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诚:乐黛云:有生命热度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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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多洛夫曾经讲到他在英国与别人的两次会面,一次是与亚瑟•柯斯特勒,另一次是与伊萨亚•柏林(也译为以赛亚•伯林);与托多洛夫一样,他们都是从社会主义的“东欧”移居西方的作家、学者。托多洛夫原先认为,他和柯斯特勒这样的同一代人具有的同样立场,“是由宿命论和麻木不仁造就的”。但从柯斯特勒那里他得到“反证”,柯斯特勒沉稳自信,“他并没有接受宿命论的思想”。在牛津大学,柏林在听了托多洛夫谈亨利•詹姆斯小说叙述的结构分析的讲座之后,对托多洛夫说,“不错,•••••可您为什么不去研究十九世纪的虚无主义和自由主义呢?”托多洛夫说,从这两件事他听到了批评和鞭策。“这两个人都同我一样,生活在异国他乡,接受着异域的文化,可他们却知道怎样生活在个人的相异性之中”;“柏林先生告诉我说,文学不是唯结构的,它是由观念和历史组成的;我又从柯斯特勒那儿知道,放弃自由的主张是没有什么‘客观’理由的。”[29]

   托多洛夫讲述这些事情,是为了阐述他提出的“对话批评”,讨论在对自己的精神轨迹进行反思的时候,怎样通过别人的言语来了解自己。如果我们把“对话批评”暂且放在一边的话,那么,也可以看作是在怎样“保持着自我的自我”的提示。从一种“别人”的观察角度,托多洛夫将之概括为“他就是他”;作为自我陈述,乐黛云的说法是“我就是我”——这是她为自己的自传起的名字。在80年代,以“代际”来区分20世纪知识分子是流行的方法。李泽厚在《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中,就用“转换预告”、“开放心灵”、“创造模式”、“走进农村”、“接受模式”和“多元取向”,来区分、描画20世纪六代(或六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按照这一区分,乐黛云当属“接受模式”的那一代(当然,她也生活在“多元取向”的时期里)。“接受”在李泽厚这里,应该是个动词,而不是定语;也就是说,那一代是缺乏创造力的,接受统一“模式”的一代。这种区分,这种代际的特征描述,自然也可以说是合乎实际的。不过,正如托多洛夫指出的,它不能概括一切;总会有一些人虽困难,但也有效地突破这一模式。乐黛云呈现的,正是这样的形象。她知道怎样生活在个人的相异性之中。在“接受模式”的时代,她努力抵抗着“同质”文化的混淆,而在“多元取向”(实质上是另一种“同质化”)的时期,则抵抗着涌动的强大潮流的同化力量。

   和乐黛云谈话,听她讲课,读她的书和文章,一个突出印象是,她是个“自然”、自信的人。自然、自信,就是不做作,就是较少“面具意识”(并非贬义上使用),就是率直坦诚,就是她自己说的“情绪型、易冲动、不善计谋”,就是不左右摇摆,见风转舵。就是在风云变幻,眼花缭乱的时势中,努力坚持自己独立的判断,不苟且,也不阿世媚俗。就是保有开放、批评,但也包容、非排他性的心态。她的讲课和日常的谈话并没有很大的区别。她的文字是真实心声的表达。有时候你甚至觉得她并不怎样讲究“修辞”,卖弄“关子”,虽然她完全有能力这样做。在这些年来,我亲眼多次见识她面对重要事变时的沉着勇敢。她的言行,证明了她十多年前这样的一段话的可信:

   ……我似乎还有可能返老还童,从头开始。然而,即使一切再来一次,在所有关键时刻,我会作别的选择吗?我会走相反的方向吗?我会变成另一个人吗?我想不会,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总而言之,我就是我,我还是我!历史无悔!这历史属于我自己。[30]

     2008年8月

   注释:

   [1]刊物名字与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有关。当时,那个才气横溢的多余人皮却林,在大学知识青年中,有一定的影响。

   [2]这些讲述生活、学术道路的自传、随笔集、我读过的有《我就是我》(台北,正中书局1995)、《绝色风霜》(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探索人的生命世界》(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四院  沙滩 未名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乐黛云传》(王鸿儒,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等。

   [3]这些从书中,像杰姆逊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普安迪的《中国叙事学》,佛克马、蚁布思的《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等,以及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等,在学界都发生过重要影响。

   [4] 《新文学论从》1980年第1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5]《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一份集刊性质的文学批评、研究期刊。

   [7] 《我就是我》自序,台北,正中书局1995年。

   [8]乐黛云《我就是我》第72-73页。

   [9]1950年夏天,那时正是乐黛云热烈向往、投身革命的时候。她作为中国学生代表团成员,参加在捷克的布拉格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团秘书长柯在铄曾问她是否愿意留在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并说可以到莫斯科大学留学。“我对此……一口回绝,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我虽然积极参加各种革命工作,但内心深处却总是对政治怀着一种恐惧和厌恶之情。”《我就是我》的39页。

   [10]《我就是我》自序。

   [11]《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12]参看1957年初版,1972年修订的《欧洲哲学史简编》(汪子嵩、张世英、任华等编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13]1981年《中国文学研究年鉴•鲁迅研究概况》,《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1》第10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4] 《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0》,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后者收入李欧梵、M•安德生、D•波拉德、林毓生、葛浩文等的16篇论文(或专著摘录)。

   [15]夏济安文章题目是《鲁迅作品的黑暗面》、《黑暗的闸门》。论集中的文章还有林毓生的《鲁迅的复杂意识》、竹内实的《中国的三十年代与鲁迅》、李欧梵的《一个作家的诞生——关于鲁迅求学经历的笔记》、丸山升的《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等。

   [16]《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0》第375-378页。

   [17]参见《中国近代思想史论》453、449、4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

   [18]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488页。

   [19]李泽厚《胡适  陈独秀  鲁迅》,刊于《福建论坛》1987年第2期。引自《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12-11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

   [20]参见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四章“希望中的绝望与绝望中的希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21]《拯救与逍遥》的“后记”中,刘小枫感谢了“以各种方式鼓励了我的思考”和写作的朋友,其中说“乐黛云先生仔细阅读了第四章讨论鲁迅的部分,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看法(尽管她对我如此看待鲁迅表示愤怒)”。《拯救与逍遥》第539页。

   [22]《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15-116页。

   [23]参见《我就是我》第58-68页。

   [24]《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25]《我就是我》第211-212页。

   [26]《我就是我》第203-204页。

   [27]《我就是我》第157-158页。

   [28] 参见《乐黛云教授学术叙录》第27-35页,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4年。

   [29] 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第170-171页,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

   [30]《我就是我》第244页。乐黛云的这部自传写完于1994年5月。

   本文原载于文艺争鸣200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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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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