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大陆新儒家的吊诡与公共自由派的幼稚病

——关于施琅问题引发的几点理论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12 次 更新时间:2006-06-08 07:0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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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在当今中国,任何一个重大的现实事件或理论问题的出现,都难免引起诸多的争议、辩难和攻讦,去年的郎咸平事件,前不久的巩献田公开信,以及当前的有关施琅是非的争论,等等,各家各派粉墨登场,唇枪舌剑,呈现出剧烈的火药味道。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情况呢?在我看来,与我们处在一个非常规的特殊时期有关,所谓中国历史的三峡,我们并没有顺利通过,非常规政治依然主导着我们的意识思想和行为规范,所以,但凡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即便是起于青萍之末,也都涉及古今中西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之争。

  关于施琅问题,本来我并不准备有所发言,既没有看一眼电视(我料定它是一部很水的作品),也不关心前一阵子中国儒家内部的争论,老朋友陈明以及几家媒体约稿,都被我婉拒。但是随着相关问题的进展,特别是几位自由派朋友的介入,我感到围绕着施琅问题的争论已经开始转向,逐渐触及一些在我看来重大的理论问题,如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转型中的自由政制问题,内政与外交的国家哲学问题,等等,而这些问题与我这些年的法政哲学的思考与研究有关。因此,我的这篇小文与其说是分析当前施琅问题的各派理论观点之得失,不如说是借此来梳理一下自己的思想脉络。

  

  一、施琅:多少有些蹩脚的个案

  

  事情是从近期央视片《施琅大将军》的播放开始的。央视的电视剧,什么清宫戏、辫子戏、主流片、戏说片,不是大众消遣物,就是遵命文学,低俗虚伪,胡编滥造,本来与学术、思想毫无瓜葛,《施琅》料想也是不会出此窠臼的。但是,偏偏这个中国大陆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陈明,不失时机地跳出来,抖出一个大包裹,宣称这部戏是他几年前一手策划的,并且给出了一番义正词严的辩护,于是乎一场理论上的混战开始了。

  先是新儒家内部产生了分裂,关于何谓汉奸、民族英雄的问题,何谓夏夷之辨、王朝正朔的问题,何谓立德立功、文攻武卫的问题,等等,陈明即用见体的思想观点与儒家联合体中的汉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分道扬镳,论战尤酣;尔后,徐友渔、萧瀚、秋风等公共自由派开始介入,他们对于陈明不讲原则的实用主义和国家主义颇有微词,并开始把原先新儒家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问题之争转向一个新的政治视阈;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理论观点,如李泽厚的新历史唯物主义等,也都掺乎进来,一时之间,陈明“导演”的这个“理论施琅”(非电视施琅)成为媒体网络追逐热捧的一个兴奋点。

  对于每一个在陈明看来有分量的批评,他都及时地给予了回应,看来这个生性随意的新儒家是非常看重他的“施琅”的。对于陈明的理论主张,特别是他提出的“历史是生成的,国家是建构的,文化是多元的”观点,对于他在大陆新儒家中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倾向,对于他的试图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中传续儒家义理的与时俱进的努力,我基本上是赞同的和支持的,关于这些我在下文中会详细论述。但是,在数年前选择施琅这个历史人物,并且在今天电视剧开播之际跳出来,在我看来,多少有些不太明智。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从历史语境还是从现实语境来看,施琅都不是一个好的理论载体,或者说是一个多少有些蹩脚的个案,通过他(尤其是电视形象)来表述自己作为新儒家对于当前台海问题的理论主张,特别是在第一次陈述中又并没有细致、周密地全面阐释自己的观点,因此遭遇各种各样的误解、批评乃至谩骂,都是事出有因的,这一方面与陈明的率性随意和意气用事有关,但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与他理论上的重大缺陷有关。

  按照陈明的说法,他策划施剧是出于现实中国政治状况的关怀,无论是三年前的率先提议(当时《反国家分裂法》还没有制定),还是当前施剧开播的现身辩护,他的用意主要是唤起国民的国家意识,为了民族(国家)的大义,不惜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这是他理解的新儒家在新语境下的春秋义理所在。为此,他找到了历史中的施琅这个人物,他并不在意真实的施琅究竟如何,而在意立足今天的施琅故事的义理演义。但是,问题在于历史人物不是随意包装的,春秋笔法也不是信手拈来的,如果我们可以幸运地换一个历史人物,这个人物没有施琅那样的人格污点和面临夷夏之辨的难题,那么情形就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这个至少私德有亏的施琅硬是让固执的陈明派上了用场,于是问题不但复杂了,而且由于陈明没有能力在理论上进行更大的建树,所以,下面我要分析的新儒家的吊诡就出现了。当然,在此我并不是说好的理论一定要找好的历史个案来证成,这样的优选法往往是站不住脚的,但关键是理论的解释力,历史事件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历史人物也都是有血有肉的,蹩脚的人和物所给出的困难,或许是理论正确与否的真正的试金石。

  

  二、新儒家的吊诡

  

  我曾经指出,我对于陈明的大部分的理论主张基本上是赞同的,但是,在施琅问题上,我虽依然支持陈明的结论性的基本观点,然而他在回应来自传统(儒家)思想内部的挞伐方面,在回应来自公共自由派的批评方面,也就是说在上述两个方面的理论诘难中,陈明所表现出来的理论漏洞是我不能赞同的。或者说,在我看来,陈明这个新儒家在上述两个维度的理论争议中,出现了两个重大的理论吊诡,而之所以如此,是与他仅仅有一个简单的所谓“即用见体”的空泛哲学教条,并没有实质性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有关,与他的缺乏对于从王朝政治转型为民族国家的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演变的深刻认识,以及缺乏对于中国自由主义诉求的现代国家政制的深刻认识有关。因此,他对于上述两种批评,很难给予实质性的建设性的回应,更无法超越它们。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我指出陈明新儒家的吊诡并不意味着我赞同他的两个主要反对方,在我看来,陈明的批评者们也许比他的问题更多,更不可取,而我诉求的则是一种成熟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在今日中国我们更需要的是自由主义的政治成熟,而不是复古主义的乡愁和公共自由派的幼稚病。

  我们先看陈明新儒家的第一个吊诡。

  我们知道,施琅问题首先是在传统儒家思想内部产生重大争议的,甚至引发了他们之间的分裂,之所以如此,关键是一个新的因素在传统儒家思想脉络中凸显出来,这就是民族国家的问题。对此,陈明所代表的新儒家之一派,基本上以这个现实的中国社会之无法逃避的民族国家为立论依据,所谓“即用见体”的哲学观其实用主义的底色便是服务于这个民族国家之需要。而传统的儒家思想乃至其他的新儒家人物,并没有或者并不认同这个后出的民族国家,他们仍然按照王朝政治的纲纪礼俗、夏夷之辨、公义私德等标准来评判历史,臧否人物,民族国家以及相关的价值体系、政治纲序、命理法度等等,是在他们的视野之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价值倾向,虽然同为新儒家,他们之间的差别甚至比他们之与其他理论派别的差别更大。

  问题在于施琅事件的历史语境是在一个王朝政治的开放的体系内出现的,因此,就历史的真实来说,传统保守主义的诸多观点是成立的,尽管其中也涉及朱明与满清的夏夷之辨,但在传统的中国儒家理论中这个问题是得到解决了的,中国历史上类似的王朝变迁不止一个,传统儒家的正统理论(所谓政统、法统、学统)足以应对这个问题,有意思的是,所谓的汉族主义反而在这个儒家正统理论中成为偏激狭隘的异数(由此看来,无论从传统儒家正统观念还是从民族国家的现代理论来说,狭隘极端的汉族主义都是不足道哉的)。从这个理论推开,苏武、文天祥、史可法之所以成为民族英雄,洪承畴、吴三桂、施琅之所以成为汉奸,并不在于他们作为汉人是否维系汉族存续这个标准,而在于上述之三统之是否存续这个标准,清国史馆特修《贰臣传》,也是按照这个三统之义理。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文化保守主义乃至新儒家的命脉之学拒斥陈明的翻案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即便是从王朝正朔的核心立场出发接受陈明“历史是生成的,国家是建构的,文化是多元的”主张,也得不出陈明想要弘发的新儒家观点。要知道,中国儒家的思想观念在王朝政治的统序内也是完全可以开放的,宋儒的结引佛学,满清的传承华夏文明,晚清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等等,就是例证。

  陈明是在一个不同于王朝政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本质立场上搞他的施剧策划的,因此,他是把王朝历史中的施琅放在一个全新的当今中国语境中来说事的,然而,陈明除了提出几个抽象的哲学口号之外,并没有在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给出强有力的理论陈述,即他并没有指出民族国家与王朝政治的本质性不同,并没有指出从王朝国家转向民族国家这个中国历史天命的问题所在。因此,只是凭着某种感觉把施琅生硬地从历史上移植过来,企图用这个僵尸来医治现代中国海峡两岸之分治这个痼疾,其结果只能是陷入一种吊诡,用心良苦,结果荒谬。

  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之问题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凡一百五十年,已经彻底地改变了中国王朝政治的历史逻辑,其生长中的诸多疾病绝不是颠覆一下历史叙事就可以解决了的,这里涉及古今中外四个方面的问题,施琅问题的古今之争,必须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来考察。陈明新儒家“即用见体”的哲学观和“历史是生成的,国家是建构的,文化是多元的”核心主张,如果要超越传统王朝政治的藩篱,摆脱实用主义的工具论,必须在现代政治哲学方面为民族国家的认同构建理论基础,并且在历史哲学方面为中国从王朝政治向民族国家的转型提供强有力的理论说明。对于陈明新儒家的努力,我是十分赞赏的,尽管他们做的还远远不够。相比之下,对于固守传统的新儒家保守主义(或叫作泥古主义),我虽然充满同情的理解和尊重,但他们昧于中国的现实政制以及病疾,视一百五十年中国建设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为无物,拒斥宪政民主的国家形态,梦想以传统的纲常礼序来重整内部秩序,以仁义理智信来安顿现代人心诉求,以华夷之辨来解决国际间冲突,在我看来,同样是用心良苦,结果荒谬。

  下面我们来看陈明新儒家的第二个吊诡。

  陈明在他的多次论述中反复强调,他抬出施琅为的是用中国的历史之酒杯来浇他心中的现代国家分裂之块垒,在他看来,为了维护现代中国这个版图完整的民族国家之利益,把施琅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手段在今天搬用过来,至少在电视中演义一番,是大有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中国人民的反对国家分裂的斗志。但是,他的一番武力、斗志、意志云云,其结果却是引来了滔滔批判,这也许是他始料未及的。在诸多反对者中,暂且不说传统儒家,他们认为陈明不辨夏夷,误把杭州作汴州(他们并不反对武力手段,而是质疑何谓敌友),也不说理想的和平主义者,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他们并不关心何谓敌友,只是质疑武力本身)。在此,我们主要来看第三类批判者,他们大多属于公共的自由派人士。

  与传统儒家的思维路径不同,公共自由派与陈明新儒家共享同一个现代政治的话语平台,他们并不愿纠缠于中国历史从王朝政治向民族国家演变中的诸多义理难题,而是单刀直入现代中国的政制问题,具体地说,他们关心的是在当今大陆与台海分治的现实情况下的施琅问题。在他们看来,陈明新儒家话语下的施琅翻案具有很恶劣的影响,通过施琅的武力统一台湾来为现行的国家统一政策提供历史的辩护,不仅是愚蠢的,更是不正义的。因为,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其存在的首要基础便是其统治的合法性(legitimacy),而陈明新儒家悬设了这个政治合法性或政治正义性问题,以所谓国家版图、民族利益、历史传承、未来图景等托词来为武力解决台海问题做辩护,这首先是丧失了基本的现代政治原则。更有甚者,陈明在遮蔽了政治正义的同时,不惜揭纛国家意志之大旗为武力唱赞歌,其居心何在?

  应该指出,公共自由派的诘难确实是击中了陈明新儒家的要害,对此,我是认同的,陈明的现代施琅理论存在着另外一个吊诡,那就是他在没有首先确立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正当性的原则之前,或者试图通过遮蔽和悬设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而为一个尚待质疑的国家或政府的国家统一行为(而且可能是一个武力的血腥行为)作历史的曲笔辩护或影射文学,这不能不说是陈明新儒家的软肋。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公共自由派的指责是政治正确的,也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只要新儒家认同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义理(而不是王朝政治的义理),共享现代政治的话语平台,这个首要的政治价值问题就遮蔽不了,就必须做出明确的抉择。

  当然,陈明或许感到有些冤枉,他可能会说他从来就不反对宪政民主,他的施剧策划只是三年前的事情,那时的国情与现在不同,而且,他在其他文章中也还发表了有关和平统一的另外观点,但这些就施琅事件本身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事情上面他的观点是片面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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