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显:法治的文化内涵

——法治中国的文化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7 次 更新时间:2016-04-04 00: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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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精神构成。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根源于中华法治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伟大实践,摄取于全球法治文明优秀成果。把内涵于法治概念、法治观念、法治思维、法治理论、法治价值、法治习惯中的核心要素凝练出来,揭示的就是法治的文化内涵。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文化内涵可概括为规则文化、程序文化、民主文化、共和文化、人权文化、自由文化、正义文化、和谐文化、理性文化、普适文化等方面,法治中国的文化建构应当从这些方面着手。

   【关键词】法治;文化;法治文化

  

一、引言

   完整意义的法治包括三个方面,即法律制度、法治体制、法治文化。

   法律制度是法治的前提,由法律规范、法律体系、法制体系构成。法治体制,即法治的物质载体,包括立法机构、执法机构、司法机构、法治职业共同体等。法治文化是指历史进程中积累下来并不断创新的有关法治的群体性认知、评价、心态和行为模式的总汇[1],包括法治概念、法治观念、法治思维、法治价值、法治理论、法治习惯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要在制度完备、体制创新、文化建构三个方面共同推进、协调发展。

   在人类历史上,法治有各种不同的文化内涵。

   中国古代法家最早提出了 “以法治国”的理念。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就提出了 “以法治国”的主张,将这种政治主张阐述为系统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践。著名法学家刘海年先生把这一时期的法治主张和理论概括为四个方面的内容: 1) 治理国家必须实行法治,反对人治,即 “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 ( 《管子·明法》) 。 “明王之治天下也,缘法而治。” ( 《商君书·君臣》)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韩非子·有度》) 2) 法制要适应历史发展,符合当时实际,反对因循守旧。如商鞅认为: “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 《商君书·更法》) 韩非更为明确而深刻地指出: “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法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 《韩非子·心度》) 3) 法令是人们言行的标准,君上臣下均不得曲法任私。为此,法令必须 “布之于百姓” ( 《韩非子·难三》) ,使 “万民皆知所避就”,“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 《商君书·定分》) 。他们还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史记·商君列传》) 的精辟结论,提出要 “壹刑”,而 “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 ( 《商君书·赏刑》)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 《韩非子·有度》) 4) 以法为本,法、势、术结合。管仲最早提出这种主张。韩非继承了这一思想并把它系统化,明确指出: 治国要 “以法为本”( 《韩非子·饰邪》) 。在此前提下也要 “擅势”和 “用术”。 “势”即权力或权威, “术”即监督、考核、驾驭群臣的手段。[2]

   与法家同时代的儒家主张法治与德治互补并用。汉代以后,德主刑辅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法治文化。其核心是: 强调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社会和合; 善于通过人文精神对社会成员心理和观念世界的整合与引领,来维系和范导整个社会; 注重礼法互补,主张德治与法治并存,强调明德慎刑; 注重法律的教育功能,主张以法为教,强调法律的任务不仅是 “禁暴惩奸”,而且要“弘风阐化”,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 注重治国者、执法者的道德品质以及对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主张为官者、执法者要清正廉洁,光明正大,发挥以吏为师的榜样作用; 注重法律的综合意义,主张对法律条文和典籍从天理、国法、人情的有机结合上予以解释和注释,法律的实施不能就事论事; 注重变法促进,强调通过变法革新来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

   当然,中国封建社会是诸法合一、以刑为主,故那时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所说的 “法”总体上是刑法,且 “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 《管子·任法》) 皇帝和国家统治者奉行以君权神授、君临天下、专制独裁、权大于法为核心,强调国家至上、君本位、官本位、义务本位,漠视个人权利及其保护; 依靠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甚至迷信神明裁判。这种法治文化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法治本质上属于主权者实施专制独裁的工具。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深刻指出的: “旧社会留给我们的专制的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的传统比较少。”[3]332

   西方社会的法治文化也经历了漫长的演进过程。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形成了西方法治文化传统。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法治定理,他说: “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 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4]199。其第一重意义是法治的形式方面的规定性,第二重意义是法治的内容方面的规定性,具有实质性。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定理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权和物权理念,从资产阶级法治国的启蒙思想到数百年来的治国理政理论,演绎出以自然正义和自然权利原则为核心的法治精神,以自由主义、理性主义、民主主义等为其主要形态的法治理论体系。西方法治精神和法治理论铸就了近代法治文明,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意义。

   把涵盖于法治观念、法治思维、法治理论、法治价值中的法治的核心概念、核心理念、核心方法、核心价值凝练出来,揭示的就是法治的文化内涵。我以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文化内涵可概括为十个方面 ( 亦即十个核心要素) ,即规则文化、程序文化、民主文化、共和文化、人权文化、自由文化、正义文化、和谐文化、理性文化、普适文化。正是这些文化要素,决定了当代中国法治的现代性及其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国法治的发展方向。

   以下,逐一分析这些要素。

  

二、规则文化

   人们常说 “法治就是规则之治”。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规则为何物,且缺乏自觉遵守规则的素养。所以,法治中国的文化建构要以培育规则文化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

   规则文化包括四个层次,依次为规则知识、规则意识、规则需要、规则习惯。

   规则知识是关于什么是规则的认知。诸如,规则就是要求人们做什么、禁止人们做什么的规定; 规则就是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准则; 规则是关于人们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宣告。法律规则则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管仲说: “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 《管子·七臣七子》)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说: “夫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也。”[5]2243法律规则是法律体系的核心要素,从内容上可分为义务性规则、授权性规则和权义复合性规则; 从形式特征上可分为规范性规则和标准性规则; 从功能上可分为调整性规则和构成性规则。作为指导人们行为的规范,规则必须明确、肯定、清晰、适度、公开、非溯及既往、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规则之间协调一致,有明确的效力范围和制裁方式,等等。

   规则意识,亦可称为规则观念,指的是发自内心的、以规则作为自己行动准绳的意识。如果说规则知识是关于规则存在的客观认知、对规则是什么的 “外在陈述”,那么,规则意识 ( 规则观念) 则是关于规则的主观认可和 “内在观念”。对于具有规则意识的公民来说,法律规则不仅规定了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的行为模式,而且提供了依照规则而行为的动机,以及批评违反规则的行为的理由和标准; 法律是国家制定的,但其实质是社会共识,是全体公民的公约,违背规则就是对公约的破坏,应当给予惩罚。

   规则需要。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和国家而言,法治的首要任务是构建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秩序的存在是人们生存、生活、生产活动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是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最基础最根本的条件。当然,现代法治要建立的秩序是 “包容性秩序”。不是任何一种秩序都能够称得上是 “包容性秩序”。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及其代言人把封建等级制看做不可侵犯的秩序。韩非宣称: “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韩非子·忠孝》) 董仲舒更是把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礼纬·含文嘉》) 宣布为封建社会秩序的核心内容。这样的秩序是蔑视人性、维护特权、禁止社会流动的秩序,与现代法治所主张的安定有序南辕北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的秩序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而不同的秩序,是一种使自由而平等的竞争和人道主义的生活成为可能的秩序,是摆脱了单纯偶然性、任意性、不可预测性的秩序,是各种社会分歧、矛盾和冲突能够在道德精神和法律理性的基础上得以和平解决或缓和的秩序,是社会组织健全、社会治理完善、社会安定团结、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秩序,是尊重人权、保障权利的秩序。没有这样的秩序,不仅人们的公共性活动不可能正常进行,连个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都得不到保护。秩序的建立和维护离不开法律规则。当人们真正认识到法律规则和法律秩序是自己生·7·张文显 法治的文化内涵———法治中国的文化建构存、生活、工作生产的必需,于人于己都有利的时候,尊重法律权威、遵守法律规则,就会成为一种需要。

   规则习惯。建立在规则知识、规则意识、规则需要基础上的规则习惯是这样一种状态: 人们遵守规则成为一种习惯,习以为常,在一般情况下无所谓是权利还是义务。在当今世界,德国民众和日本民众是最具规则习惯的民众。在德国,民众非常注重规则,凡是有明文规定的,都会自觉遵守; 凡是明确禁止的,绝不碰触。日本民众也是近乎刻板地恪守规则。德国和日本的产品工艺精湛、质量一流,与民众的规则习惯是分不开的。相比之下,我国民众对待规则的态度却令人深感惭愧和羞辱。“中国式过马路”可以说是我国民众规则意识和习惯缺失的典型写照。

   培育规则文化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虽然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由于普遍缺乏规则文化,法律规则经常成为摆设,法律实施状况堪忧。无论在直观上,还是参照评估数据,我国法律被遵守的情况都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不把宪法和法律当回事、不给宪法和法律 “留面子”的事例比比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法律实施做出深刻论述和明确要求,指出: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应该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 ‘法立,有犯而必施; 令出,唯行而不返’”[6]。“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7]

培育规则文化,要在全体人民之间深入持续地开展学法、懂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教育和实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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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5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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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金圣 2016-04-10 16:22:53

  陈坡:文化大革命沉思录(一)_爱思想
  http://www.aisixiang.com/data/98405.html
  陈坡:文化大革命沉思录(二)_爱思想
  http://www.aisixiang.com/data/98406.html
  且看毛左派网友“welyoung”的评论文章。此人自以为懂历史和逻辑,对政治问题侃侃而谈,却不知自己的思想多么偏激,对文革的肯定多么荒唐!

官2代飞扬 2016-04-04 03:49:25

  民主社会是因为自由自治而强调法治
  
   民主社会层级少,而且每一级政府都是民选的,这意味着上下级政府没有行政管理的隶属关系,也就是说,联邦政府无法通过人事任免和行政惩罚来达到管理下级的目的,避免过度集权导致的严重腐败,这样的好处是各级政府是自治的,自由度很大,可以促进地方发展,至于社会秩序只能用大家都承认的法律来维持,这也是民主社会非常强调法治的原因,但是民主社会法治的原则是捍卫自由人权,而不是专制社会的秦法维护专制。所以民主社会的法律也是非常文明的,是自由民主人权的工具,也是自由民主的产物。
  
    在2013年以前中国每年被判刑坐牢者达100万之众,50万人给劳教(现在依然违法拘人),涉及300万个家庭,现在达到250万人被拘押判刑,涉及600万个家庭,如果这么多人无法在司法系统和法庭上得到公正、公平、依法和一视同仁的对待,那么他们还会信任法律吗?他们以后就很可能成为动乱的根源,罗斯福说改革不是集中营万人冢,就这点来说镣铐枪杀不是他们的临时措施而是祭台,要套用到当今,虽有不恰当处,但却令人深思,这恐怕是一种需要革命而不是改革的严酷现实,所以说上帝死了是有道理的,因为路易皇帝的残酷统治才有撼动世界绝对君主制的法国大革命,所以改革是温和的不是温和的就不是改革而是暴政是有一定道理的。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刑法最为严酷的国家,因为美国在宪法里明确保障公民拥有枪支的权利,这是美国之所以刑法严酷的原因之一,但美国只有十几万人被判入狱,但美国仍然有十九个州废除了死刑,每年执行死刑的只有不到十几名。欧盟和俄罗斯则废除了死刑!
  
   英美法系司法审判虽然有陪审团体现民众在司法行为中的主体地位,但司法行为是一种限制多数原则在起作用,如果被告要被定罪的话,陪审团全体成员必须一致同意,所以律师的辩护能力和作用至关重要。

官2代飞扬 2016-04-04 03:48:09

  律就是法律造就了最压迫的法律,政治与军事暴政体系
   去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二战之所以爆发不仅仅是一个民主的问题,更深层次是一个人权问题,如果你面对一个与法西斯德国近似的法律体系怎么办?在二战时期的德国,如果没有人敢引用更高的权威作为不服从法律的借口,那么纳粹说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少数人功利主义原则便顺理成章,便可以随意制定法律杀人,实证主义法律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他们可以随意修改实体法,随便定人生死。六百万犹太人便惨死在这样的法律条文之下,那么这个更高的不服从法律的权威是什么:个人权利,人权。所以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法学在二战后基本臭名昭著。
   纳粹统治德国时一条坚定的法律信念便是法律就是法律。那些异议者,犹太人便死在这样的法律条文之下。法律实证主义者通常也可能是改革者,革命者,不服从者,但在他们看来法律就是驴蛋_蠢货。(狄更斯:《雾都孤儿》邦伯先生的话),因此那些手中握有立法权的人可以随意修改法律——既然法律可以随意制定,也就可以随意修改。而狄更斯描写的这时期的英国是英国贫富差距最大,民众因为残酷的法律极端贫困时期。
   为克林顿,辛普森杀人案作辩护律师的艾伦·德肖维茨在《你的权利从哪里来》这本书的第十三章,认为法律实证主义造就了最压迫的法律,政治与军事暴政体系,“法律就是法律”,纳粹党人说道,没有人有权引用更高权威作为不服从法律的借口。
  法律或道德没有外在来源,人类是根据自身价值创造法律与道德来源,这种想法长久以来一直与尼采无涉道德的哲学相系,然而他的价值观极其令人不快。然而否认客观道德与构建特定主观道德,两者之间并无必然关联。尼采的个人道德是精英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主义与不民主的事实,正清楚说明了将道德选择交给个人的风险。有些人做出恶劣的选择,有些人则创造出与自然或客观道德毫不逊色甚至尤有过之的高尚而怜悯的道德。只以密尔和诺齐克建构的道德体系而言,他们完全迥异于尼采的原纳粹主义。让道德脱离宗教或者其他外在来源的束缚,将不可避免的导向尼采或者同类相食,这种说法就算是真的——它当然不是真的——也只不过是一种论点,用来支持来自于外在来源实际道德的论点。如果这种道德实际上并不存在,那么我们除了纯粹主观的个人主义道德外,便只剩下几个基本选择:
  第一道德虚构取向,第二推演出客观道德,第三从逻辑上客观构建一个道德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客观构建取向,第四我们可以仰仗历史上的人类经验——尤其是负面经验,以这些经验作为不断变迁且由人所创造的道德,法律与权利体系的基础,并且倡议某些基于这些经验而创建的权利,我们可以称之为经验取向。
  
  最能证明权利来源自人类的经验而非某种抽象外在来源的,就是权利的知识论的历史,这样就可以牵制未来的不义。所以阿舒勒教授说二十世纪的美国法理学的核心是没有对错可言。
  
  但恰恰是美国的权利意识拯救了二十世纪的人类,而德国苏联和中国却遭受了空前的纳粹政治战争革命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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