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甫宁:论粮食安全和农业劳动力成本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1 次 更新时间:2016-03-30 10: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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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甫宁  

   内容提要: 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竞争力下降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重大公共政策问题。本文以经济学基本原理为依据,通过逻辑和数据分析指出近年来粮食进口大幅度增长、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作物生产成本迅速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和收入增长以及劳动力成本的飙升;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在时空上不匹配。因此,降低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粮食安全保障水平的关键在于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缓解劳动力市场供求瓶颈阶段的紧张程度。

   关键词: 粮食安全;劳动力成本;农村劳动力市场;季节性;制度创新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不断取得重大成就,但也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对发展国民经济和保障人民生活来说,最重要的农业政策问题之一是如何确保粮食安全,而我国粮食安全问题正面临重大挑战。对政府和公众来说,粮食安全一直是最基本的政策目标之一,同时粮食自给率被作为衡量粮食安全的最基本指标,因而粮食进口量一直受到高度关注。近年来,除了大豆进口量不断创新高以外,主要谷物的进口量也呈快速上升趋势,粮食安全再次成为大众关心的热点和政府决策面对的重要议题。与过去长期供应短缺时代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增长迅速,远远超过人口增长速度,不仅人均热量摄入水平大幅度提高,食物结构和营养状况也得到显著改善。甚至在一些高收入地区和人群中,营养摄入过量导致的肥胖症和以“三高”为代表的富贵病发病率不断上升。因此,当前粮食安全问题与过去相比存在性质上的根本差异:当前粮食看上去供不应求,根本原因在于收入持续大幅度上升导致的食物结构变化,在改善营养的同时增加了对饲料粮的需求,并非食物消费绝对量下降或普遍不足,因而是一种“甜蜜的烦恼”。除了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以外,农业生产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也是国内农产品竞争力下降、粮食进口大幅度增加的重要原因。同理,劳动力成本大幅度上升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收入上升,而增加农民收入正是政府追求的目标,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的农产品竞争力下降也是一种“甜蜜的烦恼”。说它们是“__甜蜜的烦恼”,是因为造成这些烦恼的根本原因是收入上升,如果收入不上升或者上升得较慢,就不会有这些烦恼。但增加收入恰恰是政府追求的根本目标,只要政府努力快速增加收

   入,就必然带来这些“甜蜜的烦恼”,因而可以说是自找的“烦恼”。既然是烦恼,就需要找到适当的应对之道,“甜蜜的烦恼”也不例外。要探索适当的应对之道,首先应当明白问题的性质和产生的原因,然后才有可能科学地讨论如何应对。

  

   二、收入增长导致粮食需求和生产成本同时上升

   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定义,粮食安全是指“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获得并且买得起足够、安全、有营养的食物,以满足他们从事积极生活的需要和对食物的偏好。”很明显,这一定义强调的是最终消费者的满足程度,与食物生产地点、是否进口无关,其隐含假定是各种资源的自由流动,包括不受政治和其他因素干扰的自由贸易。一些人口大国(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则强调基本食物的自给自足,其原因不仅考虑国内政治因素,同时也包含对历史经验的回忆和解读(FAO等,2013)。日本和韩国一直严格保护本国大米市场,韩国农民甚至不惜以自焚来抗议自由贸易;印度和我国则更进一步,基本上把粮食安全等同于粮食自给,并据以制定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流通的主要政策。即便我国在政策上特别强调粮食生产并投入大量公共资源,但近年来粮食及相关食物进口仍然大幅度上升。以2013年为例,除了进口大豆6338万吨、食用植物油810万吨、食糖455万吨以外,谷物及谷物粉的进口量也达到1458万吨,包括小麦554万吨、稻谷和大米227万吨。我国现行统计口径中粮食包括谷物、薯类和豆类。如果以现行统计口径中的粮食为标准,2013年我国粮食进口总量相当于国内产量6.194亿吨的13%(如果单计算谷物,则进口量相当于产量的2.6%)(国家统计局,2014)。相比之下,印度粮食年产量不到2.6亿吨,实际净出口1000多万吨。如果以粮食自给率为标准,印度的粮食安全水平明显超过我国;但是,如果以居民食物消费和营养水平为标准,那印度就差远了:印度5岁以下儿童接近50%营养不良,或者体重不足或者身高不足,更多的是两者兼而有之。原因很简单,印度人均粮食消费量(包括饲料粮)仅相当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初饥荒时期水平,食物摄入量明显不足(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Research Institute,2014;Yu,2015)。印度并没有实行粮食配给制度,居民食物消费水平完全受限制于收入水平和消费习惯。如此普遍的营养不良很难用宗教等文化因素来解释,只能归因于普遍的贫穷导致弥漫性的食物消费不足。如果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下降到印度当前的水平,人均食物消费量大概不会比印度现在的水平高多少,那么,我国根本不需要进口粮食,现有的粮食总产量当中甚至有一半可以用于出口。除了需求因素外,相对价格或相对成本的变化是我国粮食作物进口急剧增长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国内各界讨论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的问题是通常仅仅关注物质成本,特别是与能源相关的物质生产费用的上升。农产品物质成本上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如果放在全球视角讨论与国际贸易相关的成本问题,情况就不同了。能源价格上升导致一系列生产资料的成本和价格上升,但这种成本和价格上升是全球性的,无论出口国或进口国,生产成本都在上升;尽管上升比例可能不同,但毕竟是全球普遍现象,很难用来解释我国粮食作物进口为什么大幅度增加。如果换个角度观察我国的独特之处,可以看到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而农民收入的长期大幅度提高必然表现为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成本的飙升。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1978年仅为133.6元,2000年和2013年分别增加到2253.4元和8895.9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为1978年的550.6%和1286.4%(国家统计局,2014),不仅远远高于能源价格的长期增长趋势,而且其它国家农民收入的增长根本无法望其项背。换句话说,如果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没有如此之快,农产品生产成本的上升就不会如此之快,我国粮食国际竞争力也不会下降得如此之快。同时应当看到,最近十多年我国农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远远超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上升速度。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1998—2003年我国粮食生产中雇工的日工资一直在18元左右徘徊,2004年开始进入快速上升轨道,从2003年的18.80元上升到2013年的99.05元,按当年价格计算10年中增加了4.27倍*,年均增长18%(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有关各年),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按当年价格计算仅增加了2.39倍,年均增长13%,尽管已经在全球独占鳌头,但显然不能用农村劳动力供给曲线的移动完全解释农村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幅度。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可能改变既定价格水平上的劳动力供应量,从而造成农村劳动力市场上供应曲线向内移动,是劳动力成本飙升的一个可能原因。但是,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的同时,蔬菜播种面积却持续大幅度增长,占作物播种总面积的比重从2%增加12%,同时,由于蔬菜播种面积按照全年种植面积计算,不考虑收获次数,而粮食播种面积按收获次数累加,因而蔬菜生产实际增加的面积应当更多。由于蔬菜生产每亩用工量相当于粮食生产的5倍,蔬菜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的事实证明我国农村劳动力供应并非绝对缺乏,劳动力雇佣价格的上升只能看作是劳动力供应的相对不足,可能有其它原因。从农业生产特性来看,农民收入与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不一致、农村劳动力市场供应相对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田生产劳动的季节性:农忙时大家都需要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因而需要增加雇佣劳动;而农闲时则相反,大家都有多余的劳动力可供雇佣。如果不再简单把农村劳动力市场看作一个没有时空概念的“点”,而是根据农业生产的实际引入时间和空间维度,就可能发现全年劳动力过剩的现象与季节性供求失衡并存,从而导致农忙季节劳动力雇佣价格大大超过全年平均数,更远远超过农闲时节。从时间上看,对季节性的大田农业生产而言,特别是粮棉油生产,劳动力的供求在时间上无法匹配。从空间上看,如果每一地点劳动力的需求不确定、不连续,就可能加剧因为居住分散造成的信息不畅、移动成本高的问题,因而农村劳动力市场供求在空间上也很难匹配。由于农村劳动力供求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很难匹配,就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不仅农忙季节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特别显著,而且难以通过雇佣季节性劳动来扩大粮棉油等大宗作物的生产规模。相对而言,蔬菜等园艺产品的生产全年用工量相对均衡,供求关系在时空上比较稳定,利用雇佣劳动就相对容易。其实,农村金融市场也一样,在大宗农产品集中生产地区,因为农户需要筹集资金和可以提供剩余资金的时间不一致,社区合作无法解决大田生产资金供求时间上难以匹配的问题。

  

   三、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反应

   面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生产者有两个选择,即要素替代或产品替代。前一种选择是不改变生产的种类,用成本相对较低或者下降(不变)的要素替代成本较高或者上升的要素,后一种选择是改变产品种类,用高投入高产出的产品替代低投入低产出的产品,用出售高附加值产品所获得的相对较高的价格和收入来平衡生产成本的上升。在粮食(或其他大田作物)生产上,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致的要素替代主要体现为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其必要的技术条件是地处平原地区,易于使用大中型农业机械,而必要的经济条件是存在农业机械作业的规模经济,无论土地和机械的所有权、经营权如何分散,农业机械的单机作业规模可以超越必要的规模门槛,购置成本和其他固定费用可以在更大作业面积上分摊。产品替代则主要表现为蔬菜、水果等高附加值园艺产品替代粮食作物,也有一些农田改用于水产养殖。产品替代的技

   术条件是具有适合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的自然环境,而经济条件是临近高收入人口集聚中心或深加工中心,具有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规模经济能降低物流费用。除了生产成本上升的推力,转向高附加值产品的产品替代还受到消费者收入上升形成的需求拉力,因而比要素替代更加普遍。或者说,即使没有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因素,消费者收入上升、对高附加值产品需求增加,产品替代就可能发生。当然,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还有另一种性质的产品替代,即在不适合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地方用劳动力投入更少、产值可能更低的产品(如竹木等)替代

   粮食等大田作物,包括极端情况下的抛荒。经济发展最迅速、收入增长最快的东南沿海地

区过去三十多年的农业生产结构的变迁很好地验证了上述理论预期。受农业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和高收入城市人口需求拉动的双重影响,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四省的蔬菜水果生产和畜牧业、渔业生产都大幅度增长:2003—2013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第一产业附加值分别增长了118%、183%、115%和145%(国家统计局,2014),这样的增速远远超过各种产品的生产率提高速度,因而主要是结构调整、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大幅度增长的结果。由于面临的市场条件类似,产品替代在上述四省的表现相近,然而,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要素替代的状况却大相径庭。1978—2014年江苏省粮食生产从2290万吨增长到3491万吨,增幅达52.4%,与历史产量最高的1997年相比,2014年的粮食产量仅下降了0.3%。但是,与1978年相比,2014年广东、福建和浙江的粮食产量分别下降了16.8%、8.4%和45.7%,与历史最高纪录相比,则分别下降了31%、31%和50%(国家统计局,2014)。原因很简单,江苏大多为平原地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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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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