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需要”在中国的政治转型和理论困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09 次 更新时间:2006-06-11 22: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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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 (进入专栏)  

  

  2005年8月26日《时代财经》以《中国富人在美国:挥金如土美国邻居看傻了眼》为题,报道中国富豪在国外挥霍,其奢侈程度让高消费的美国人都自叹弗如。2005年8月17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上海最贵豪宅被动捂盘,每平米定价十万超过纽约”;2005年8月16日《国际先驱导报》报道,“神秘中国人以1.3亿美元欲买‘世界第一豪宅’”。〔注1〕中国豪富出手阔绰,他们要满足的不只是物质享受和占有的需要,而且是“为富者尊”的需要。富豪们的“需要”和他们心目中的“好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他们有钱,他们可以“自由”决定哪些需要是合理的,哪些是实现他们人生价值必不可少的需要,需要满足到什么程度才算有“体面”,有“尊严”,才够得上“好生活”的标准。出于他们对“好生活” 的理解,包“二奶”,挥霍消费,豪赌,物品豪藏,去世界最豪华的地方度假旅,在最时髦的购物天堂采购最昂贵的商品,只开奔驰、宝马、布加迪威龙,只住超顶级别墅,只吃美味佳肴,统统被纳入了正当需要的范围。

  在当今中国,尚不存在一种关于“需要”的共识可以让人们对富豪们的“好生活”理念本身有所质疑。人们往往从贫富悬殊来批评社会的分配不公。但是,不管缩小贫富差距多么重要,如果仅仅从物质分配的多寡去看待社会的分配正义,就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假如有一天我们社会的物质足够地丰富,分配制度足够地公正,假如有一天人人都可以过上现今只有少数富豪那样的奢华生活,那时候我们就能算是有了“好生活”吗?

  “好生活”和合理需要一样,是一种价值判断。和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好生活理念,它关系到人的生存价值问题。正如索伯(K. Soper)在《论人的需要》中所说的,有关人的需要的价值问题广泛地涉及人类生产的意义,如何评判生产所造成的后果,以何种价值理由来确定生产和消费的合理性,等等。〔注2〕一个正派社会不能缺少对需要的讨论,因为这种讨论可以帮助我们以更大的、人类之“好”的视野去看待与我们群体直接有关的好生活和社会正义。除非我们了解具有普遍人类意义的需要,我们将不能言说与人类存在价值相一致的社会正义,也不能言说与人类普遍生存目的相一致的好社会理念。

  

  一.“需要”的政治转型

  

  需要不是抽象的,而是以具体的社会环境为条件。关于需要的价值判断总是体现在特定的社会组织和制度形式之中,而社会组织和制度的合理性又总是以某种关于需要的理论为基础。在具体社会中,需要的价值和社会制度的政治价值有着内在共同性,所以索伯把需要的价值也称作为“需要的政治”,“需要的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形式。”索伯区分了两种关于需要的政治,一种是国家主义计划经济的强制性政治,那种“由国家规定什么是正确需要的政治”。另一种是自称为不是政治的政治,即消费个人化、经济自由化的市场自由主义政治。〔注3〕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中国经历了从需要绝对政治化到需要绝对非政治化的剧烈转变,在这种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的转变中,社会失去了营建需要价值共识的机会。这种价值共识匮乏本身就是特定政治制度的结构性缺陷的后果。和其它的政治的或社会的价值一样,营建关于需要的公共价值需要有自由的公共讨论空间。关于需要的讨论一定会涉及整体社会制度和政治理念的问题,不可能局限在小小的经济或消费理论范围之内。

  在中国,“需要”问题的政治性首先体现在,1980年代以后,需要的国家主义(国家统一规定需要和需要满足)遭到了越来越彻底的否定,消费受控者因此逐渐转变为消费主权者。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不只是人的物质需要, 而且是人的其它需要,如感情、娱乐、审美、求知等等都是由政治权力所严格规定的。仅就物质需要而言,衣和食都是定量供应的,国家不仅规定中国人有多少种基本需要(需要的数)和每种需要满足到什么程度(需要的量),而且还规定以什么物品去满足这些需要(例如,多少粮食,什么样的粮食)。国家以此宣称它满足了所有人的同样需要,因此具有统治合法权威。这是一种对需要实行专制的模式。它的控制可以遍及人的一切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和性需要。文革中的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是在限定基本的生命需要。一切不在国家权力限定范围之内的需要都是不容公开道出的,稍有流露就会以“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罪名受到打击。票证分配制度比任何其它制度都清楚地表明,需要不可能是自然的。当人们在生活中彻底失去自由意志决定的时候,他们不可能知道自己“自然”需要什么。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由于“需要”不可能成为一个公共话题,需要成为满足低程度生理本能的代名词。这种对需要的宰制包含着对人的极度贬抑,它是政治对人性的极度扭曲和摧残的一部分。

  1980年代后期以来,消费受控者转变为消费主权者, 这成为中国融入现代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世界范围内,“消费主权者”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成为一种观念利器,一次又一次冲击和颠覆各种“集体主义”控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消费者主权有两重意思。第一,消费者对自己的需要、欲望和“我是谁”有主体操控权。这是市场自由主义的价值基础。需要和欲望属于私人领域。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前者不应受公共权威的干涉。对人的需要而言,国家是最具威胁的公共权威(尽管垄断的公司和操控性的广告商也可能威胁到消费者主权)。〔注4〕第二,消费者只是在市场社会中才拥有主权。在市场社会中,以价格杠杆来调节的竞赛使得生产者必须以消费者的偏好为指归。消费者以有限的金钱来谋求最多量的享受,生产者必须顺应他们的喜好。只有那些能准确有效符合消费者需要的生产才能在竞赛中存在下去。

  市场的自由主义和自由社会是一个乌托邦模式。自由主义的市场社会有赖于某些基本条件的完美实现,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和社会条件。首先,消费者必须是完全自足、理性的个人。他们绝对能对自己的需要完全作主,他们的需要完全不受任何的外来影响或操纵。其次,市场有序竞赛必须完全按消费者要求为指归,不受外力(政治、法律漏洞、偏袒关系等等)影响,更不要说经商者必须以满足他人需要为己任,绝对不能贪婪、欺诈和唯利是图。在现有的商品经济社会中,这两种个人和社会的理想条件都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

  和一切乌托邦一样,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无法取得它预期的社会效果, 这不在于它理念本身的错误,而在于它的理想条件根本就不可能。在中国,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想破灭之后成为改革的希望和理想出路的。其实,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或者共产主义本身,也都是一个乌托邦。这些乌托邦无法取得预期的社会效果,也不在于它们理念本身的错误,而在于这些理想本身就不现实。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多劳多得,按劳取酬,”或者“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等,它们都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不可缺的理想化完美条件。在一个乌托邦和另一个乌托邦之间是没有优劣之分的。任何一个乌托邦都和别的乌托邦一样完美,在乌托邦的世界里,连乌托邦也变得多余。理想的自由主义和理想的共产主义一样是乌托邦。要是能实现,任何一个乌托邦都和别的乌托邦一样好,在乌托邦的世界里,根本不需要比较不同乌托邦的优劣。

  中国过去二十年的需要转型从一种乌托邦向另一种乌托邦模式激烈摆荡。消费文化所代表的富足成为对后文革中国民众具有吸引力的转制号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它造成的物质匮乏曾使不少人感受到需要的窒息。窒息个人的最起码需要和欲望,受损的不只是个人的自由,更是整个社会的有效发展。社会有效发展只是指单纯经济发展,还是也指在其它方面也同时发展?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隔离或脱离的情况下,发展消费成为一个以经济发展增加政治稳定的手段。但它却不能从根本上反思“自由”、“个人”、“需要”、“欲望”、“自我”等公共伦理要素的问题。那些与好社会紧密相关的公共伦理问题恰恰在经济转轨,政治依旧的制度延续中被压制或挤压掉了。

  为新经济模式和旧政治体制联姻正是中国式的“消费者主权”。在中国,消费者选择一直是“搞活经济”,还没有成为“公民政治”的一部分。把中国人从计划经济的枷锁中释放出来,这确实意味着一场消费人格和消费文化的革命。从票证社会主义的被动、拘谨、依赖、无主见,很快变成了市场经济的主动、开放、独立、大胆和创新。搞活经济有两个方面,激活企业和激活消费者。它们在中国都发生了。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一方面,物品生产者,不论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都必须积极进取,为讨消费者喜欢而竞赛。另一方面,消费者自己也必须积极进取,表现出物品生产者那种创新、独立、大胆、不怕冒险、为自己行为负责的精神。消费物品不只是具有实用价值(“有用”)和商业价值(“值钱”),而且更具有载负和传递公共文化价值 (“有意义”)的作用。〔注5〕

  在中国,新的物质相对丰富有待于形成新的公共文化价值,尤其是形成保护社会弱者的公共意识。正如道伊尔(L. Doyal)和高夫(I. Gough)在《论人的需要》中指出的那样,“人的需要既不是个人自己能决定的主观偏好,也不是经济计划或者政党官员所规定的那种基本供应。需要是普遍的,也是可知的。我们关于需要是什么的知识,关于要用什么来满足需要的知识,是不断变化和应该要讨论的。”〔注6〕只有在一个人们相互关爱、相互认同、彼此以同等的人相互对待的社会中,才能形成关于群体共同需要的社会正义共识。当这样的共识转化为社会规范的时候,人们会在道义层次上感觉到约束自己过度欲念的必要, 也会要求公共政策充分重视社会中每一个人,尤其是社会弱者的需要。

  在中国,新的消费人格的变化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成新的公民人格。中国目前的消费者人格所展现的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与西方新自由主义类似的虚假“公民意识”。在西方,撒切尔或里根式的新自由主义称颂消费者主义为自由和社会活力的纽带,并把消费选择确立为一切公民和社会行为的基本模式。市场因此成为保障自由和发展的唯一有效社会制度。自由被等同为消费者选择,消费的自由成为一切社会行为、行动和思想自由的全部内容。社会个体的基本身份也由“公民”变成了“纳税人”和“消费者”。〔注7〕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保守性正表现在将“公民”和“消费者”混为一谈,把公民行为等同为购买房产、股票、人寿保险等等,并以此取消公民行为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当今中国的消费也正在起到这种不良的作用。消费由它自己的领域扩展到整个日常生活中去。一切人际活动和人际关系皆成为一种投资,一种资本,连公共生活领域(政治、司法、文艺、教育、医疗)也不例外。在中国,消费意识的发展是以公共生活的商品化和金钱化为代价的,消费者身份理所当然地取代了公民身份。消费者主权意识并没有如一些市场经济推动者所预言的那样在中国顺利转变为公民主权意识,这种看上去是自由主义的消费文化其实是以非自由民主公民或者反自由民主公民政治为其特征的,它以取消人的最根本的一项自由为条件,那就是与他人共建关于存在价值的能动自由。

  在中国,现有的消费文化漠视社会公众有讨论与“需要”有关的“好社会”理念的需要。在它那里,人在进入市场之前就先已经清楚了解自己的需要,发展自由市场完全可以搁置“需要是什么”的问题。它所说的“需要”其实是纯个人性“喜好”和“要求”。在它看来,喜好和要求的合理性不能以外在标准衡量。在一个由消费者构成的社会中,人们用以评断一个社会的标准只剩下一个,那就是这个社会能为他们有效提供多少物品,越多也就越好。由于这些消费者之间不可能存在一个共同的关于合理需要的观念,他们的社会的好坏无法用一种批判性“需要”(包括“欲望”)的尺度去衡量。今天的中国社会弥漫着物品丰富等于社会繁荣、人民幸福的沾沾自喜,就是这种消费文化逻辑的必然产物。

  

  二.“需要”的价值共识和理论障碍

  

  对什么是需要,有三种主要的不同解释。第一种是跟着感觉走,把需要当成每个人都可以根据经验就知道的、不言自明的东西。需要根本就用不着社会理论去解释。第二种是自然需要论。需要是人的天性使然。人的身体或思想特点决定了人的特定需要,需要是那些可以由不同的“科学”来说明的东西。例如,生物学和生理学会解释人为什么需要吃饭穿衣,遮风避雨,繁衍后代;人类学会说明这些需要如何为所有人类所共有;心理学则证明这些需要提供的是人的情感和认知结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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