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泉:《历史变迁的制度透视》自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5 次 更新时间:2016-03-28 14:0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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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泉 (进入专栏)  

   弹指一挥间,自己从事宪政制度史研究已经有10多年了。还记得1999年硕士毕业时,学位论文选题是关于民国临时参议院研究。当时不过是兴趣使然,并没有想到以后还要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以至于在华师大图书馆复印中心完成毕业论文打印后,都没有保存电子文档。

   研究生毕业后又在政府机关从事实际工作数年。可能是工作的因素,海峡对岸的政治变化,使我重新燃起对民国初年宪政制度,特别是议会政治的兴趣,总觉得台湾的政治现实与民国时期的立宪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当这种志趣一发而不可收拾后,在妻子的支持下又重新开始了读书生涯。与研究生求学不同,读博不仅有兴趣,更多了一些问题意识与历史责任。博士论文在完成民国初年制宪与民主转型的研究后,又过了几年,我忽然发现,自己不仅有了制度史情结,更有了制度思维与行为习惯。

   比方说,2008年第一次去美国作访问学者,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年,我就特别留意美国的选举制度。在11月4日投票日,大清早我就来到所在小镇的一个投票站观摩投票。我的兴趣倒不是选举结果,而是观察选举事务的程序安排。投票站设在公共图书馆的一个阅览室内。当天的选举不仅要选总统、副总统,还有本选区的联邦众议员、需要改选的联邦参议员、州议员、市政委员会议员等。选务人员将选票样式与投票须知贴在大门上,方便选民观看。投票程序先是登记,如果已经在网上登记,则不需要人工登记。登记时需要查看选民的个人证件。第二步是领票,选票挺大的,类似一张A4纸。第三步是秘密写票,因为空间小,所以未单独布置秘密写票间,只是在写票区域的桌子上设立隔板,保证选民在写票时,前后左右的人无法窥见。最后是投票。这个投票站未设投票箱,还是使用机器在选票上打孔。选民将选票对准机器上的打孔处,将选票轻轻放入,打孔完毕后,机器会自动打印出收条,选务人员将收条交给选民,表示投票有效。整个投票过程相当便捷,气氛也非常平静。

   在美国大选的选举程序中,秘密写票现象得到了我的特别关注。长期以来,我国的“民主监督”之所以不敌“权力监督”,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是选举中的写票程序却凸显至关重要的制度性缺陷。很多场合的写票程序都是公开方式。在这种投票程序中,投票人在选举时的一举一动,全部暴露在“问题官员”、受操纵的选务人员的眼底,根本没有任何秘密性可言。与我国不同的是,秘密写票程序在当代世界许多国家得到普遍采用,已经是一个人们熟悉的政治常识,民国时期的选举也曾广泛应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发现秘密写票程序的制度细节后,我就不止一次在文章与讲演中倡导秘密写票的应用。

   正如人们强调一切新生事务都要从娃娃抓起,在我看来,制度建设确实应该从学校教育开始。比如现在中小学提倡尊重学生自主权利,开展公民意识教育。其实最好的办法并不是讲大道理,而是应该通过模拟公民生活的制度学习来进行。像人们熟知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一些简单的规则就可以应用于学生的自我管理。当学生在开会时,主席不能表态,说话的全都是学生。在发言时,同时举手的人中,反对意见优先,这样双方就能轮流得到发言机会。发言当然不能无限进行,一个人只有有限的几次发言机会,两次或者三次,次数是大家自己定的。发言的时候必须开头先说“我同意”或者“我反对”,说完之后再说理由。如果超时会打断,如果发言中攻击别人,主持人会立即打断。发言是每个人的权利,执行规则是主席的权力。其他措施还有模拟听证会制度、模拟学生法庭制度、学生选举秘密写票制度等。良好的公民意识能够使学生有效参与公民生活,良好的公民生活可以反过来强化学生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教育是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的,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广泛的参与性。

   这么多年来,在一种潜移默化之中,发现自己变成了一种新人类。参照社会上通行的文学青年的说法,可以称为“制度青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不仅在工作上有制度研究的兴趣,对日常生活中的制度细节也非常在意。就拿高校师生最熟悉的图书馆来说,参照海外图书馆的作法,我发现国内一些人性化的制度设施还是欠缺的。比方说针对平装图书封面易坏的特点,对新购的此类图书应该进行重新包装,以硬质书皮的方式保护图书。还有为方便读者,洗手间应该设计在阅览室或开架书库内。座椅设计不要盲目追求美观奢华,应该符合人体科学,增强读者阅读的舒适感。

   说了这么多,还是回到本书的写作感悟上。大部分文章都是近十年来的研究心得。我一直认为,宪政制度研究不应该枯燥无味的,更不能是静态的。必须与活生生的个案结合起来,在制度运作的过程中,体会制度的历史作用。书中收录的主要是关于民国制宪、议会政治、比较政制等具体问题的研究成果。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宪制史,比较视野同样重要。例如,当人们在评价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时,虽然也喜欢中外比较,但是由于习惯上以当代英美成熟的民主政治为标准,得出的结论常常是中国不如西方,原因自然是中国没有民主政治文化的土壤。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百年前短暂的民主试验毕竟只是制度改革的开始,尚处在萌芽阶段,即使要与西方民主相比较,也应该以英美18-19世纪早期民主形态为对象,这样的中外对比,才会更加客观一些。

   至于宪制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其实前人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尝言:“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麦迪逊的另一段话更加精彩,“人的利益必然是与当地的法定权利相联系。用这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20世纪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各种政体模式接二连三地登场,就历史代价而言,至今我们还没有客观地进行比较评估。这其实也表明,在制度史研究层面,其实还有更多的历史经验需要发掘。

   最后想说的是,个人的成长离不开许多师友学长的帮助与支持。袁伟时先生一直给予我很大的鼓励,忘不了他在《昨天的中国》一书中所说的,“历史让我们铭记:权力在不同集团之间转移,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制度的现代化,要把虚幻的人民权利转化为现实,必须致力于公民自由及相关的保障制度的建设。”许纪霖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本书写了推荐语,特别提到为什么民国时期有议会而无民主、有强权而无权威、有宪法而无宪政?“前辈人付过的昂贵学费,能够成为我们这代人避开暗礁、抵达彼岸的路标吗?倘若不懂得历史,实在没有理由乐观。”这么多年来,如果没有范泓老师的热心推荐,包括本书在内的一些个人著述是无法面世的。刘学尧教授弃政从学,多年来与他一起奔波在大北南北,关注现实问题的调研,获益良多。何勤华教授作为笔者的博士后导师,毕业之后,仍然不时关心我的研究工作进展与日常生活。而陶飞亚教授、忻平教授、郭长刚教授在学术出版方面一直是热心相助。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程竹汝教授、上海政法学院何平立教授、上海社科院马学强研究员、李修松教授对笔者研究的鼓励。王家范教授、刘昶教授、萧功秦教授、雷颐研究员、刘志琴研究员,以及逝世的高华教授,诸位师长对笔者博士论文的点评至今记忆犹新。“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共识网”,还有当年的“世纪中国网”的言论空间让人难忘。

   《新人文丛书》执行主编史仲文教授、张秩博士、新星出版社陈卓先生、广州社会科学院李杨研究员、上海大学李友梅教授、张童心教授、张佩国教授、沈关宝教授、刘长林教授、沈瑞英教授、徐有威教授、张勇安教授、成庆博士、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何海兵副教授、郑重先生、华东师大谢俊美教授、上海社科院李志茗研究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李放研究员、学术界杂志社社长袁玉立研究员、南京晓庄师范学院邵建教授、中共上海市委强鹏程先生、民革上海市委马铭德研究员,以及好友徐非博士、余洋博士、李旭、赵玉成等,笔者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历史变迁的制度透视》,严泉著,新星出版社,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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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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