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在阅读中求思路,在比较中取经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2 次 更新时间:2016-03-30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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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 (进入专栏)  

如何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是人们普遍关心和热烈讨论的议题。在这个讨论中,许多人提出了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金融危机显然是矛盾长期积累的产物。但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对于正在积聚的危险视而不见。即使有少数人发出过确定无疑的警告,多数人也充耳不闻?这里,我只想从一个很狭窄的视角,即从阅读习惯和比较分析的角度,谈一点我的看法。

近年来,互联网的普及对信息的传播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它使大众可以便捷快速地获得信息,为大众参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提供了新的渠道。可是它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使不少人改变了边读边想的阅读习惯。在互联网上看东西,一是比较简短,二是不能翻来覆去地琢磨,所以人们就会渐渐失去了阅读书籍甚至阅读平面媒体的习惯。上网看起来效率更高。以这样的方式阅读获得的信息量固然很大,但是筛选加工不足,只得囫囵吞枣地依赖于即时反应。由于现象和本质是有差别的,近期的结果和长期的结果又往往不同,因而理未易明,善未易察。如果我们除了在互联网上看新闻、视频资料等,不阅读的话,那么就会看现象比较多,比较关注近期的问题,而不能考虑它背后的机理,不能预见,这样就会出问题。中国的古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上网和阅读两者不可偏废。

譬如,我们通过阅读文献和进行比较分析,就可以发现中国经济体系目前面临的困境,不仅是因为近期美国金融体系出现了危机,更重要的是在世界金融体系出现了严重扭曲的情况下,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模式没能及时转变的结果。战后时期西方发达国家的储蓄率过低,需要用贸易逆差来加以弥补的问题日益严重。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利用这种情况,以出口导向政策来支持本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运用了这种政策,适应于当时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和资源不那么紧张的情况,创造了数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繁荣。但是正如其他采取这个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一样,在成功地执行了这种政策几十年以后,就出现了问题:首先是外汇储备过多和贸易摩擦加剧。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过多,还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失去了主动性。更严重的是这种用大量出口需求(严格地说是净出口)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阻碍了产业升级,制约了消费,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消费,最终造成产能过剩、需求不足、贫富差距拉大。而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也让出口驱动难以为继。

这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终于使我们经济体系内部的问题全面爆发,让人感到措手不及。然而,如果我们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就有可能少付学费,防患于未然。举例来说,2006年,共产党和国民党曾经举办过一次“海峡两岸经济论坛”。台湾方面孙震教授的主题演讲,讲的就是台湾的经济怎样由于没有及时实现外汇汇率机制自由化(市场化)而落入陷阱的故事。台湾的发展和我们大陆一样,早期运用出口导向政策非常成功,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就出现了刚才我说到的那些问题。当时台湾当局意识到,需要采取进一步改革的措施,实现汇率形成机制的自由化,但是这种政策迟迟没有得到执行。为了压制新台币升值,台湾“中央银行”大量收购外汇,造成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流动性泛滥的结果则是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上的泡沫形成。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泡沫一破灭,整个经济就落入了陷阱,使得原来台湾朋友们希望的,在20世纪末成为一个发达经济体的希望落空。当时我参加了这个会议,在台上跟孙震先生坐在一起,一面听他讲,一面想,我们的经济是不是也会落入陷阱。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经济还真是落入了类似的陷阱。孙震先生的这篇讲演,登在《比较》第25辑上。

最近我们讨论在世界经济危机下,我国经济困境的来由时,我发现,许多人都没有看过这篇文章。类似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有关方面的研究人员、教学人员和政府官员,都看到了这篇文章,并从中得到某些教训,来思考应对方法,我们现在的困难也许就会少一些。看来,有时候预见和前瞻性的文献,发表早了,并不一定能起到我们期待的作用,这真是遗憾的事情。

还有一些更深刻的问题,比如说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早期,一般说来政府的作用就应该比较大,所以所谓东亚奇迹,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采取了由所谓威权型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但是这样一种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出现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近年来有大量文献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比如《比较》第32辑日本经济学家大野健一的文章《东亚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就从政治的角度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一些国家在早期由一个威权主义的政府来主持经济,确实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发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以后,就要求政治转型,但是这个政治转型是很困难的。怎么能够促进它的顺利转型,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文章分析了东亚一些经体如何避免了拉丁美洲式的民粹—民主轮番坐庄的停滞陷阱,从威权走向民主的道路。另外,《比较》编辑室还出过一本鲍莫尔教授的《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从经济方面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即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国家导向型和寡头型经济可能对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经济发展成熟到了现代市场经济后,它就需要更新,转向主要是企业家型的市场经济。但是他也指出,这个转型很艰巨,要找到合适的道路并不容易。

我觉得在我们自己的解决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问题时,这两位教授的著作都有一定的启发性。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比如说前二十年,当市场还非常稚弱时,政府的经济协调应该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国家主导的负面影响就日益显现,怎么改革政府成了一个关键问题。像这样的书,这样的一些文章对别人的经验进行了分析,概括出一般性的规律,对我们来说,完全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发展经济学上有一种说法叫后发优势,所谓后发优势的核心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汲取别人的经验,少走弯路,少交学费。怎么汲取别人的经验呢,恐怕主要还是靠阅读,靠比较。所谓的读书使人明智,比较长知识,比较启智慧,比较出真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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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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