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学心”与“公心” ——论目录类序的学术品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5 次 更新时间:2016-03-27 20: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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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该文论析了目录学中类序的学术品格:“学心”与“公心”。围绕这一中心论旨,文章从宏阔的视野、精审的眼光、渊博的学识及公允的态度四个层面展开论述,认为在中国古代各种传统的述学文体中,类序尤其必须兼具这四者之长。

   关键词:类序  学术品格  目录学

  

   The Academic Heart and the Fair Attitude:on the Academic Character of Literature Category’s Preface

   Dai Jianye(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academic character of literature category’s

   preface in bibliography, which is the academic heart and the fair attitude.

   Around the center point, the paper concentrates on the four aspects including

   the wide perspective, the accurate vision, the profound learning and the fair attitude.

   And it thinks that the literature category’s preface must have these four

   aspects especially among the various academic articles of the ancient China.

   Key words: the literature category’s preface; the academic character;

   bibliography

  

   近现代不少学者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学问门径”,张舜徽更认为《四库提要》的类序是“门径中之门径”。[1]类序(包括总序和小序)不仅比单本书的叙录更为重要,也比单本书的叙录更有难度:“盖目录之书莫难于叙录,而小序则尤难之难者。” [2]62章学诚说“非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3]章氏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写类序之难不仅其“学”必须精微,同时也要求其“心”务必公正。荀子曾论及“学心”与“公心”,而本文所谓“学心”与“公心”,主要是指学者宏阔的视野、精审的眼光、渊博的学识及公允的态度。在我国古代各种传统的述学文体中,类序尤须兼具这四者之长,“学心”与“公心”可以说是类序内在的学术品格。

  

   一

  

   目录学中有一书的叙录,一人的叙录,还有总类或小类的类序,刘勰早就说过“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4],类序比一书一人的叙录更有难度。不管是七略分类还是四部分类,不管是史志目录、国家图书目录还是私家目录,大类(略或部)的总序固然要高屋建瓴以总揽全局,小类的小序也同样须深宏大气,因为“小类”只是相对于大类而言的。事实上,不管是总类还是小类,都涉及到巨大的时空跨度,涵盖了众多的作者和书籍,更要论及流派的盛衰和学术的消长,加之每一类源流往往衍生繁杂,典籍也可能出现真伪相参,作者更难免高下不齐,没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对材料高度的综合能力,怎么可能在一篇千把字的类序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我们不妨看看经类总序。除少数朝代外,儒家思想自汉代以后一直是官方的意识形态,经学成了士子的进身之阶,因而经学自然便是历朝历代的显学。要在一篇不到一千字的类序中,阐述各时期经学的演进、特点、利弊,还要对经学各科进行学术分类,经部总序可以说是类序中的“宏文”,《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序堪称典范之作。总序一起笔就交待该篇类序的论述范围:“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5]1自太史公《史记》而后,孔子删《诗》《书》和定《礼》《乐》已成定论,所以四库馆臣对经书不得任情褒贬,他们所能评述论析的只有后世解经之说。接下来序文便将二千年来的经学史进行分期论析:

   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 [5]1

   这段序语几乎是二千多年的经学史纲,它提出了每个时期经学的特点、长处和局限,我们可以看到各阶段的经学中,某种学风的长处同时又是它的短处,优点同时又是它的缺点。如汉代经学因其“递禀师承”而“笃实谨严”,也因其“递禀师承”而拘谨狭隘。正始而后,王弼等人开始排斥汉儒独标新学。王弼注《易》弃置汉儒象数阐释玄理,王肃另出经书新注批驳郑玄,到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不苟同旧注,啖助、赵匡等人释《春秋》与三传立异,再到宋初孙复撰《春秋尊王发微》,更以攻击三传自傲,一方面推倒权威,一方面又互不相袭,导致几百年经学风气十分驳杂。洛闽继起理学大昌之后,宋儒解经一空依傍无所顾忌,朱熹《诗集传》悬置大小序,解析《诗经》让人耳目一新;程颐作《易传》既屏弃象数也摆落玄理,其下者王柏、吴澄等人更删削经文,这种自信带来了放肆和强悍。清初诸儒以训诂考证矫明代的臆断空疏,一生或治其一经,一字或音训数百字,使学风“征实不污”的同时,也使学风繁冗琐碎。没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视野,绝不可能在二三百字的段落中,勾勒二千多年经学的发展历程、概括各历史时期的经学特点及其弊端。

   《隋书·经籍志·诗类》小序虽仅有五百来字,同样堪称类序中的“大手笔”。序文前半部分阐述《诗经》产生的朝代、发展的历程和成书的经过。“夏、殷已上,诗多不存”,《诗经》中的诗歌为周代作品,接下来再将周诗分为三个阶段:从周氏始祖后稷肇兴到周公化成天下,此时的诗歌以“诵美盛德”为主,到“幽、厉板荡”之后,诗歌便变为“怨刺并兴”,最后周室衰王泽竭,诗歌因而也逐渐走向消亡。[6]交待孔子删定诗经之后,阐述汉代鲁诗、齐诗、韩诗、毛诗四家诗经学派的兴衰,阐述三家诗衰微的过程和毛诗兴起的原因。这篇小序阐释了诗经的产生,诗经学派的更替,有诗史的追源,也有诗学史的溯流,这四五百字的序文把隋前诗经史的本原讲得清清楚楚。

  

   二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类序之所以可作为学问“门径中之门径”,不仅由于类序可以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还由于类序精审的眼光可以增长我们的见识。上文论及的《四库全书总目》中的经类总序,分别以“拘”、“杂”、“悍”、“党”、“肆”、“琐”六字归纳六个时期经学的弊病,这种学术上的“大判断”敏锐而精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代表了朝廷的学术评价,类序中以一二字为褒贬,表现了四库馆臣独到的眼光和审慎的态度。史志目录、国家图书目录都代表了官方学术思想倾向,类序的学术论断既要深刻新颖又要为学界所公认,即使私家目录的类序在评价某代某类学术时也须老到,当然私家目录中的类序不妨更有个性,而史志目录和国家图书目录中的类序更加权威。

   《汉书·艺文志·礼类》小序,在不足300字的篇幅中,阐述了礼的起源和礼学的流变,还评断了各家礼学的高下:

   《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瘉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说。[7]1710

   首句引《易》语明其礼的本质和起源,再讲周礼的繁盛和周衰后礼法大坏的原因,所谓“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是周代礼仪繁缛的一种夸张,“礼经”指礼的大纲,“威仪”指礼的细节。“三百”已不胜其多,“三千”更不胜其烦。最后阐述汉代礼学的产生,以及各家礼学的优劣。今天《仪礼》十七篇传自山东高堂生,而大戴礼学和小戴礼学都出自山东后仓,而《礼古经》一出于鲁奄中里,一出于孔氏壁。《明堂阴阳》、《王史氏记》二书,记述从天子到大夫礼制虽不完备,但都比后仓用《士礼》推说天子礼制要好得多,因前二者皆有所依凭,后者则全凭主观推断。

单看一篇类序能明了某类的本质和渊源,将不同历史时期同一种类的类序对比着读,便能看出该类学术的演进发展。试将《隋书·经籍志·礼类》小序、《四库全书总目·礼类》小序与汉志礼类小序对读,就可以看到三书的礼类小序,或者详略不同,或者判断有异,或者视角各殊。《隋志》礼类小序是汉志礼类小序的引申,四库礼类小序几乎另起炉灶,它一起笔就说:“古称‘议礼如聚讼’。然《仪礼》难读,儒者罕通,不能聚讼;《礼记》辑自汉儒,某增某减,具有主名,亦无庸聚讼;所辩论求胜者,《周礼》一书而已。”[5]149清代四库馆臣不再重复汉、唐史官对礼制起源、礼学源流的叙述,只集中于礼学中争论的焦点。在所有经学中礼学争论最多,即古人所谓“议礼如聚讼”,可三礼之中,《仪礼》因其难通而不能聚讼,《礼记》辑自汉儒不须聚讼,唯一可能聚讼争辩的只有《周礼》,这样论述范围又聚焦于《周礼》一书。那么《周礼》中,又有哪些经文的真伪可以争辩,哪些经文的真伪不容置疑呢?我们来听听馆臣的判断:“考《大司乐》章,先见于魏文侯时,理不容伪;河间献王但言阙《冬官》一篇,不言简编失次,则窜乱移补者亦妄。”作者论述时采用排除法,战国时魏文侯就献《大司乐》章,所以这篇“理不容伪”。《周礼》出于西汉初年,河间献王只明言缺《冬官》一篇,从来没有说过经文有错简现象,宋以来儒者对经文“窜乱移补”皆“妄”。讲了《周礼》经文,再谈《周礼》注疏:“郑康成注,贾公彦、孔颖达疏,于名物度数特详。宋儒攻击,仅摭其好引谶纬一失,至其训诂则弗能逾越。”先分清汉唐诸儒注疏中的得失,才可分辨后学的批判和继承,在此基础上再指出治礼的学术态度与方法:“本汉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义理,亦无可疑也。”汉儒之长在考礼之制,宋儒之长在明礼之义,后儒应当各取其长而去其短。最后阐述礼类纲目的细分:“谨以类区分,定为六目:曰《周礼》、曰《仪礼》、曰《礼记》、曰三礼总义、曰通礼、曰杂礼书。六目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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