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等:依宪执政五人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45 次 更新时间:2016-03-23 11: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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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治国与保护不同意见

江平

   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命题,就是怎么样依照法律的精神和法治的思想来治国,不仅仅是靠制度。法律既有制度,也有理念,又有方法,又是文化。

   如何处理好维稳和维权之间的关系,是治国理念的一个重大问题,过去常谈“维稳压倒一切”,最近不怎么谈了。“维稳压倒一切”有片面性,也有危害性。应当提“法治压倒一切”。因为依法治国,当然法治压倒一切。

   我觉得,法治包含了怎样处理维稳和维权的关系。这应该在法治里面解决。维稳与维权,不是谁压倒谁的问题,而是怎么处理好两者关系的问题。我们现在涉及维稳与维权的关系,当然不是杀人放火这些刑事犯罪的处理问题。比如说强制拆迁,这是现在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问题。怎么处理为好?强制拆迁引发了一些群众闹事。拆迁涉及人权,涉及千百万户人家的利益,这是一个维权的问题。所以在拆迁里面,就同时存在着维稳与维权的问题。过于强调拆迁里面闹事的一面,维稳显然是以压服为主。造成的后果怎么样?越压越不服。群众的权利没有得到维护,继续反抗,可能闹得越来越大,仅仅靠强力来压迫,靠公权力的压服,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考虑到群众的利益。不能仅仅以稳定来压倒一切,这是不行的。不提“稳定压倒一切”,更多关心群众的利益,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这应该是处理社会矛盾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维稳和维权,一方面是权利,另一方面是权力;也可以说一个是私权,一个是公权。私权要考虑到群众的利益,这个不能被剥夺、被限制;公权要考虑到它行使的范围。四中全会特别提到“法无授权必须禁止”,这个当然是指公权而言。公权在法律上没有授权要禁止。私权呢,法无禁止即自由。我们现在特别强调公权与私权的不同,公权绝对要限制!为什么?因为它没有授权就是应该禁止的,私权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自由的。从依法治国的根本精神来看,私权是基础,公权是管理的工具。把私权看作我们依法治国的基础来对待,这很有好处,能够解决许多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公权应当严格加以限制,没有权力清单,没有授权,这些权力是不能够随便行使的。

   公权既然是这么一个特点,所以最容易被滥用,尤其是维稳的地方化。稳定有全国性的概念,也有地方性的概念。什么是地方性的稳定?一个县的稳定,谁来决定啊?谁来说我这个县稳定还是不稳定啊?显然是由县政法委来决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公权的基础。一个县的稳定由政法委员会来定,这就说明政法委员会的权限太大了,它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它可以决定这个县是处于稳定之中,还是不稳定之中,如果不稳定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前不久曾经要制定一个突发事件处理的条例,当时征求意见,其中一条讲到,在突发事件处理的时候,新闻自由要受到一些限制。这个草案发布的时候,舆论哗然。怎么能因为你一个县里面发生了突发事件,新闻自由就要受到限制呢?所以当时这个意见被否定了。为什么否定呢?它是以稳定的名义,用权力压倒了权利,使得公民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因为突发事件而受限制。突发事件跟新闻自由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维稳与维权的关系。在主张“维稳压倒一切”的人看来,突发事件既然发生了,当然稳定压倒一切。其他一切私人的权利、舆论的权利,都可以撇到一边,不重要了,在稳定面前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是次要的。在公权力滥用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从维权方面来考虑,不能够因为突发事件,来限制个人自由和新闻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治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人权不能侵犯。人权是最基本的,这里面包括个人的权利,也包括新闻自由和其他方面的一些权利,都应该得到维护。

   在维权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保护不同意见。不同意见当然指的是对政府的不同意见,尤其是在突发事件中的一些不同意见。这些对于突发事件的不同意见,很可能被主管部门、政法部门认为是煽动闹事,所以怎么处理不同意见,是依法治国需要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炎黄春秋》发表过高锴的一篇文章,谈他在全国人大工作时跟习仲勋同志交往的一些情况。习仲勋当时提出,应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对不同的意见用法律来保护,我觉得这个意见提得很好。

   我本人跟习仲勋同志也有一些来往,我是七届人大常委,仲勋同志是七届人大副委员长。每年开六次常委会,别的副委员长都不来参加小组会,而仲勋同志每一次必到四个小组参会。他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有时候到一个组里面,也跟我们交谈。仲勋同志这个意见的关键就在于,一要保护不同意见;二要立法保护。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为什么要保护不同的意见呢?因为如果片面强调维稳特别重要,掌握公权的人要滥用权力,必然对少数有不同意见的人给予很大压力,使他们不敢说话。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容忍不同意见的存在,那是不正常的。社会本来就是多元的,有多种不同的声音。作为政府机构,作为领导者,应该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保护不同的意见,而不能够打压,更不能以“煽动群众闹事”的罪名随便治罪。这是现在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考验。制定一部“不同意见保护法”非常重要,我希望认真考虑习仲勋同志当初提出的“不同意见保护法”。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

  

  

法治中国和思想中国

郭道晖

   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决定很好,也是法学界几十年来一直追求的观念。但是碰到两个问题,一是怎样正确解读这个决定,有些部门是歪曲解读,或者不全面解读。二是怎样按照中央的精神、宪法的精神来解读。

   现在有些概念并不很清楚。比如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我不太同意一体建设的说法。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是两个概念。法治社会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形式,就是社会的民主化、法治化。社会是与政府相对独立的主体。现在解释法治社会就是教育老百姓守法。法治社会有这个因素,法治社会当然要守法。但法治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自治,公民社会,它和国家是相对独立的,不是一体的。过去我们国家、社会是一体的,没有单独的社会,国家代表社会,社会是国家的社会,而不是社会的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以后,社会本身掌握了一定资源,它对国家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开始形成一个自治的社会,一个有社会权力的社会,能够用社会的权力监督国家的权力。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首先是相对独立的,和国家是一个互补的、互控的、互监的关系,社会监督政府,也支持政府、控制政府。所以“一体建设”的提法有问题,又回到国家、社会不分了。应当是同步建设。法治社会、法治国家同时并进,而不是和国家搞到一起。国家和社会,刚刚开始分化,又一体化,这不行。

   什么叫法治国家?在省就是依法治省,在市就是依法治市,在县就是依法治县,在村就是依法治村。依法治国就是依法治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不是把老百姓的权利关进笼子里。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首先必须把公民的权利放出笼子,给公民松绑。放出笼子就是形成法治社会,让公民社会来监督国家权力,监督政府。

   提出法治中国,同时也要建立法治国家。两个概念是不是重叠?我的解释是,法治中国和法治国家是两个范畴,或者说是两个相对概念。法治中国是面对法治世界而言的,是把中国摆在世界的大范畴里面来考虑问题。中国在世界范围里活动,首先必须是一个法治的中国,不是一个专制的中国。必须和世界的法治接轨,必须学习世界的先进的法治和文明。现在有人完全拒绝与世界的对接。说什么敌对势力对我们进行点对点的渗透,还说不许学校里讲西方的价值观,不许和世界文明接触。中国梦应当是法治梦。我们提出法治中国,表明我们力求提高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良好的大国形象,承担大国的责任,参与世界制度和法治理念的制定。我们提出要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设立亚投行,有五十几个国家要参加。人民币还要成为国际货币,至少是一些国家之间的互通货币。我们力图在世界上发声,不是被动地参与,而是要积极发挥影响力。假如不讲世界的法治,动不动就说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那怎么在世界上立足?所以我们要与世界法治文明接轨,要吸收人类的普世价值,要把我们中国建设成民主的、法治的国家,然后在世界发挥作用,参与进去,而不能重复过去闭关锁国的局面。

   鲁迅说过,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

   鲁迅几十年前这段话,非常符合某些人的心理状态,看起来很强大、很厉害,其实内心很空虚,没有自信。帝国主义搞颜色革命,这是敌人的本质,我们没有办法改变。问题是我们强大了,你怕什么!还是自己不行,才害怕别人。

   法治国家是对内的,法治中国是对外的。建设法治中国,不破除某些旧的思维,不放开意见市场,还是那么一种所谓敌对势力的思维,法治思维就建立不了,法治社会也建设不起来。我曾参加一个会,主题是建设思想中国。建设思想中国必须开辟思想市场。应该有一个像自由经济市场那样的思想市场。现在思想市场越来越窄。

   思想市场是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提出来的,他活了一百岁,去世前对中国提了一些中肯的意见。中国现在没有出大科学家,关键就在于这些年,中国没有开放思想市场,不让讨论新鲜的思想。十八大已经确定要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决定因素,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市场经济也应该影响到上层建筑,影响到思想。如果经济上由市场配置,而思想理论上没有一个自由的市场,没有一个供大家交换新鲜思想的市场,是不行的。言论自由是指表达不同意见的自由。只讲“正确”言论,那不叫言论自由。有与宪法不同意见的自由,有助于宪法的修改,否则怎么会修改呀!只要是言论,不是行动,都应该允许。但是现在的环境下还不行。所以要建设法治中国,首先建设思想中国。而要建设思想中国,必须要有思想市场。

   我并不认为思想可以绝对自由,造谣当然不行。个人的名誉是私权,私权不能侵犯。但国家不存在这个问题。国家要有公信力,公信力由老百姓说了算。私人之间的关系,你损害了我的名誉权,可以由被损害者起诉,而不是动用公权。现在私人之间的事,也派公安抓人,这本身是违法的。思想市场不是绝对自由,它要受宪法的限制,也受宪法、法律的保护。

   (作者为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博士生导师组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良法 良治 良序

张千帆

要依法治国,首先要确定宪法权威,宪法权威的一个核心就是党和法的关系问题。需要解释党如何制定宪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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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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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炎黄春秋》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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