福向国会提交了要求改组联邦法院的法案。在这份法案中,罗斯福提 出四项法院改组建议:1、如果联邦法官在年满70岁后6个月之内还没有退休的话,总统 有权任命一名新法官到原法官的法院工作;新任命的法官不能超过50人;2、联邦最高 法院的最多法官人数可由原来的9名增加至15名;3、首席大法官有权根据联邦法院的工 作量调换地区和巡回法院的法官;4、未经通知联邦司法部长,联邦法院不能就宪法问 题发布禁令。(注: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 000年版,第439页。)虽然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罗斯福的改组法院计划没有在国会获 得通过,但却由此给联邦法院施加了强大的压力。面对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联邦最高法 院的法官们开始反思自身行为的正当性,其违宪审查的积极主义姿态开始有所收敛。18 37年的《最高法院退休制度法案》通过以后,法院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注:1 837年国会通过的《最高法院退休制度法案》规定,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年满70岁后,可 以退休,这就为一些保守派法官的退休起了间接的推动作用。5月,保守派大法官范德 文特宣布将退休,原来动摇不定的保守派大法官罗伯茨转向了自由派,从而改变了最高 法院内部的力量对比,自由派大法官开始居于多数。)支持新政的自由派法官开始取代 保守派法官成为联邦最高法院的多数,并最终在1941年彻底取得了在联邦最高法院的主 导地位。(注:在1937年之前,联邦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中,有6名属于保守派,持坚 定的“自由放任式宪政主义”立场;另外3名属于自由派,对干预经济的新政法案持支 持态度。1937年,保守派的范德文特退休,腾出来的位置由观点属于自由派的雨果?L ?布莱克顶替;1938年,萨瑟兰法官辞职,卡多佐法官去世,这两个位置分别由支持新 政的原任罗斯福的联邦总检察官的斯坦利?里德和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费利克斯?法 兰克福特接任。1939年,布兰代斯法官辞职,他的位置由支持新政的威廉?道格拉斯接 任;同年,保守派成员巴特勒去世,罗斯福又任命前密西根州州长弗兰克?墨菲接任;1941年,最后一名保守派大法官麦克罗兹退休,罗斯福将自己的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送进了最高法院;同年,首席大法官休斯辞职,自由派的斯通接任首席大法官,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詹姆斯?伯恩斯被补进最高法院接替斯通空出来的位置。至此,联邦最高法院完全掌握在自由派手中。)以自由主义的整体面貌出现的联邦最高法院改弦更张,开始对新政持支持态度,逐步放宽了对政府经济立法的“实质性”审查。在1937年的“西案旅店诉帕里什案”中,(注:West Coast Hotel v.Parrish,300 U.S.at 379 ~414(1937).)联邦最高法院放宽了对州法的正当程序审查标准,维持了一项州对妇女最低工资的规定,从而标志着“实质性”正当程序在经济领域开始走向衰落。自1937年以后,联邦最高法院不再运用“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理论,对联邦或各州的经济立法实行严格的审查。

  在1938年的“合众国诉凯罗琳产品公司案”中,(注:United States v.CaroleneProducts Company,304 U.S.at 144(1938).)联邦政府对凯罗琳产品公司提出指控,认 为该公司在州际贸易中运输混有非乳脂肪的“混杂牛奶”的行为触犯了联邦法律。凯罗 琳产品公司则认为,联邦法律侵犯了宪法第14修正案所规定的正当程序条款。按照联邦 最高法院在此前的一贯做法,凯罗琳产品公司的指控显然是成立的。然而,联邦最高法 院却一改往昔之对经济立法进行严格程序性审查的作法,运用宽松的审查标准,驳回了 凯罗琳产品公司的指控,维持了联邦法律的合宪性。尽管往昔之“合理基础标准”仍然 被用来审查该法律是否符合“实质性”正当程序,但在实际衡量的过程中,法院却假定 该立法的有效性,以尊重立法者的态度,去检验法律手段是否与合宪目标合理相关。这 种做法本身,和联邦最高法院在1937年的“西案旅店诉帕里什案”中的作法并没有什么 太大的差别,都是以宽松的标准来审查联邦或者州的法律的“实质”合宪性。然而,值 得注意的是,斯通大法官在代表联邦最高法院宣读的多数意见中却包含了一个确立司法 审查之“二元基准”的脚注四。该脚注四共分三段,(注:斯通大法官在脚注四的第一 段写到:当立法在字面上属于联邦宪法特定的禁止对象的时候,可以作合宪性推定的范 围或许比较狭隘,例如联邦宪法修正案最初十条,当其被判断为包含在联邦宪法第14条 时,也被认为同样地有特定的性质;脚注四第二段的内容是:目前没有必要检讨在联邦 宪法第14修正案的一般禁止之下,对导致废止不良立法之通常被期待的政治程序加以限 制的立法,是否应受比其他大部分立法更严格的司法审查的问题。斯通大法官并在此列 举了关于限制投票权、限制资讯之散布、对政治组织之干涉及禁止和平集会等情形所参 照的判决;在脚注四第三段,斯通大法官认为现在没有必要调查对规定有关特定宗教上 的、民族的或人种的少数派之法律作审查时,类似的考量是否发生作用,又对分离的且 孤立的少数派所持偏见,是否可能成为有明显限制通常赖以保护少数派的政治程序,且 或许对应地要求更严格的司法审查。(参见304 U.S.144,152(1938)).)对其全部内容分 析整理之后,可以发现,该脚注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立法涉及宪法明文保障的人民 权利,例如那些与政治运作、司法程序、不平等歧视待遇等事项有关的权利,就应该受 到较为严格的司法审查,但对其它种类的立法却无需如此。换句话说,对人民财产权的 保障,并不是法院所特别关切的权利,但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种族平等、 宗教平等、普遍及平等的选举、以及对刑事被告权利的保障等,却应该受到司法机关的 特别关注。从理论上讲,这种将公民的宪法权利二分为财产权利与其他权利,并对它们 实行差别待遇的原则,有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瑕疵,然而,这种实行差别待遇的“二元 基准”却成为自1937年以后,联邦法院在对关涉财产权的法律进行审查时所一贯秉持的 裁判准则。

  在1949年的“工作权利案”中,(注:Lincoln Federal Labor Union v.Northwestern Iron & Metal Co.,335 U.S.at 525(1848).)由布莱克大法官宣布的最高法院判决指出 :“只要不触犯任何具体的为联邦宪法或法律所禁止的事项,州就有权制定法律,去制 止对其内部贸易或商业有害的活动……正如我们认为正当程序条款并不设置任何障碍, 去阻止立法对工会成员的保护,我们现在判决立法也可以保护非工会成员”。在1955年 的“李氏眼镜店案”中,(注:Williamson v.Lee Optical Co.,348 U.S.at 483(1955) .)俄克拉荷马州议会为了保护配镜师和眼科医生的经济利益,限制职业竞争,制定了法 律对这些人的利益予以保护。该法律规定,只有具有执照的配镜师或眼科医生、或具有 其书面处方者,才能为顾客配备眼镜,甚至眼镜制造商也必须在获得他们的处方后方能 生产。该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以后,联邦最高法院不仅不对该法律进行正当程序的“ 实质性”审查,反而主动为其寻找提供支持的理由。道格拉斯法官代表联邦最高法院宣 读的法院多数意见指出:“在许多情况下,俄克拉荷马州的法律可能是一种浪费或者是 一种毫无必要的要求,但是,对社会中出现的新要求进行平衡,是立法机构而不是法院 的任务……确实,法院过去曾经利用正当程序条款对州法进行审查,并且往往因为该法 律不明智、不妥当或者与特定学派的理论格格不入,而将其推翻,但是,那个时代已经 一去不复返了。”在1963年的“债务调节案”中,(注:Ferguson v.Skrupa,372 U.S.at 726(1963).)堪萨斯州的一个法律中规定,除了合法从事律师职业的人以外,禁止任 何人从事调节债务的工作。显然,按照过去法院所一贯采用的正当程序标准,这属于未 经(实质性)正当程序对他人的财产予以剥夺。然而,案件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以后,该 法律却被维持。布莱克大法官宣读了法院的多数意见,指出:我们拒绝作为“超级立法 机构”坐在这里,去衡量立法的明智程度。

  总体观之,自1938年斯通大法官在“合众国诉凯罗琳产品公司案”中作出脚注四以后 ,联邦法院开始改变对限制、甚至侵害公民财产的经济立法进行审查的态度,基本上不 再对“正当法律程序”注入实质的含义,尽可能尊重立法、放宽乃至废弃对经济立法的 “实质性”审查成为联邦法院的基本行为准则。可以认为,“二元基准”的确立,标志 着联邦法院在对公民财产权进行宪法性保护方面的体制性撤退。那么,与这种撤退相伴 随的“实质性”正当程序原则衰落的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是新的社会情势所 引发的宪政观念变化所致。自19世纪末期开始,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美国政 府制定经济政策的唯一指标,财产权绝对的观念也逐渐被政府所排斥,取而代之的是日 益受到重视的受益权。在诸种受益性宪法权利中,与经济有关的是所谓的生存权与工作 权。二者的主要内容是要求政府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兴利除弊,不仅要对社会中的弱势 群体,如劳工、妇女、儿童及其他老弱病残等的权益设法予以保障,以使他们不致遭受 剥削或侵害,而且要尽力使社会全体公众充分就业,以提高公众的经济生活水准、充实 他们的精神生活。简而言之,就是说,政府应该通过对公民受益权的满足,将新的社会 形势下“福利国家”的理想付诸实现。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联邦政府对州际贸易管辖 权、征税权的获取和运用,法律现实主义理论得以创立和发展,并成为当时社会学、法 理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该种理论不仅提倡为了联邦的共同利益,政府可以大幅度 地行使征税权和州际贸易管辖权,而且还可以通过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来造福社会和 人民。这就表明,政府行为的宪政基础已经不再是往昔那种自由放任的宪政主义,而是 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宪政主义。在这种变化了的宪政理念支配下,政府必须一改往昔那种消极的“夜警”态度,对较大范围的经济活动采取干预措施,这就必然地会对公民财产权的使用、收益乃至处分产生影响。如果法院仍然固守传统的自由主义宪政理念,对关涉公民财产权的立法进行严格的“实质性”审查,这就必然会因为背离新形势下人们的宪政理念而丧失自身存在的正统性基础。从这个方面来看,“实质性”正当程序在经济领域的衰落就是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了。

  

  四、反观美国联邦法院对财产权的宪法性保护

  

  美国联邦法院对财产权进行宪法性保护的实践,尤其是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宪法审判 中的兴衰历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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