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5 次 更新时间:2016-03-28 14: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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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条路,仿佛像五贡岁举,各种杂流,心绪也够烦恼了。这能怪学生吗?不能,他们当然不肯无故居人下。这能怪家长吗?不能。“既见其生,实欲其可”,谁愿自己的儿子是个“监生”,“未入流”!况且许多习惯,许多法令,只是官样的编资格,不是认真的问能力。这在国外,可有些不然。即如美国,作技术事业的非college毕业不可,目下且非有ph.D(博士)不可之势。至于社会上一般事业,可并不如此,有能力,自有出头之日。即如杜鲁门总统,他不曾在college中读过书,况且美国的college在大学与高中标准之间,他竟作了世界第一强国的总统。偏偏中国的社会过于重形式,加以科举思想至今仍深入人心,像美国那样海阔天空地凭努力创造一生,原来不容易。

   但是,虽说如此,若一直下去,社会是不会健康的;教育成了变相的科举,是不能建近代型的国家的。

   这个事实,使得一切办学校的感觉困难,学生在校以升学为目的,不以求学为目的,于是应做的事,不易做通;不必做的事,须做许多。这在大学尤其不了。即以两年中台大招生论,台大已尽其最大努力,而标准已经降到无法办。大致情形是这样:去年新生招考录取803人,正标准是四门主课加起来达200分;今年招考录取866人,正标准是四门主课加起达165分,因为今年算学题难些,国文亦略难些,故降低25分。此外尚有补充标准,所以补救一科有特长者。招进来的学生是这样:以今年论,录取八百余人中至少有一百五十人英文奇劣,又有很多人算学零分,英文之劣,劣到不如好的初中毕业生的达百数十人(或者尚不止),准备给他读两年英文。然而第一年数、理、化、动、植等科课本都是英文的,因为中文的没有,有也买不到。这怎么办?真够伤脑筋!再以中学毕业升人大学、学院、专科之人数论,教育厅统计毕业生升学者约为二分之一强,这样高的比例,在国内是没有的,在美国则是只有四分之一入大学的。有这两样情形,可以说,升学不算一件大不满人意的事了,然而不然,我为此事便成众矢之的。至于大学内的感觉,可就完全不同了,好些先生经常叫苦,以为收了这么多学生,实验难,改练习也不易,尤其是不少成分学力太差的学生,拖的程度好的学生颇难前进。想一个办法,不行,再想一个办法,又不通。累年淘汰吗?学校不能淘汰不进步的学生,好比人之不洗澡,是不能维持健康的,然若大量淘汰,又是纠纷。自我到台大以来,学生人数激增,转学生去年两次收了五百多,今年收了将近二百多,不知苦求了各系多少次,作揖打躬。以全部学生数目论,已增加百分之四十以上。这总算努力了罢,而批评的正是相反!假如以为入大学是在混资格,不在读书,自然好办,但这是我绝不能接受的,假如政府当局有此方针,我只有走开。假如办大学是为读书的,大学不是混资格的,这本来不成问题的,然而困难就来了。目下收学生,在教学上已经问题百出,有的已经解决了,有的还在伤脑筋!

   然而我不能怨批评的人,因为一切学校是过渡学校,过渡到大学然后止,不到不止。当年生员、举人、贡生、还可以老死,现在是非得到所谓某种学士不止,可叹的很,光绪戊戌年,已经谈到废科举,庚子后,真废了,改学校,然而国民思想还是如此。现在各级学校的办法,又是助成这一条“本位文化”的。

   为改变这个风气,必须每一种学校有他自身的目的,毕业后,就业而不升学者应为多数,升学而不就业者应为少数。每一种学校既有他自身的目的,则在课程上训练上,应该明明表现出来,必须使其多数学生毕业后不至于不能就业,才算成功,若专为升学,岂不全变了预备学校?清朝的制度只有高等学校或大学预科是预备学校,现在几乎一切都是了。

   第二,现在是游民教育,应该改为能力教育了。

   因为一切学校成了过渡学校,一切教育成了资格教育(即当年之所谓“功名”),自然所造出来的人,游民多而生产者少了。经济学家的传统学说,称一切不直接生产的人为非生产的人,当然,在文明社会中,不能如许行之道,每人躬耕而食,但无其必要而不能生产,坐食的人,实在多不得,因为他们多了,便是游民多了。唐朝的韩愈辟佛,专从社会问题出发,当时的和尚、道士、尼姑、女道士,是逃避兵役、逃避租税、逃避劳动的人,弄得遍天下都是。于是韩公大叫苦,“古之为民者四(士农工商),今之为民者六(加上释道)。……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贸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他忘了一件,“士”也太多,也是消耗他人生产的。晚周思想发达,游宦也发达,寄生虫在一个豪家,便是“食客三千”,偏又不安分坐食,到处闹事,六国之衰耗与此大有关系,韩非“五蠢”之论,虽然偏激,也不是无谓而发的。

   历史上的科举制度造出了些游民,为数究竟还少,然而在都邑也够奔走权门,在乡土也够鱼肉乡里的了。学校承袭科举制造游民,效能更大,学校越多,游民越多,毕业之后,眼高手低,高不成,低不就,只有过其斯文的游民生活,而怨天怨地。有些制造“高等华人”的大学,在抗战中,其贡献不与其名望相称,到是有的比较实际的,在抗战中颇有效能了。举一例,同济的工科,是德国高工型(Technikum)而不是工科大学型(Tcechnische Hochschule);后来虽有改变,然原有的底子仍在,是注重实际与实习的。抗战时,兵工厂大增,他们就很受欢迎。那些高自位置的,可就无所用之。

   游民在社会中原是寄生虫,假如仅仅是装饰品,还可,做了寄生虫,被寄生的主人就是国家,可受不了!今天的寄生虫何止儒释道而已,各种各类,不生产而又享受,不能作社会上有用的人而作农民工人的担负。有时偌大的一个机构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社会中寄生分子。

   而且中国教育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制造“高等华人”,“高等华人”就是外国人。一个人和社会的下层脱了节,大众所感觉所苦痛的,自己不能亲身了解,便成了“外国人”。这样“外国人”,尽管有的心意很好,是在空中楼阁中过日子的。我出身于士族的贫家,因为极穷,所以知道生民艰苦,然我所受的教育是中产以上的,是由于亲戚的帮忙。在中国英国德国的大学中,震于近代文明的灿烂,心中有不少象牙宝塔,对于大学的观念,百分之八九十是德国型,所以民国十五年回来以后,一切思路以欧洲开明主义时代以后的理想为理想,同情农民,而不了解农民。等到日本人打来,直跑到川藏边界上,和乡下老百姓住在一起,方才了解他们怎么样,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的是达到他们生活的生产力,他们最不需要的是游手好闲阶级,偏偏我们的教育不帮助他生产,而大批造成些剥削他的人。请问大学毕业,下乡的有几分之几,中学毕业肯作木工铁工的有几分之几。

   所谓游民,有的是因为无能力而游,有的是“不甘居下”而游,痛改这个毛病,是学校的严重课题。针对这个毛病,学生在各级学校,应该受到能力的训练。所谓能力训练,就是生产的训练,和文明社会必要的训练,而且还不要养成他高自位置的心情。在大学应该有些别样情形,此意来再说。

   第三,现在的学校是资格教育,应该改为求学教育。

   读者或者觉得我这一条原则说得奇怪,现在的学校难道不是为的求学吗?当然,无论如何坏的学校,总有一部分学生在求学,然而整个的看看,这样的课本,艰难不道,能达到求学的大目的吗?这样的教法,能达到求学的大目的吗?(这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入学校第一件事是在升级毕业,先生不好无所谓,设备不好更无所谓,只是毕业文凭乃真是要紧的,这究竟目的在学业还在资格,便很清楚了。假如中国人重视学业,轻视资格,或者重视学业过于重视资格,有好些学校是不会办下去的。

   记得三十年前吴稚晖先生有个妙比喻,就是“面筋学生,油锅学堂”,学生的质料本只那么大,然一入某一种学堂。一“炸”之后,变得很大,外表很有可观,内容空空洞洞。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只要资格,就是说,炸得块头大大的,然而国家实在不应该老是开油锅的。

   第四、现在的学校是阶级教育,应该改为机会均等教育。

   所谓一切人一齐平等,本是做不到的,因为天生来在资质上便不平等的。但因为贫富的差别,或者既得利益的关系,使能升学的不能升,不能升学的反而升了,确是不公道,而且在近代社会中必是乱源。因此,社会上的待遇,虽无法求其绝对平等,然机会均等却应为政治的理想,所谓机会均等,并须先有教育机会均等为根本。

   我以为待遇绝对平等,是做不到的。也许经过二三百年后,人类进化——目下正在退化——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或是做得到的,现在还远得很。早期的理想主义者,原有平等待遇的说法,但自十九世纪下半以后,再没有这样的学说。相当接近是应该的,绝对平均是有大害处的。

   但教育均等,却是在中学以上必须做到的。做到的办法大略如下:

   一、国民教育必须做到宪法上的要求,凡是适龄儿童,除非因残废疾病,必须受到国民教育,这是国家在教育上第一件当努力的。在台湾省,初中四年,也应于十年内变为义务教育。

   二、在初中四年毕业后的层层升学,可要看他们的天赋和学力了。应该一步一步加紧。一面各地方各团体广大的创设辅助升学的名额,专给贫穷人家的子弟,远比办烂学校好得多,一面各级学校总要多多少少维持一个适宜的入学标准。由上一说,穷人而值得升学的,可以升学;由下一说,有钱有势的人的子弟,不值得升学的,不可升学。此外,各公立学校中尽量设置竞争式的奖学金,一切的努力在乎使贫富不同人家的子弟得到教育机会的均等。在资本主义的国家,钱为第一,即如大英帝国,在他“日之方中”时,一切人的价值似乎都以钱量他。十九世纪末老张伯伦便曾作过类此的—个“名言”。在资本主义未甚发达之落伍国家,另有些种金钱以外的怪势力,支配着社会,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把“有钱有势”作为一谈。其实“有钱有势”的人的子女,无论如何,总要得到些使宜,例如:在家不必操作,更有教师补课,等等,所以绝对的平等如“化学纯净”一件事,是做不到的,然而大原则的平等却是我们必须祈求的。

   这一点,我们还要打一个折扣,否则又成幻想者。这个折扣是这样,国民学校毕业后,如果“升学”,仍大体是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无法以才学判别。中国人大多数是农人,城市中大多数为工人(至少应为工人),农家工人的子弟在国民学校毕业后,我们要设法拔擢特别好的,辅助他“升学”,但这数目是有限的,多数如果继续读书,总要走职业学校一条路,但职业学校出身而有天才者也应该给他一条“进修”的道路,说法详下章。至于中等学校以上,可就必须以天资学力为就学之原则,其他一切减之又减,以符合教育均等的原则。

   第五、现在的学校颇有幻想成分,我们应当改为现实教育。

   幻想不是理想,尽管理想中可以包括幻想,也是时常包括着。理想者,有一个高标准,而不与现状相同,如何并能否由现状达到理想,便决定这个理想的价值。幻想者,妄作聪明,学而不思,思而不学,以至做梦,多半并无目的。假如说我们的学校制度不含幻想成分,我请以下列问题回答。

   一、我们这一套学校,照他的性质,照他的数目比例,为的是什么?

   二、我们这一套学校,抗战以来、越来越多,可曾于创办之前想到师资从哪里出来否?

   三、我们这一套学校,学生毕业之后,究竟能有多少就业?就业后效果如何?可以不为社会之累赘否?

   四、我们办这一套学校,曾用何种方法使他一校有一校之作用,而不是仅仅挂牌子发文凭?

   五、我们国家的人力物力,能办多少?办了后,能否增进人力物力,以便再去办!

   这些问题,不过举例而已。假如对这些问题不能作一自信的答案,那么其中含有幻想的成分,大约不免罢!

   (本文为节选。原载1950年12月15日台湾《大陆杂志》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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