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该文论析了目录学中类序的学术品格：“学心”与“公心”。围绕这一中心论旨，文章从宏阔的视野、精审的眼光、渊博的学识及公允的态度四个层面展开论述，认为在中国古代各种传统的述学文体中，类序尤其必须兼具这四者之长。

关键词：类序  学术品格  目录学

The Academic Heart and the Fair Attitude：on the Academic Character of Literature Category’s Preface

Dai Jianye（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academic character of literature category’s

preface in bibliography, which is the academic heart and the fair attitude.

Around the center point, the paper concentrates on the four aspects including

the wide perspective, the accurate vision, the profound learning and the fair attitude.

And it thinks that the literature category’s preface must have these four

aspects especially among the various academic articles of the ancient China.

Key words: the literature category’s preface; the academic character;

bibliography

近现代不少学者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学问门径”，张舜徽更认为《四库提要》的类序是“门径中之门径”。[1]类序（包括总序和小序）不仅比单本书的叙录更为重要，也比单本书的叙录更有难度：“盖目录之书莫难于叙录，而小序则尤难之难者。” [2]62章学诚说“非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3]章氏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写类序之难不仅其“学”必须精微，同时也要求其“心”务必公正。荀子曾论及“学心”与“公心”，而本文所谓“学心”与“公心”，主要是指学者宏阔的视野、精审的眼光、渊博的学识及公允的态度。在我国古代各种传统的述学文体中，类序尤须兼具这四者之长，“学心”与“公心”可以说是类序内在的学术品格。

一

目录学中有一书的叙录，一人的叙录，还有总类或小类的类序，刘勰早就说过“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4]，类序比一书一人的叙录更有难度。不管是七略分类还是四部分类，不管是史志目录、国家图书目录还是私家目录，大类（略或部）的总序固然要高屋建瓴以总揽全局，小类的小序也同样须深宏大气，因为“小类”只是相对于大类而言的。事实上，不管是总类还是小类，都涉及到巨大的时空跨度，涵盖了众多的作者和书籍，更要论及流派的盛衰和学术的消长，加之每一类源流往往衍生繁杂，典籍也可能出现真伪相参，作者更难免高下不齐，没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对材料高度的综合能力，怎么可能在一篇千把字的类序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我们不妨看看经类总序。除少数朝代外，儒家思想自汉代以后一直是官方的意识形态，经学成了士子的进身之阶，因而经学自然便是历朝历代的显学。要在一篇不到一千字的类序中，阐述各时期经学的演进、特点、利弊，还要对经学各科进行学术分类，经部总序可以说是类序中的“宏文”，《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序堪称典范之作。总序一起笔就交待该篇类序的论述范围：“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5]1自太史公《史记》而后，孔子删《诗》《书》和定《礼》《乐》已成定论，所以四库馆臣对经书不得任情褒贬，他们所能评述论析的只有后世解经之说。接下来序文便将二千年来的经学史进行分期论析：

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 [5]1

这段序语几乎是二千多年的经学史纲，它提出了每个时期经学的特点、长处和局限，我们可以看到各阶段的经学中，某种学风的长处同时又是它的短处，优点同时又是它的缺点。如汉代经学因其“递禀师承”而“笃实谨严”，也因其“递禀师承”而拘谨狭隘。正始而后，王弼等人开始排斥汉儒独标新学。王弼注《易》弃置汉儒象数阐释玄理，王肃另出经书新注批驳郑玄，到孔颖达撰《五经正义》不苟同旧注，啖助、赵匡等人释《春秋》与三传立异，再到宋初孙复撰《春秋尊王发微》，更以攻击三传自傲，一方面推倒权威，一方面又互不相袭，导致几百年经学风气十分驳杂。洛闽继起理学大昌之后，宋儒解经一空依傍无所顾忌，朱熹《诗集传》悬置大小序，解析《诗经》让人耳目一新；程颐作《易传》既屏弃象数也摆落玄理，其下者王柏、吴澄等人更删削经文，这种自信带来了放肆和强悍。清初诸儒以训诂考证矫明代的臆断空疏，一生或治其一经，一字或音训数百字，使学风“征实不污”的同时，也使学风繁冗琐碎。没有“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视野，绝不可能在二三百字的段落中，勾勒二千多年经学的发展历程、概括各历史时期的经学特点及其弊端。

《隋书·经籍志·诗类》小序虽仅有五百来字，同样堪称类序中的“大手笔”。序文前半部分阐述《诗经》产生的朝代、发展的历程和成书的经过。“夏、殷已上，诗多不存”，《诗经》中的诗歌为周代作品，接下来再将周诗分为三个阶段：从周氏始祖后稷肇兴到周公化成天下，此时的诗歌以“诵美盛德”为主，到“幽、厉板荡”之后，诗歌便变为“怨刺并兴”，最后周室衰王泽竭，诗歌因而也逐渐走向消亡。[6]交待孔子删定诗经之后，阐述汉代鲁诗、齐诗、韩诗、毛诗四家诗经学派的兴衰，阐述三家诗衰微的过程和毛诗兴起的原因。这篇小序阐释了诗经的产生，诗经学派的更替，有诗史的追源，也有诗学史的溯流，这四五百字的序文把隋前诗经史的本原讲得清清楚楚。

二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类序之所以可作为学问“门径中之门径”，不仅由于类序可以拓展我们的学术视野，还由于类序精审的眼光可以增长我们的见识。上文论及的《四库全书总目》中的经类总序，分别以“拘”、“杂”、“悍”、“党”、“肆”、“琐”六字归纳六个时期经学的弊病，这种学术上的“大判断”敏锐而精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代表了朝廷的学术评价，类序中以一二字为褒贬，表现了四库馆臣独到的眼光和审慎的态度。史志目录、国家图书目录都代表了官方学术思想倾向，类序的学术论断既要深刻新颖又要为学界所公认，即使私家目录的类序在评价某代某类学术时也须老到，当然私家目录中的类序不妨更有个性，而史志目录和国家图书目录中的类序更加权威。

《汉书·艺文志·礼类》小序，在不足300字的篇幅中，阐述了礼的起源和礼学的流变，还评断了各家礼学的高下：

《易》曰：“有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义有所错。”而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瘉仓等推《士礼》而致于天子说。[7]1710

首句引《易》语明其礼的本质和起源，再讲周礼的繁盛和周衰后礼法大坏的原因，所谓“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是周代礼仪繁缛的一种夸张，“礼经”指礼的大纲，“威仪”指礼的细节。“三百”已不胜其多，“三千”更不胜其烦。最后阐述汉代礼学的产生，以及各家礼学的优劣。今天《仪礼》十七篇传自山东高堂生，而大戴礼学和小戴礼学都出自山东后仓，而《礼古经》一出于鲁奄中里，一出于孔氏壁。《明堂阴阳》、《王史氏记》二书，记述从天子到大夫礼制虽不完备，但都比后仓用《士礼》推说天子礼制要好得多，因前二者皆有所依凭，后者则全凭主观推断。

单看一篇类序能明了某类的本质和渊源，将不同历史时期同一种类的类序对比着读，便能看出该类学术的演进发展。试将《隋书·经籍志·礼类》小序、《四库全书总目·礼类》小序与汉志礼类小序对读，就可以看到三书的礼类小序，或者详略不同，或者判断有异，或者视角各殊。《隋志》礼类小序是汉志礼类小序的引申，四库礼类小序几乎另起炉灶，它一起笔就说：“古称‘议礼如聚讼’。然《仪礼》难读，儒者罕通，不能聚讼；《礼记》辑自汉儒，某增某减，具有主名，亦无庸聚讼；所辩论求胜者，《周礼》一书而已。”[5]149清代四库馆臣不再重复汉、唐史官对礼制起源、礼学源流的叙述，只集中于礼学中争论的焦点。在所有经学中礼学争论最多，即古人所谓“议礼如聚讼”，可三礼之中，《仪礼》因其难通而不能聚讼，《礼记》辑自汉儒不须聚讼，唯一可能聚讼争辩的只有《周礼》，这样论述范围又聚焦于《周礼》一书。那么《周礼》中，又有哪些经文的真伪可以争辩，哪些经文的真伪不容置疑呢？我们来听听馆臣的判断：“考《大司乐》章，先见于魏文侯时，理不容伪；河间献王但言阙《冬官》一篇，不言简编失次，则窜乱移补者亦妄。”作者论述时采用排除法，战国时魏文侯就献《大司乐》章，所以这篇“理不容伪”。《周礼》出于西汉初年，河间献王只明言缺《冬官》一篇，从来没有说过经文有错简现象，宋以来儒者对经文“窜乱移补”皆“妄”。讲了《周礼》经文，再谈《周礼》注疏：“郑康成注，贾公彦、孔颖达疏，于名物度数特详。宋儒攻击，仅摭其好引谶纬一失，至其训诂则弗能逾越。”先分清汉唐诸儒注疏中的得失，才可分辨后学的批判和继承，在此基础上再指出治礼的学术态度与方法：“本汉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义理，亦无可疑也。”汉儒之长在考礼之制，宋儒之长在明礼之义，后儒应当各取其长而去其短。最后阐述礼类纲目的细分：“谨以类区分，定为六目：曰《周礼》、曰《仪礼》、曰《礼记》、曰三礼总义、曰通礼、曰杂礼书。六目之中，各以时代为先后，庶源流同异，可比而考焉。”[5]149这篇类序在内容上既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本分，在写法上又能独辟蹊径。论断的精辟和眼光的高远让人折服，由于四库馆臣纪昀、戴震等人都是当时学界领袖，对各学术领域自然有种“一览众山小”的眼界和识力，能拨开礼学中的迷雾，这倒应证了古人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没想到这篇不落窼舀不循常轨的类序杰作，被人视为“偷懒耍猾”类序败笔。[8]

三

除了宏阔的眼界和高远的见识外，类序另一特点还表现在学问的渊博。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中说：“夫人于一切学术，苟非知之有素，则校雠一书，欲考其家数何在，则怀疑莫能定矣。”[2]54 若非对“一切学术”“知之有素”，哪怕“校雠一书”也难“考其家数何在”，要品评一类学术就更是天方夜谭了。从向、歆父子到四库馆臣，不管是做朝廷史官还是为秘阁馆臣，无一不是当世最为渊博的大儒。目录学著作的类序最能体现他们学问的广博。史志目录和国家图书目录中的类序，涉及当朝学术的所有方面，有些类序往往出于一人或数人之手，腹俭者写类序肯定下笔便丑态百出，所以章学诚说“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以言校雠。我们不妨以乐类小序为例，来看看类序中所表现的渊博学识，《汉书·艺文志·乐类》小序说：

《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黄帝下至三代，乐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7]1711-1712

相传周公“制礼作乐”，并因此形成“礼乐传统”，礼是一种强制性的规定和制度，它从外在方面来规范人的行为态度，而乐则诉诸于人内在的情感，所以《礼记·乐记》说“乐从中出，礼自外作”。[9] 但作为经学而言，乐又与礼有显著的区别，礼留下来三礼的经文，而乐只有汉儒重编的《乐记》，《荀子》中虽有《乐论》篇，但后世认为荀子算不上淳儒。这篇乐类小序追溯了乐最早的源头，又阐述了后世乐消亡的原因。周室衰后礼、乐都遭到了破坏，由于乐比礼更加“精微”，它只能呈现于节律，不能记载于书籍，所以只可存于演奏和传之口授，这样乐师亡则音乐绝。序文最后讲了《乐记》的出处和嬗变。这篇短小的类序有源有流有述有论，其实也是一篇古代音乐小史。除非对音乐的本质、功能、起源、流变了如指掌，否则难以辨析得如此之细，更难以考论得如此之精。不过，《汉志》这篇乐类小序尚有模糊的空间：到底先世有没有一部《乐经》呢？《四库全书总目·乐类》小序为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

沈约称《乐经》亡于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伏生《尚书大传》引辟雍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隋志》《乐经》四卷，盖王莽元始三年所立。贾公彦《考工记·磬氏疏》所称乐曰，当即莽书，非古《乐经》也）。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5]320

清初顾炎武也有近似的议论，他认为“古人以乐从诗”，即“古人必先有诗，而后以乐和之”，诗与乐基本没有分离，“歌者为诗，拊者为器，合而言之谓之乐”。[10]“沈约称《乐经》亡于秦”可能为“想当然耳”，与历史上的记载多有不合，四库馆臣对此作了翔实的考辨，然后得出上古“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的结论。精警明通之论以坚实的历史证据为基础，类序每一议论必定“言必有据”，而要做到“言必有据”就必须学问淹博。

《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总序和小序都颇见功力，其他几类的类序都前有所承，只有这一类为史官首创。《隋志》史部总序考论了古代史官的设置，史书的社会功用，史籍的源流变化，及史部的分类缘由。《隋志》中《杂传类》小序是一篇杂传史论，考论杂传的由来，杂传的特点，杂传的演变，杂传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写这篇类序的史臣不仅是位史家，也是位史学理论家，思致既缜密，学问更渊博。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古代校雠学之大成，其中类序更能后起转精。试将《汉志》、《隋志》、《四库总目》中集部的类序通读，就能发现三者在风格上的异同，也可见出校雠学学术的进展。《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总序和《隋书·经籍志·集部》总序，都只是叙文学在上古的起源、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历代文学的发展，《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则考辨了文集始于何时，别集起于何代，总集滥觞于何人，显示了乾嘉学者的博雅。如总序一开头便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这几句是此篇总序的总纲，也是对集部出现次第的明断。序文后面再以充实的史料佐证自己的论述。只有对浩如烟海的文集非常熟悉，才能如此从容地娓娓道来。

四

优秀的类序须有宏阔的眼界、独到的见识和渊博的学问，更离不开公允的态度和客观的立场，也就是说类序要兼具“学心”与“公心”。余嘉锡先生曾比较过私人著述与目录之书的差异：“私人著述成一家之言，可以谨守家法，若目录之书，则必博采众长，善观其通；犹之自作诗文，不妨摹拟一家，而操持一家之选政，贵其兼收并蓄也。”[2]54个人的学术著述可以有“偏激的深刻”，可以流露个人的个性偏好，可以阐述一己的新颖之见，类序则要求尽可能不偏不倚的公正，要求尽量收起个人的学术偏好和情感好恶，所以古代类序更近于现代的学术规范：价值中立和态度客观。

《汉书·艺文志》的类序是“公心”的楷模，论各家各派能破除门户之见，阐述古今学术能泯灭畛域之私，虚其心而察之，平其情而出之，做到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每下一断语都能体现是非之公。读一读《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各小序，对汉志类序的至公之心就会有极强的感受。如《汉志》儒家类小序一方面说儒家在诸子中“于道为最高”，一方面又指出“辟儒之患”：“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 [7] 1728《汉志》道家类小序既指出其所长——“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也指出其所短——“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7]1732《汉志》阴阳家类小序同样论及阴阳家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7]1734不管议人还是论学，《汉志》类序都无偏颇之失，更从不逞一己之私。将《汉志》类序与曾巩的叙录作一对比，二者的高下便一目了然。古文家曾巩善于作文，而且笔端常带感情，他在校雠的类序中常常摇曳咏叹，时不时来一句“呜呼”，类序中强烈的个人感情完全是滥情，不仅不能动人反而十分烦人。

清代四库馆臣无一不是考据名家，在汉宋之争中自然左袒汉学，可《四库全书总目》的类序中，总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声明学术上须“兼包汉宋”，态度上要“务取持平”，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序结语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以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以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5]1《四库全书总目》各部书籍的叙录，不时流露出较强的学术倾向和情感偏私，对宋儒多有攻击诋毁之论，但类序中则表现得相当客观公允，的确能祛“私心”而求“公理”。可见类序作为文体的学术品格，与单本书的叙录大不相同。再看看《四库全书总目·诗类》小序的结尾部分：

全信全疑，均为偏见。今参稽众说，务协其平。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旧文，王柏之横删圣籍者。论有可采，并录存之，以消融数百年之门户。至于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皆事须考证，非可空谈。今所采辑，则尊汉学者居多焉。[5]119

声明《诗》类中采录书籍虽以汉学著作为多，但并非出于个人的“私心”，是《诗经》离不开“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的缘故，也就是说，是此类学术的特殊需要，不是个人好恶的偏爱。强调态度上破除“全信全疑”的“偏见”，保持“务协其平”的公心。

经学中有汉宋之争，还有古文今文之辩。《四库全书总目》的类序在汉宋之争中保持中立，在今古文之争中也“消融门户”，如《四库全书总目·孝经类》小序说：“中间孔、郑两本，互相胜负，始以开元《御注》用今文，遵制者从郑；后以朱子《刊误》用古文，讲学者又转而从孔。要其文句小异，义理不殊，当以黄震之言为定论。故今之所录，惟取其词达理明，有裨来学，不复以今文、古文区分门户，徒酿水火之争。盖注经者明道之事，非分朋角胜之事也。”[5]263尽管乾嘉学者在今古文之争中有较强的倾向性，但这篇类序写得理性、平实而又公允，像这样平正通达之言只能出之于公心。

《汉书·艺文志》和《四库全书总目》的类序，充分体现了学心和公心的双重品格，既是古人公认的学术典范，也为今天的学术树立了标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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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85-287.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类序研究”（编号：11ATQ002）的研究成果之一。

原载武汉大学《图书情报知识》2016年第2期

   本文系2011年国家重点社科基金项目“类序研究”（编号：11ATQ00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