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琳:我的铁窗岁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295 次 更新时间:2006-06-09 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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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琳  

本文作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被认为参加反革命集团而入狱,四年多才被释放,于是有了一段非常时期的非常经历。三十年后,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一个个故事,其人性的磨砺和人生的思考,都带上了某种传奇、严酷的色彩;在叙述时,又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呈现出一种从容的气度。

说起来我们这一代人也真够傻的,少年时好些人竟然对铁窗怀有一种向往之情。说怪也不怪,其实那是我们的时尚。我们时代的英雄都是革命者,而革命者又总是和铁窗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一本革命回忆录就叫《铁窗烈火》,还有《不死的王孝和》,《王若飞在狱中》,《红岩》,《革命烈士诗抄》,还有《绞刑架下的报告》,还有课内课外我们所听到的许许多多革命故事:刘胡兰、赵一曼、方志敏、杨靖宇、卓娅与舒拉,等等等等。总而言之,那个时代的名人一多半坐过牢。我们不过是追星族而已。现如今有一回我们一班老头、老太在一起对年轻人评头论足,说到那些哈韩族的服装打扮真傻时,我忍不住插话说:\"他们不比我们当年更傻。单说服装,我们当年时兴黄军装、黄军帽,腰间还系根武装带,是傻还是不傻?\"

话再说回去。想当年我这个革命追星族当然没有可能成为革命者,顶多也就只能\"哈\"革命。没想到我竟然梦想成真锒铛入狱,见到了货真价实的铁窗,罪名却是\"反革命\"。个中情由这里不想细说。单讲1971年7月12日那一天我看见了向往已久的铁窗,第一眼的感觉既不是兴奋,也不是失望,而却是诧异:怎么这么小这么高呀!一个长方形的小框子,开在离地面两米多高的墙上——小到几乎可以题名为一线天,高到你跳起来也摸不着框的底边。电影上常有的那种扶着铁窗送别战友的感人画面当然也就没法出现。我后来想明白了,这种设计很实用,有助于防止越狱和\"窜监\"(指隔着号子喊话)。

我最初走进的牢房是在一个郊区看守所里。那个看守所位于城市北郊,地名叫北衙。顾名思义,看来那地方是传统的监狱所在地。那幢监狱建筑建成于何时我不知其详,只听说建成后第一批囚犯中就有它的设计者。这当然只是一种传说,牢里人可能喜欢这个传说的宿命色彩,所以代代相传,经久不衰。而我只是觉得,这位设计者显然缺少浪漫情怀。

铁窗口又高又窄,阳光每天只能在牢房里晃很短时间。狭长的光斑在墙上慢慢移动,春夏秋冬进出的时间和位置都有所不同。有经验的老犯把这移动着的光斑当钟表(牢里是不让带钟表的),瞅上一跟就知道现在已经几点。通常太阳进来时号子里会比较安静,好像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沉默下来。原因是什么我一直没有弄清,我只知道我自己爱看着光斑走神。也许是那移动很快的光斑让人下意识地感觉到年华似水?是啊,牢里面似乎一切都是静止的,我的生命在铁窗下静静地流淌。冬去春来,眼睛还没看见绿色,鼻子和喉头倒先感觉到了。风很早就送进来青草的气息,苦涩而又清香。第一年我的身体也很敏感,两条腿肿得晶亮。有一位老犯看见后说:\"春天来了。树木上水了,人也上水了。\"我从此相信,人的生命也有着植物的节律。

饥饿的概念

那个时候大牢(看守所)里的粮油配给是按当时的居民定量,每人每月二十七斤(男)或二十五斤(女)粮食、四两菜油。另外每月每人有猪肉一斤。按理说,坐在大牢里啥事不做,菜饭开水都有人送到门口,这个定量已经是皇恩浩荡了,但事实上饥饿却是当时坐牢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感觉,你在那里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你的感觉就是饥饿。

一天两顿饭,从来没有吃饱,应该说刚吃完就是饿的,其他时间就更不用说。睡着了也逃离不了,你会不断梦见吃东西却总是吃不着。夜里起来小解,看一看地板上横七竖八睡着的那些大汉,几乎个个在咂嘴巴。时间一长饥饿就成为一种控制性的力量,占据了你大部分注意力。动物在这种时候一定会去觅食,牢里的人却做不到,他们的活动全部转到心理领域。

身体当然也不是没有反应,\"居民定量\"的不够吃一般至多半个月就表现出来了。人开始尖锐地饿,有些人会晕倒,扑通一声倒在地上,硬生生的。越强壮的越是容易如此。有经验的管教干部过来瞅一眼,通常会说:\"没事,一会儿就好了。\"两三个月后,人就瘦得差不多了,基本上不会有多余的肉。半年左右,两个屁股墩和胯部两侧一般已经打上\"钢印\"。\"钢印\"是\"老犯\"们的一种说法,指的是四块乌青色(大概有淤血)的老茧——人太瘦,就变成了\"尖屁股\",坐卧(包括侧卧)的支撑点留下了疤痕,成为\"资历\"的标记。牢里没有床和凳子,坐卧都是在地板上。犯人们总是用被子垫着,有的还叠成好几层。不过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身体很快调整到最低消耗状态以适应漫长的饥饿,心理的适应却是要艰难得多,已有五年以上牢龄的几位,都好像没有摆脱心理挣扎。挣扎一词用在这里可说是一点也不夸张。就以我自己为例,为了克制自己不去看别人的饭罐和菜碗,我顿顿都在努力,努力了一年多却收效甚微。

当时的饭是用瓦罐蒸的,被称为\"罐罐饭\"。炊事员用一个小容器凭手舀米和加水,当然不可能准确得跟秤一般。结果送进来的饭往往直观上就有些微差别;菜是炊事员用桶挑进来,然后用瓢从风门(门上开的一个小窗口)分发的,差别当然就容易更大一些。

这\"些微差别\"在我们眼里却是好大一件事,可以影响一天的心情!我当时基本上还是一个学生哥,很不喜欢自己的这种心理活动,有一阵还故意糟蹋食物,表示对饥饿的蔑视,但依然改变不了眼睛左顾右盼,心情上下起伏的状况。出狱后重读《绞刑架下的报告》,发现伏契克其实早就说过(过去读时竟然一点也没注意到):\"我们当中最坚强的同志,也忍不住要用自己的眼睛去分享别人碗里的食物。\"那是一班反法西斯的战士,有信念在支撑,本不可与我们这班倒霉蛋同日而语。

就那么点饭菜,到了口边恨不得一口就把它们全给吞下去,却又十分的舍不得。你很快吃完了就得看着别人吃,所以细嚼慢咽的人居多,好像在品尝山珍海味。有人用一根线把一罐饭切割成几十个小块,每块大约一立方厘米左右。那种切割可真是一种工作!细心加耐心,大约一个小时才能完成。大家都吃完了,他才用一根竹签开始慢慢享用,一块一块不急不忙地吃,像电影上的慢镜头。这顿大餐可以吃上两三个小时!从一旁观察,只觉他神情格外专注,脸上好像写着\"请勿打扰\"的字样。满足感也分明写在他脸上,只是不能想像那种满足感会是出自肠胃。

由于对\"些微差别\"的计较,号子里一般会自发地形成某种秩序,比如,轮流值勤从炊事员手中取饭,递给其他人。轮到值勤的人最开心,因为每一罐饭都会在风门框上蹭一下,罐底粘着的饭粒(有时候在我们眼里几乎是饭团)会蹭到门框上,值勤人可拈来放进嘴里。那动作很自然,看上去只是顺手一拈,但这却是值勤人拥有的一种特权!所以不少人盼执勤就像盼过节。

食物是单调的,换来换去就是白菜萝卜几种菜——在今天堪称防癌抗癌的\"绿色食品\"。烹调法也只有一种:除了水煮还是水煮。但到了我们手上,吃法就有点花样繁多了。比如先吃一半,把另一半藏起来,等别人都吃完后再拿出来吃;比如上午留一半到下午那一顿,加在一起心满意足地看够以后再吃,我们那个号子里流行过先喝开水再吃饭......小花样不足道,共同点在于都是食物引起的紧张心理所致。

一个月吃一次肉,那天当然是一个节日。每次看到肉都会引起欢呼,碗里多少的计较更甚于平日,但吃的花样少了许多,忍得住那个饿却忍不住那个馋,于是多了些大嚼大咽的样子。吃完后整个晚上号子里都显得暖洋洋的,说话声比平日多得多。

有一个词现在已不太有人用了,叫做\"打牙祭\",原意就是吃肉。还有一个词叫\"精神牙祭\",牢里聊天,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吃——\"有一回我炖了四斤肉,全肥的,一点瘦肉没有。不加作料,只就着一碟酱油,一个人一口气吃了个精光。那位说话人两眼放着光,很认真地在回忆往日盛况。我受不了\"精神牙祭\",时常会借故躲开。明明肚子饿得火辣辣的,再说吃岂不是火上浇油?

犯人格

\"人有人格,犯人有犯人格。\"这话不是什么名人名言,是我从大牢里听来的。

说话人姓彭,当年五十多岁,我们都叫他彭老者。我入狱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坐了五年。关于他的出身,我所知不详,只听说他原先是靠着在茶馆里说评书为生,身份应该是\"社会闲散人员\"。那年头\"社会闲散人员\"在人们眼里跟\"坏人\"已差不了多少,因为当时的\"好人\"都呆在\"单位\"里。\"好人\"一犯错误,大家就爱说是\"受到社会上的影响\"。

这位彭老者自称\"五毒俱全,解放前解放后都坐过牢\"。他的\"五毒俱全\",充其量不过是吃喝嫖赌而已,估摸着在外面他顶多被定了个\"坏分子\",\"坏分子\"是当时所定\"五类分子\"(专政对象)中的一类,是不足以定性为\"地主\"、\"富农\"\"反革命\"或\"右派\"的所有\"坏人\"。

见官就赖:犯人格的第一准则

这位\"坏分子\"所说的\"犯人格\"主要意思大体上是这样:做了犯人,就要像个犯人——里面有里面做人的规则,不要把外面那一套带进来!那意思很接近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里姜文饰演的男主角说的:\"到了纽约,你就把脸抹下来揣进裤兜里吧!\"

印度的尼赫鲁回忆牢狱生活时曾经说过:\"监狱能让人性的丑陋赤裸裸地暴露无遗。\"我同意他的这一看法。依我的体会,其原因一多半是因为人到了牢里就觉得所有的遮羞布都是多余的了——一点尊严都没剩下的时候,还遮着丑处干嘛呢?说得好听一点:你要是穿着衣服进了裸泳场,那你就犯规了。

我们的情况正如彭老者所言:\"见佛要拜,见官要赖\"。怎么个赖法?

入狱之初,我成天都在担心违反监规后被罚——给你戴上手铐。戴上手铐有诸多不便,吃饭睡觉且不说,单是解大便擦屁股一事就够烦人的。你要是不向管教干部认错求饶,那铐子就不会从你手上拿下来。认错不难,求饶却不太容易,因为是要撒娇耍赖地求,借用现在的说法,那是一场\"秀\"。犯人不仅要装得很诚恳,更要装得很可怜,说话要带着哭腔,尾音要拖长,能挤出两滴眼泪来则效果更好,要让对方感觉到你是个早就服软认输的弱者。初来乍到的管教人员会很不习惯,时间长了就会反过来,不习惯你不用这种腔调和姿态了。

我一直不太理解的是,这样一种求饶秀为什么能那么煞有介事地进行?为什么就没有人觉得好笑,像电影花絮里表现的那样,演着演着就扑哧一下笑出声来?表演时,犯人们是不敢笑,可干部们呢?——哦,他们不能笑。久而久之这就成了一种\"习俗\",一种双方都必须维护的\"仪式\"了。多年以后我才琢磨出这种\"仪式\"的\"文化含义\",它体现的是在灵长类动物中通行的示弱原则——等级低的必须经常用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姿态向等级高的示弱。

犯人与干部之间不存在平等的幻象,不能指望有干部对犯人说\"我们之间只是分工的不同\"。因此,犯人示弱是天经地义,犯人不当引以为耻。彭老者创一个\"犯人格\"的概念大约主要是有感于此。不过,如果把\"犯人格\"就理解为\"犯人没有人格\",恐怕也歪曲了彭老者的原意。

两条通则:最后一点尊严

诚然,入了大牢就不要再惦记在外面做人的那一套,但有一条古老的规则却被从外面带进来了,而且还得到强化。那就是,告密是可耻的。尽管告密的事实际上总在不断地发生,却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明目张胆地那样做,并且每个人提起告密行为都会表示义愤填膺。告密者通常被叫做\"臭虫\"或\"屁巴虫\",据说有些号子里还发生过集体揍\"臭虫\"的事件。

我曾目睹一次\"闹事\",起因和结局都与\"不得告密\"的原则直接相关:一位干部来调查号子里一件芝麻大的违规事件是谁干的,所有人都不吭声。那位干部沉不住气了:\"不说是吧?不说今天下午就全体不要吃饭。\"到了下午开饭时他还动了真格的,就是不让给我们号子送饭。这一下号子里开了锅,立即齐声呼喊:\"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吃饭!......\"不依不饶。接下来号子里的人一个一个地被干部提出去,背靠背施压,要查出谁是\"黑手\"。结局是那天全号子的人都遵守了不告密的规则,事情不了了之,并且饭菜也照数补发。当时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父子夫妻互相揭发的种种故事,大牢里通行这种规则耐人寻味。

\"告密可耻\"其实与\"见官要赖\"是基于同一种认识,在外面\"装积极\"是有所图,已然成了坏人,打几个小报告恐怕于事无补吧?当然,看守所没认真设置鼓励告密的机制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据说在劳改队就不一样,单是争取减刑一条就能鼓励好多人去立功。

值得一说的\"通则\"还有一条,说起来也很古老。

大牢里的饥饿确实令人难熬,所以在饮食方面的各种狼狈相一般都不会招致嘲笑议论——大家彼此彼此嘛。但还是有底线,太过了的行为也会引起非议。举例说,你贪馋地舔饭罐菜碗,来来回回地舔上百遍也不会有人说你。但如果你爬到地板上舔洒在上面的汤,就会有人觉得不忍看了。这条规则隐含的价值取向是得到普遍认可的:一个人要是在饥饿面前表现出突出的自制力,他就会赢得同犯们包括那些惯于以强凌弱的\"牢头\"们的尊重。我因为闹过几次装病绝食,在号子里就凭空地很有威望。号子里的强弱本来主要是凭借体魄来区分,但好些人高马大的壮汉都会让着我这个文弱书生。私下里他们还说:\"人家跟我们不同,人家是政治犯。\"实际上我的案由虽然是\"反革命\",但我坐牢却绝不是因为政治活动或政治信念。我说过,只不过是因为运气不好而已。至于\"绝食\",那就更与政治无关,我完全是为了一个私人目的——出去见见至亲好友。这些他们其实也都明白,我知道,那点敬意其实是出于最后一点尊严。

犯人精:入于化境的犯人格

坐牢要坐到心平气和的地步,当然也是一种境界。我入狱那天,号子门一打开,迎面看见十三个人端坐在地板上,在我印象中就仿佛十三尊罗汉,自古以来就坐在那儿等我似的。后来在交谈中了解到,他们这一坐,大多已坐了好几年。有那么几位安闲笃定,仿佛屁股已生了根——老犯们总是要比新犯多一份从容。也不知在光线阴暗的牢房里如何可采得\"日月之精华\",有的老犯差不多就成了精。

彭老者就有点成精了的意思。他一身市井气,却在牢里成功地扮演了一个智者。年轻人不仅听他说书讲古评人论事,还请他分析案情指点官司。再加上算命详梦,他几乎成了号子里的律师加牧师。他在号子里的地位因此就有些特殊,不会像其他身体孱弱的老头那样受人欺负。他站起来时总是一只手捂着肛门部位,说是有痔疮导致脱肛的毛病。据说自打入狱就这么捂着,一捂就捂了五年。我不相信他真有那毛病,可是五年如一日地捂着也真不容易!有这毛病的好处大概在于,可以不当值倒马桶,可以不受罚戴铐子——他有可能是惟一一个从入狱到出狱都没有戴过铐子的人,但我问他时他却笑而不答。也许是不想泄漏天机?凡此种种都可以视为他坐牢的战略战术,他借此把自己安排得十分妥帖。

于是他就有了坐牢不过是家常便饭的气派。兴致来时他会在号子里来回晃悠,唱着地道的市井小调,有时候会让你觉得他不是被抓进来的,倒像是耍了个大泼皮硬赖进来的。我替他算了算,1971年7月我入狱时他已坐了五年,意味着\"文革\"刚一开始他就进来了。像他那样\"五毒俱全\"的\"牛鬼蛇神\",坐牢恐怕真等于找到了一个避难所,他那种变无奈为无赖的精神怕也真算得是一种精神。

有比彭老者\"修为\"更高的。有一位因杀人嫌疑入狱的,整整坐了十年才查清无罪被释放。他坐牢坐得悄无声息,我估计他要么是孤高自许,要么是老实巴交。那是一个农民,默默地坐了十年冤狱,又默默地出狱回到山里。十年不吭一声,也是一种功夫?

待到我转监转到市里的看守所之后,发觉那里的犯人精更多一些,我隔壁号子里就有一位。年纪轻轻,因打群架致人于死,我到的时候他已被关押了八年。由于是\"重刑犯\",他在关押期间一直戴着脚镣。每天天不亮放风倒马桶,只要一听到那脚镣清脆如铃的声音响起来了,人们就会说:\"某某某出来了。\"有一阵子让两个相邻的号子一起放风倒马桶,一道洗脸时说起了他的脚镣声,他不无得意地对我说:\"这是全看守所最好听的一副脚镣。\"——敢情全看守所的脚镣他都戴过?

还有一位传奇人物,是位老革命,他当时在看守所已呆了一十五年。据说在解放前夕他率领一个地下党小组潜入台湾,回来时却只剩下孤身一人。这件事他说不清,解放没几年就让他蹲了大狱。狱中流传的一个笑话是,有看守人员对他说过:\"你的问题就等台湾解放以后再解决吧!\"

十五年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数字,他无需费力就能赢得同犯们的尊重。管教干部们也总是另眼相看,凡事都让他几分。人精瘦,眼发蓝,这些都不难想像。我没料到的是,听说他已然身轻如燕。每天两次放风倒马桶,他总是一个箭步就窜上一米多高的水池,两脚跨开,像长颈鹿饮水一样弯下颈背来洗脸。又听说在号子里他像个精灵,常常整夜不睡,背靠墙站着搓棉线。搓棉线是号子里打发时光的一种办法,犯人们自己发明的:用棉絮捻成短纱头再搓接成长线。搓成的线当然可用来补衣服,但大半是不用的。有人曾一气搓了二十七米长,出狱后想再试试,结果是连搓成一米长度的耐心都不再有。

我没问过那位老革命整夜整夜搓成的线到底有多长,只是有一个画面从此定格在我的记忆里,宛如我亲眼所见:一副精瘦的身体斜靠在一面白墙上,发蓝的眼睛盯着手中的线,神情专注。手中的线则垂落到地堆积成圈没有尽头——他以无限的耐心在等。

(摘自《里面的故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7月出版,定价: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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