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近代东亚历史的转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3 次 更新时间:2016-03-30 22: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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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 (进入专栏)  

   一百二十年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其意义不仅在中国,在日本,也深刻影响了亚洲,影响了世界。从那之后,人类历史许多重大事件,都可以追溯至这场战争。

  

留给中国的精神遗产

   甲午战争将近代中国的历史截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使中国被迫放弃先前三十多年洋务新政,中国人本有的那点自信被彻底摧毁。诚如梁启超1899年所说,先前中国人自信不疑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经过甲午战败打击,无论怎样“携朝廷之力以行之”,无论怎样不胫而走,畅行海内,其意义远非洋务新政早期那样让人心热,“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成为明日黄花。(《自由书•地球第一守旧党》)

   “中体西用”是甲午战前中国人最为自信的理论。许多中国人在那时普遍认为,中国在不得已学习西方之后,究竟应该像日本人那样尽弃其学而学焉,转身向西,脱亚入欧,还是应自信中国固有体制、文明与理论,只在“用”、“末”上下功夫,在“坚船利炮”上做文章?

   事实证明,中国人在那短暂三十年,在物质,在器械,在用,在末上,都是成功的。物质增长一点都不难,一个全新的工业,一个中国先前不曾有过的工业文明,很容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生、发展。所谓“后发优势”,就是指原创者已积累了足够创造,后来者只需照葫芦画瓢就可以事半功倍,后来居上。

   但是,“后发优势”也蕴含着深刻危机,转化为“后发劣势”只在一念间。后来者在充分接纳先发成就的同时,注意体制改造,或许可以避免“后发劣势”陷阱。然而更多时候,后发国家充分利用先发国家的创造,特别是并不改变旧有体制情形下利用先发国家的创造,原以为就是“后发优势”,殊不知这就是一个“后发劣势”的陷阱。

   “后发劣势”的分析框架,根据杨小凯的研究,是西方经济学家沃森提出来的,英文表达为“Curse To The Late Comer”,蕴含有“后来者诅咒”的意思。按照沃森的看法,后发国家在许多方面都可以模仿先发国家,实现超越性发展,显得比先发国家效率高好多。

   但是后发国家对先发国家的模仿至少有这样两个层次或境界,一是模仿制度,一是不变制度模仿技术和工业化。显而易见,制度模仿见效慢,比较难;技术或工业化模仿,见效快,容易超越。但是,没有制度改造的技术模仿让后发国家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是一件好事,这极容易让这些地方产生莫名其妙的“制度优越感”,为后续发展留下巨大隐患。中国在十九世纪晚期的洋务新政,就属于这种情况。

   洋务新政三十年经济增长,军事力量提升,不是加速中国政治架构现代化,不是让中国更接近西方。相反,中国在不寻求政治变革前提下获得的经济提升,反而加强了中国人对旧有体制的自信。

   在甲午战前,中国人之所以大胆畅言“中体西用”,之所以在很长时期蔑视日本,主要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寻求政治改变,没有在本、体上变革,不是照旧发展,照旧强大吗?中国的不变革反而因三十年畸形发展获得了理论支撑。这是甲午战前最为奇怪的现象。

   甲午战败使中国知识精英不再相信洋务新政“跛足现代化”,不再相信主观拣择趋利除弊的浪漫设计。知识精英经过这场刻骨铭心的失败后对日本五体投地,以为日本人不畏艰辛脱亚入欧才是学习西方、走向现代的正道。

   用严复的话说,中国学习西方寻求富强,必须本末兼治,体用合一,“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559页。)

   严复的分析为中国人指出了一个全新方向。甲午战后,中国人没有沉沦,没有抱怨,而是以强敌为师,师法日本,变法图存。经此失败,中国人深刻意识到,学习西方,最难的不在物质,不在器械,不在用,不在末,而在精神,在气质,在制度,在本,在体。这就是甲午战败留给中国人的精神遗产、教训启示。

   洋务新政“跛足现代化”让中国错失三十年机遇,尽管朝野内外对这场战争追悔莫及,发誓重新开始,像日本那样彻底改造自己的体制,适应时代。但实事求是说,甲午战败让一部分中国人看到了旧有体制根本缺陷,从此不再相信清廷有力量有诚意带领中国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孙中山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孙中山原本期待中国在洋务三十年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期待追随李鸿章等“中兴大臣”建功立业,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让孙中山彻底失望。所谓“民主革命先行者”,其实就是说他最早意识到满洲人的自私、颟顸、不作为,意识到中国现代化不能凭借现有体制,更不能指望满洲人。中国必须首先完成民族革命,“驱逐鞑虏”,让中国从满洲人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实现种族解放,中国才有可能歩趋西方,踏上现代化坦途。这就是孙中山的“排满革命”。

   “排满革命”在甲午后并没有迅速成为思想界主流,主流的思想,还是在现有体制中寻求改革。那时,更多中国人认为,中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在军事体制、指挥系统上太落后,太陈旧,因而中国应该像日本那样重造一支现代化军队。于是,当战争还没有结束时,中国政府就接受这样的劝告,下决心请德国人帮助训练一支现代化新军,十年生聚,报仇雪耻。

   还有人认为,中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没有抓住过去几十年发展机遇,全面改造中国社会结构、组织系统、教育体制、社会管理,没有充分、放手发展自由资本主义。鉴于这些教训,实事求是说,清政府在战后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愿意释放社会,释放资本,重建全新的现代教育,全面仿行日本过去几十年走过的路。

   应该说,过往一百多年,中国人对甲午战争过程、影响、意义的认识,是全面的,深刻的,中国也确实在此后岁月中汲取了这场战争的教训,一切归零,从头开始,改变自己。1895年后的中国,不三年,面貌大变,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经济体,重新展示了对世界资本的吸引力,中国终于踏上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道路。

   “知耻而后勇”,是中国圣贤的教诲。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确实失败了,而且失败的那样惨,但中国人通过沉痛反省,让这场失败成为后来中国的“成功之母”。这是甲午战争不幸中的一点启示。

  

日本胜利的理由

   甲午战争改变了中国,使中国的发展方向得以调整。而且这场战争让世界诸强重新洗牌,国际政治格局因此发生巨大变化,原先在国际政治中基本上不发声,不具有多大功能的日本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变数,成为“帝国主义盛宴”上的迟到者。日本的崛起,直接得益于甲午战争。现代日本的起点,其实就是甲午战争。

   中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起源,并不忌讳因朝鲜而起,是自己的属国朝鲜受到了日本人的觊觎、蚕食,中国不得不起而抗争。光绪帝1894年8月1日郑重发布的“宣战诏书”,沉痛表达了中国的无奈:

   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乃倭人无故派兵,突入汉城,嗣又增兵万人,迫令朝鲜更改国政,种种要挟,难以理喻。各国公论皆以日本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令撤兵,和平商办,乃竟悍然不顾,反更陆续添兵,乘我不备,在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实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自彼开,公理昭然,用特布告天下,俾晓然于朝廷办理此事实已仁至义尽,而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六)

   光绪帝的说法是对的,也是事实。朝鲜确为中国藩属两百多年了,即便在《江华条约》之后,在朝鲜与欧美诸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之后,欧美诸国也对中朝之间“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予以默认,“中外所共知”。至于此次东学党之乱,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助剿,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宗主国应尽的责任。因此,中日稍后因此冲突大打出手,在中国方面感到,就是日本刻意寻衅。

   甲午战争毕竟是中日双方的战争,是对打,不是落后就要挨打。不管日本的理由是否成立,是否正当,我们都应该兼听,应该以超越的眼光回望这场战争。日本的理由也见于其天皇8月1日的宣战诏书。他说,日本此次对中国宣战,就是要达到日本国家之目的,为此目的,只要不违背国际公法,支持百僚有司,宜体朕意,各本权能,尽一切手段,必期万无遗漏。

   至于战争理由,日本天皇强调,自明治维新开始以来二十年,日本求文明之化于平和之治,知交邻失和之不可,努力使各有司常笃友邦之谊。幸列国之交际,逐年益加亲善。根本没有想到中国会在朝鲜问题上采取如此措施,对日本而言,殊违邻交有失信义之举。

   根据天皇所列理由,朝鲜乃日本帝国最先启发其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而中国每称朝鲜为属邦,干涉其内政。于其内乱,借口于拯救属邦,而出兵于朝鲜。日本的这个说法当然不错,中国政府确实在朝鲜问题上墨守成规,不懂得近代民族国家究竟应该怎样处理类似于朝鲜这样的“中国式殖民地问题”(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很长时间以来,西方势力一再期待中国政府利用与朝鲜的特殊关系,帮助他们进入朝鲜,但是中国政府却一再视朝鲜为自己的专有属地,不管国际社会期待,也不顾朝鲜内部发展需求。至于日本,确实利用“云扬”号事件,强制与朝鲜达成《江华条约》。

   这个条约或许在最初阶段有强迫朝鲜开放国内市场的意思,但从长远观点看,朝鲜对外部世界开放,不仅利于世界,更利于朝鲜。中国与日本相较,在帮助朝鲜走向世界方面确实在道义上输了一局。

   东学党之乱发生后,中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的请求而出兵,中国也依据十年前的“天津共识”通过外交渠道告知了日本。但是日本并没有因为中国出兵而宽慰,反而在中国出兵后迅速向朝鲜发兵,而且在数量上处于绝对优势。很多年来,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这个做法无法理解,差不多都认为日本故意寻衅滋事。

   其实,根据天皇宣战诏书的解释,日本出兵所依据的法律文本并不是中日1885年达成的“天津共识”,而是1882年日朝达成的“济物浦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朝鲜发生类似于1882年兵变之类的动荡,日本政府为了避免商业损失及外交、商务人员牺牲,有权向朝鲜派出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出兵备变”。

   当中日两国军队相继抵达朝鲜的时候,东学党之乱大致平息,中国政府为了避免1884年甲申政变时那样的中日互斗,建议两国从朝鲜同时撤军。然而就在这时,中日分歧开始发生,日本以使朝鲜永免祸乱,得保将来治安,欲以维持东洋全局之平和,建议中日双方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但遭到了中国政府不容商量的拒绝。

   中国政府拒绝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朝鲜为中国属国,改革,或不改革,均为中朝尤其是朝鲜的权力。日本政府刻意要求与中国政府合作改革朝鲜内政,明白要让朝鲜成为中日两国的共同属国。这是中国政府拒绝日本建议的理由。

   很显然,中国政府多虑了,且没有想到日本的后续措施。

日本在中国拒绝后并没有放弃这个建议,而是以自己一个国家的力量劝朝鲜以厘革其秕政,内坚治安之基,外全独立国之权义。按照日本的说法,他们的这些建议朝鲜政府已经答应,但中国政府始终暗中百计妨碍,种种托辞,缓其时机,以整饬其水陆之兵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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