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孔子

——---《孔子与他创造的世界》简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1 次 更新时间:2016-03-29 11: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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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万伟  

   克里斯蒂·罗·格罗斯 著 吴万伟 译

  

   中国历史学家顾颉刚在1920年写道“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在一个时代中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呢。各时代的人,他们心中怎样想,便怎样说,孔子的人格也就跟着他们变个不歇。害得一般人永远摸不清头路,不知道孔子的真面目究竟是怎样的。”(见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译注)不过,驻北京的美国《时代》周刊资深记者迈克尔·舒曼(Michael Schuman)在其新书中说,如果不了解孔子的真面目,就不可能了解当今东亚。理解孔子和他创造的世界是个雄图大业,舒曼试图刻画伟大圣人的全景图而巧妙地处理这个问题,目的是“剥去两千多年来堆积在他身上的神话和传说,谣言和指控,编造和扭曲和所有行李。”

   这是值得欢迎的努力。孔子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他的哲学塑造了整个地区,其在全球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我们承受不起无视其教导和遗产的代价。在亚洲许多人和西方看来,孔子是阻碍亚洲进步的思想家。人们常常把孔子与专制、压迫、极端效忠上司联系起来。从缺乏创新到韩国空难等几乎一切东西都可能归咎于儒家价值观。

   事实上,当今儒家社会最具破坏性的俗套观念之一是,从病理学上说它们是相互依赖的(尤其是与更自由、更进步的西方相比),承担家庭和社会角色的压力往往以牺牲个人的自由为代价。但是,孔子真的呼吁压抑个人能动性吗?舒曼正确地指出,“孔子哲学的核心是坚信个体的力量。如果人的行为有仁德,天下就会太平。”自始自终他在书中都竭力说服我们相信,孔子不仅一直遭到误解,而且他改造世界的方法在当今时代仍然有现实意义。

   舒曼首先向我们介绍孔子是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凡人和学者。虽然拥有杰出的历史遗产,但孔子的一辈子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出生于贵族阶级之下的社会阶层,由寡母养大,小时候就喜欢读书学习,年轻时花了很多年竭力想在政府谋个差事。因为这种努力不是很成功,他后来收了一帮学生以教书为生。他死后,弟子们将其教导和逸闻趣事集中起来汇编成一本书《论语》。在随后的章节中,舒曼带领我们见证了从古至今各个时代的孔子化身,追踪了理解孔子教导的的历史演变过程。

   在民众的心里,孝顺父母恐怕是与儒家价值观联系最密切的美德了,也与现代中国的观察家关心的许多其他问题如教育、性别不平等和人权密切相关。如果有人认为儒家观点是把社会看作一系列逐渐向外扩散的同心圆,那么家庭就是国家的缩影,秩序良好的家庭是秩序良好的国家的根基。舒曼注意到在此框架下,家人的互动对“国家如何对待其公民,民众如何应对官吏滥权以及东亚社会的公民自由范围等”都具有重要含义。从根本上说,孝顺父母的儒家观念对东亚民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第114页)。如果家庭是社会的缩影,能有多大的空间让儿子反抗父亲,公民反抗国家呢?舒曼通过一些阅读注意到:“从表面上看,儒家的孝顺观念令当权者拥有了无限的权力。儿子应该听命于父亲,国民应该效忠于皇帝。忠君和孝亲是一回事。”

   但是,舒曼本人也承认,现实要复杂得多。一方面,他写道,在《论语》中孔子“强调没有任何折扣地服从。这个事实本身就暗示孔子期待儿子无论如何都要听命于父亲。”但是,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孝经》(没有直接认定是孔子的作品)告诉我们孔子赞同孝顺的儿子“劝谏”父亲的不得体行为(第115页)。舒曼说,这种劝谏有个边界。他再次引用《论语》:“侍奉父母,应该轻微婉转地劝阻他们的错误;看到自己的意见没有被听从,仍然恭敬地不违拗他们,虽然担忧,但不怨恨。”(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第四第18节---译注)舒曼得出结论说,孔子说的反抗父母只能走这么远,因为其反抗冲动持续受到尊敬的约束。他还在《论语》的令一篇中指出,孔子暗示儿子孝顺父母应该比遵从法律更重要:公元前3世纪的法家韩非子可能将其视为可能破坏国家权威和危害社会秩序的危险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孔子教导的不同解读逐渐成形并一步步强化,因为孝顺越来越多地变成了国家将公民塑造为温顺臣民的有用工具。

   舒曼指出这样做的结果在当今非常明显。孝顺“位于孔子整个哲学的核心,”它塑造了家庭、社会和国家。“儒家的孝顺决定了个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塑造了东亚的社会结构。几乎每一种社会关系都带有家庭的性质---政府与国民的联系;东亚公司的管理;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在聚会上或者在街上任何两个见面者的社会交往模式。”儒家的孝顺起源于舒曼所说的家庭内部的“等级森严模式”:正如他有些仓皇失措的描述,孔子的家庭理想是这样的:“一位威严的、高高在上的父亲,他要求得到孩子们的尊重,同时深切地关心孩子的未来。母亲虽然要听从她的丈夫,但在家中仍然是指挥力量,是值得尊重和充满慈爱的重要人物。孩子们则急于讨父母的欢心,照父母的愿望做,常常把父母的需要放在自身需要之上。这种家庭投入并不会因为父母的死亡而终结。子女被期待通过祭奠祖先的行为传承父母的精神。”(第103-104页)舒曼继续说,“孝顺父母成为儒家评判人的道德品质的首要标准。事实上,儒家逐渐相信孝顺父母是一切其他美德的基础,也是人生各个方面的适当社会行为的基础。如果你是个孝顺父母的孩子,也很可能是忠诚的公民,可敬的绅士和忠实的配偶。”(104页)

   但是,孝顺事实上并非孔子的关键概念。舒曼指出,其重要性在他死后变得越来越大。孔子在世时,家庭往往是小型的核心家庭,经过汉朝,几代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大家庭开始普遍存在。孝顺的戒律变成了管理庞大家族的有用方法。汉朝政府也看到孝顺不仅是巩固家庭的方式,而且是灌输某些有利价值观用以巩固统治权的工具。

   事实上,儒家孝顺的关键不是俯首贴耳而是“相互性”。虽然有具体的段落,但若从整体上看孔子的教导,就会发现孔子显然根本没有打算创造一个俯首贴耳的社会。他从来没有教导民众在遭遇不公正时应该盲目服从尊长。相反,孝顺的行为应该是双向的。忠诚应该得到友好作为回报;顺从应该得到慷慨作为回报。从儿童到皇帝,任何人都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人人都生活在复杂的关系网中。比孝顺更接近孔子教导的核心的是“善”的培养或修身艺术,培养自己意识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行为规范,充满仁爱之心,符合伦理要求。

   如果不考虑孔子生活的动荡年代,我们就无法理解他的教导。孔子相信依靠自我修身,社会就能变得更好。舒曼告诉我们,孔子的自我修身观念体现了他偏爱“道德力量而不是刑罚”(196页)。权威是依靠“善举和道德行为”而获得的(197页),而非依靠世袭或者侵略抢夺而获得。

   虽然多种形式的儒家思想支配了东亚两千多年,但在最近几个世纪,因为扼杀个人自由,限制个人选择和呼吁以牺牲社会和国家利益为代价忠诚家庭而它受到严厉批评。随着中国在19世纪与西方的接触日益增多,孝顺父母“从最受推崇的美德转变成了导致中国落后的社会时代错误。”(118页)改革者认为儒家观念阻碍了中国发展成为“现代的”和自由的国家。在文革期间,毛泽东下令挖了孔子的坟墓,毁灭他的思想。如今,孝顺父母似乎有些衰落:有很多老人被抛弃不养以及孩子不尊重长辈的故事。有人哀叹传统观念的衰落,也有人赞美这种现象,认为这是西方式个人主义的健康表达。但是,舒曼辨认出儒家孝顺的必要性,他说这种孝顺非常适合当今时代:“或许孔子在重新定义孝顺时过分强调了顺从,其追随者将这种美德变成封建国家进行政治和社会控制的工具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多个世纪以来的国家宣传和对等级体系的痴迷中所忽略的是孔子教导的根本意图:家庭成员应该一辈子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和相互帮助,不仅为了家庭而且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125页)

   舒曼的目标是“将伟大圣人与现代社会结合起来,不是根除其教义而是剥去多个世纪以来为了自我利益而对其思想的重新阐释,从而挖掘出孔子的思想本质---超越时代的普世价值。”(125页)。他通过呈现这个哲学家丰富多彩的、充满活力的画像而阐明了儒家思想在当今东亚社会的影响力,对读者来说,这的确是功德无量的好事。

   但是,他的面面俱到或许成为本书的缺陷。当他把焦点集中在位于这么多有关孔子的负面俗套观念核心的概念上时---死记硬背、性别不平等、专制政府等,读者恐怕只能感受到不确定性,怀疑他到底是要打破这些俗套观念还是要将其具体化。他选择的有些逸闻趣事也令人匪夷所思:他描述了香港一个几代人生活在一起的大家庭,每个周末都要举行族长主持的家人聚餐,他将其视为儒家孝顺的典范(虽然所有孩子都曾在西方接受教育)。舒曼告诉我们“晚餐吸收了不那么严厉的西方特征。小孩子不再紧张兮兮地盯着食物看,而是欢快地玩耍嬉闹,坐在桌上的人则讲故事、谈观点和热烈辩论,好不热闹。”他采访了这个中国人的在西方接受教育的儿子,询问他为什么部分要讨好父母,宁愿娶父亲为他挑选的女子,此人解释了他这么做的原因:“我很难在父母子女的纽带之外做出选择。这是老式的儒家孝道。它已经运行了两千多年。”是的,这个年轻人认为他的决定扎根于儒家价值观,但包办婚姻或代替他人做出有利于家庭的个人选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儒家特色。即使在西方,自己选择婚姻对象也是新近才有的现象。

   我们也不能仅仅因为亚洲人说某些东西是儒家观念就认为它真的是儒家观念。舒曼并列了若干对个人的采访,他们认为那些是儒家的生活方式,比如提到在父母吃过饭之后,孩子吃残羹剩饭的经典故事,或者提到孝子割肉喂母的故事,据说是唐朝时期的风俗。通过选择这些怪异的混合体---偶尔显得不可思议的民间传说和把“亚洲”和“儒家”等同起来的人的对话,舒曼陷入一种把儒家思想当作反常的、落后的、传统的、和带有异国特色的思想的具体化危险之中,虽然他的本意恰恰相反。比如,就在他在孔子作为教师的一章中做的那样,他谈到南韩的厨师遭遇的教育压力,因为现代考试体系的框架确实就是模仿科举考试体制而来,这或许是公平的,但是人们希望他应该考虑重新描述这个例子,重点讨论考试的整个目的是如何不同。科举考试是对道德善的衡量,评判的是他如何从伦理学角度判定处境并做出回应。今天的韩国考试地狱可以说与美国过分溺爱孩子的父母和温室里的孩子等文化现象有更多相同之处。

   舒曼对儒家思想的解读当然并不新鲜,也并不特别令人吃惊。它完美地显示了摆脱西方对孔子思想(不仅是孔子而且是更广泛的东亚思想甚至整个非西方世界的解读)的主导性解读的困难。把东亚看作传统的、和谐的观点影响了我们对它的看法,导致了依靠摘樱桃的方式解读亚洲文本从而使得看似不可理解的文本显得前后一致和容易理解。比如,著名的中国经典《老子》(《道德经》)就没有多少共识。有人认为它是政治小册子,有人认为它是武术宣言,还有人认为它是鼓吹与世界和谐相处的文本。将其视为连贯整体的唯一方法是把焦点集中在某些篇章上而忽略其他,结果就造成对《老子》的众多不同解读。揭示孔子的真面孔---令人困惑的、前后矛盾的和有时候令人困惑不解的孔子---很难不陷入同样的陷阱。

   舒曼的重要论证是我们应该超越俗套观念,抓住更细腻、更有力、和更复杂的哲学。但他的焦点区域恰恰在有时候破坏了他的论证,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们并不觉得吃惊的原因。事实上,试图拆除儒家俗套观念的结果却造成它们的具体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呼吁我们关注虎妈、大家族和包办婚姻等让人更难创造“孔子真面孔”的话语,因为构建真孔子的方式就基于这些俗套观念之上。

舒曼落入陷阱的事实本身对我们有高度的启发意义:我们看待孔子或者更广泛地说看待东亚的棱镜根深蒂固,即便你有最良好的意图,但要摆脱这些束缚却非常困难。舒曼讨论了马克斯·韦伯1915年的分析,即为什么儒家价值观妨碍了中国发展成为具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韦伯认为,儒家反对资本主义的原因可能体现在他对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的观点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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