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昌清:再论精准改革“公共侧”

——是理顺体制机制,还是继续“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4 次 更新时间:2016-04-02 17:4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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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昌清  
按照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所需要的合理人数和结构,来具体确定。实行股份制的国有控股企业和合资企业,要考虑到其他股东的情况,按照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所需要的合理人数和结构,来具体确定。代理股东可以按一定比例从企业利润中获取代理费。

  

   全民所有资产联利经营责任制改革为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避免了在现有体制条件下发展混合所有制容易产生的全民所有(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因为改革后的资产,都有了责任人,责任人不会让自己的资产被别人拿走。全民所有资产联利经营责任制改革也为以后的兼并重组奠定了合理的基础:因为改革后的兼并重组不再是不承担责任的行政行为,而是与资本经营者的利益密切相关的企业行为。

  

   如果说,采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三去一降一补”难题是“扬汤止沸”,那么,通过“公共侧”三项改革来解决“三去一降一补”难题就是釜底抽薪。通过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类视的事情过去都做过,但在做过以后,很快问题又形成了、严重了。这是因为,体制机制没有改变,就像人体没有免疫力。原有体制机制的弊端就像病菌一样,用了抗生素病情会减轻一下;停用抗生素旧病又复发了。时间一长,病菌产生抗药性,更难对付。

  

   例如,现在房地产业面临着艰巨的去库存任务。要去库存,就要降价销售,可私营房地产商会这样做吗?只有实行公营,把积压的住房由政府统一收购,然后用优惠的价格卖给经济不太宽裕的无房户(包括大量要入户城市的农民工),才能解决这一问题。通过解决这一问题,完成住房制度由私营变为公营的改革,为以后的良性发展奠定基础。政府收购住房所需资金,可以把扶贫资金转用一部分:因为有些自然条件恶劣的贫困山区,在本地投入再多的资金,也无法相应地提高收入,还不如让这里的农民搬迁,直接进城或替代进城(农村条件较好的农民工入户城镇,贫困山区的农民搬到条件较好的农村)。

  

   在“全资会”建立的过程中,可以同时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关停在行业中技术和管理最落后的企业和矿山,矿山收回,设备和厂房拍卖,用于其他投资及职工的安置。只有用于其他投资的资本才作为全民所有资本进入计算和经营。

  

   股市本来是在资本合作经营和必要时交易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投资是基础,交易是必要,投机是副产品。我国的股市是“速生鸡”,一产生就主次颠倒,甚至喧宾夺主,完全变成了以投机为目的,不是“买股票”,而是“炒股票”,不再关心发行股票的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了。这样的股市对企业来说,只起到“圈钱”的作用,起不到监督作用。要通过全民所有资产联利经营责任制改革,改造中国的股市,使其由“速生鸡”变成“原生鸡”。具体做法,是规定一个时间段,让持有国企股票的股民选择是否成为该企业的股东甚至董事,股东拥有的股票要达到一定数额,董事的股票额更高;有期望的人,股票数不够,可以买够;没有期望的,可以卖出。当该国企进行改革、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时,持有相应数量股票的股民就可以以股东甚至董事的身份参加,享有相应的权利。由此改变风气,使越来越多买股票的人成为投资者,盯紧股票发行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甚至以股东甚至董事的资格参与经营。这样可以逐步改变我国股市的风气,使其更好地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克服过度投机,降低股市风险。

  

   三

  

   “公共侧”三项改革,精准地、关键性地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所提出的基本目标,其中,全民所有资产联利经营责任制改革和公共教科文去行政化改革精准地、关键性地落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目标,城市居民住房公营改革精准地、关键性地落实“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目标。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国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确实发挥了领导作用,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如果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来说,还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二是该管的事没有管到底。关于第一个问题,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就早已指出过,他说:“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全民所有资产联利经营责任制改革和公共教科文去行政化改革,就是把党政领导机关“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 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这两项改革,也可以说是对邓小平提出的问题找到了解决和落实的方案。

  

   关于第二个问题(该管的事没有管到底),最重要、最典型的就是城市居民住房的问题。这个问题,政府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管了不少事,可以说已经接近公营和计划管理了:从规划、买地、卖地,到提供经济适用房、棚户区改造、城中村改造,再到出台限购、调控政策。使人大惑不解的是:为什么政府能卖地,就不能卖房呢?如果政府卖房,不就可以控制住房的价格了吗?既然政府能出台限购政策,为什么不能对居民住房实行计划管理呢?居民住房实行公营和计划管理,可以解决防止贫富分化、腐败产生的问题,可以体现“人民政府为人民”,可以破解城市化的“瓶颈”难题,可以防止房地产发展失控,等等,为什么大家都看不到呢?这其中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认为:我们搞市场经济了,不能再用计划管理的方法了,一切都要交给市场。其实,直到现在,我们有许多方面还在沿用计划管理的方法。例如经济发展和GDP的增长,短期的、长期的,都要有个计划,有个指标。决定GDP的因素很多,变化也很大,不宜计划管理却有计划和计划管理,我国的产能过剩、高库存、高杠杆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这个GDP计划指标而造成的。住房是不动产,居民住房变动不大,是可以计划管理的,却没有计划管理。如果要总结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大的失误,那么就是接二连三的选择错误,从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到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房地产唯经济政策(忽视了其社会政策的一面),等等。现在搞全面深化改革,又到了一个关键的选择关口:是选择治本——理顺体制机制,还是继续“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呢?两种选择,两种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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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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