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

——戴建业先生采访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945 次 更新时间:2016-03-23 01:27:13

戴建业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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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学人:戴建业,爱思想网专栏学者,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访谈人:肖胜博、路舒程,爱思想网学术观察员

  

一、兴趣与机缘

  

   爱思想:戴老师好!您最开始的兴趣在理科,尤其是数学,后来怎么走上了文学研究的道路呢?

  

   戴老师:考文科的原因,现在说来有点可笑。那时候常办大字报,高中时大字报主要是批林批孔,大字报有文有诗,我那个时候十几岁,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诗,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东抄西抄的就抄了三首诗。我还模仿当时报纸上的样子,把这三首诗前面加上“外二首”,一贴出来同学们都说“写得好”,我一冲动就忘了这些“诗”是抄来的,把它们寄到武汉一家报纸,过去那个检索功能也不强,又没电脑,没有互联网,编辑像我一样一冲动,就给我发了,发了以后我在那个小地方就一夜成名。尝到了“写”诗的甜头,我觉得写诗比做数学题更有趣,于是就想当个诗人。而且我一个农村孩子,以为当诗人是最有前程的,后来“发愤”读了很多诗。促使我学习写作还有另一个原因。高中时我喜欢一个姑娘,她的数学不好,但喜欢文学,所以我就开始写了很多小说、散文、诗,1977年考大学的时候,我自然就报考文科。其实,我们1977年考数学、语文,文理科是同一张卷子,我的数学比语文还要考得好些,但是当时是想当诗人,自以为懂诗,这就去考了文科。为什么就报华中师范大学呢,这也纯属“碰巧”,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就是碰巧。刚好我那个班主任是华师毕业的,是我现在供职的华中师范大学的校友,他是学化学的,他说就报我们华师吧,那里有栋房子是圆顶建筑。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孩子,连楼房也很少看到,自然把圆顶房子想得比天堂还美,后来才知道那是物理系教学大楼,现在是我们行政大楼,上面有一个圆包包。这真把我害惨了。其实,我的成绩考得很不错,我第一志愿就报的华师,就报的中文系,想当诗人。后来进来以后,我发现当诗人没什么意思,想改学数学,可那时教务处不让换专业,当时我们班主任是语言学家刘兴策老师,他也不让我改。没改成专业,我就要退学,我的妈妈说你要退学,我就跳到塘里淹死了算了。这样,我不得不硬着头皮读下来,从当年读中文,到现在教中文,这一辈子就卖给中文了。

  

   为什么考古代文学呢?因为当时觉得研究当代文学风险太高,容易犯政治错误,古代文学相对比较安全,而且我背了很多杜甫诗歌,唐诗宋词也背得不少,这样就考古代文学,考唐宋,又碰巧考上了。

  

   爱思想:当时认为当代文学有风险,这种想法那时是不是很普遍?

  

   戴老师:因为我的父亲有历史问题,所以,一谈到政治就有点敏感。再说,中文系的同学觉得研究现当代文学没什么“学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对现当代文学有偏见,那时即使在北京大学,研究现代文学也没有研究古代文学地位高。名头响的学者像游国恩啊都是研究古代文学的。考古代文学研究生,一是认为它安全,二是认为它有学问。

  

   爱思想:以前的经历对您后面做研究肯定还是有些影响的,那么数学思维对您研究古代文学有没有一些影响?

  

   戴老师:无形影响肯定有。当时说自己数学好,以当时的水平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是喜欢数学而已。我当年在高中最喜欢做很难的题,比如说几何题,一推理就是几页几页的推理,看到这种推理就很有成就感。因为那时候不考试,纯粹是出于爱好。尤其是读大学三四年级以后,逐渐喜欢理论,我觉得可能与当年的那种喜欢做数学题也有一些共同之处。比如说喜欢一些比较抽象的思辨哲学、文学理论,当时正好到武大去听刘纲纪先生的美学课,后来一辈子保持了对理论的爱好,我觉得这些方面可能还有一些作用。再说,我看一篇学术论文,首先看它是不是明晰,它的结论是不是很严谨的推理出来的,有没有坚实的论据,我不喜欢那些像思想火花式的东西,动不动“啊!啊!”地煽情。写论文,你就得就规规矩矩地进行逻辑推理,或者用材料考证。另外,数学须有直觉。我们现在很多人对数学有一些误解,认为只需要推理,其实数学不是这样的,你做多了题就知道,直觉很重要,你要怎样解这个题,它是一个直觉的问题。这个题如果你缺乏直觉,你可能入手就走错了路,解不出来。

  

二、系心于家国与龟缩到自我

  

   爱思想:您是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后来又回母校任教至今。当时华师中文系和中文系的学生是什么样的?

  

   戴老师:我感到现在的大学生与当年的大学生,观念、做派、风貌都大不一样,变化真的很大。

  

   第一点,我们那一代人,也包括稍后的78级、79级这一代人,普遍有一种家国情怀,普遍关心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命运,比现在的学生高多了。现在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普遍大多退缩到了个人,退缩到了自我,这点我感觉很强烈。我们那个时候的兴趣,虽然也大部分集中在读书,但由于有一种家国情怀,有一种对世界,对万事万物更广泛的兴趣。尤其是我们77级,我感觉到那一代人总是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民族连在一起,我记得一走进学校,一个大牌子就是:“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现在看起来有点滑稽,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当时到处都是这种“宏大叙事”,大家对这样的标语也很习惯。

  

   第二点,现在的大学生,进校以后孤独感很强,尤其是那些没谈到朋友的同学,他的孤独感更强。我们那一代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家没有孤独感,这种现象值得研究。在77级的同学中间,我的年龄相对偏小一点,很多人比我的年龄大,他们都没谈朋友,没谈朋友也没有孤独感,那个时候星期六还是在上课,星期天休息一天,大家都在认真读书,大龄女生也没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急迫感。

  

   爱思想:感觉这是时代的原因。

  

   戴老师: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那个时候人们不像现在这样,甚至很多青年男人,连对性的渴望都没有,我不知道是不是被深度压抑了,这个我也说不清楚。偶尔看到了漂亮异性我也有冲动,很快就深深自责,现在说起来还很可笑,我就把自己屁股揍一顿,然后就静下来读书。现在我认为,生理上的渴望和冲动,也可能与时代氛围相关。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挑逗性的东西太多,而且每个人都龟缩到了自我,他对世界没有那种更广泛的关注,一旦龟缩到了自我,一旦没有找到另一半,他就马上就感到非常孤独。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说过,大学不是大楼之谓也,是大师谓也。我认为只说对了一半。我认为大学里面要有大师,要有非常了不起的大师,也要有非常好的学生。如果要在大学里面没有大师,肯定那个大学缺乏深度,缺乏创新,缺乏奇思妙想;如果没优秀的大学生,没有师生之间相互的交流碰撞,大学就不成其为大学,就是修道院。有学术演讲经历的人都知道,那场演讲的好不好,跟演讲者有关,跟听讲者也有关,要是听讲的都是一些木头,你最后就不想讲话了。你完全不想讲,因为与木头没办法对话,你怕他们听不懂,就把深的东西讲浅,就把很多内容压缩,就不想跟他们对话。大学里老师和学生的交流,对学生有好处,对老师也有好处。还有就是,我自己阅读的兴趣比较广泛,可惜我觉得现在的同学们兴趣越来越窄。

  

   第三点,在谈恋爱这方面,现在的同学比我们当年更大胆,更张扬。即使十几年前和现在也不一样,十几年前,你碰上一个女孩子和男孩子在接吻,他们一看到老师他就不好意思,掉头就走。现在,我们在校园里如果看到恋人在接吻,我们不好意思,老师掉头就走。我倒不是反对谈恋爱,我觉得谈恋爱很重要,谈恋爱是大学生活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二十多的青年男女,要是从来没有爱过别人,又从来没有被别人爱过,我觉得这种青春是残缺的。不过,我也不赞成完全龟缩到自我,使大学期间只有爱情的小天地。

  

*戴建业老师与访谈人合影

  

   第四点,现在的学生,很多方面都优秀,可是,或许由于中学时高考的压力,使他们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对知识缺乏强烈的兴趣与渴望,有些同学基本功不错,但悟性不足。长期的高考压力,磨钝了他们敏锐的直觉。真遗憾。

  

   爱思想:戴老师,我刚才看您说了几个方面现在当代学生的跟以前学生的一些区别,比较特别的就是男生宿舍里面晚上夜话谈什么?

  

   戴老师:我们那时寝室争论最多的毛,他到底是个灾星还是个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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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阿良在线 2017-07-12 11:05:20

  与文章深有同感!如果还这样阳奉阴违的不彻底脱毛,就很难实现所谓的伟大复兴!无论毛的社会基础貌似有多么的强大,民族复兴之路都必须从彻底脱毛开始!也许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借毛还魂的薄毛飞扬一下子。但如同戴老师一样,人们要有信心!

向晚平 2017-05-19 13:55:10

  國學從慘重的文革後復興是肯定的.但因國家推動而大興,使人想起革命導師的話---法國大革命後,取得政權的資產階級重新捧起聖經,虔誠地走進教堂,對此,英國的資產階級教訓說:蠢材,這個我們早在兩百年前就懂得了.

罗小号 2017-05-11 22:05:57

  读书人越来越疏离于国家,这两年批“普世价值”,批宪政,有份量的学者都保持沉默,跳出来写那些丢人文章的家伙都端不上台面,这与文化大革命时大不一样,那时很多学界名流都参加了梁效等写作班子,那时连冯友兰先生也向江青写诗邀功。这说明人心中还是有一杆称,这也让人看到了一丝亮色。
     社会处在蒙昧状态,是长期的愚昧教育、感恩教育造成的,不允许受教育者有怀疑精神,单一的思想灌输,也使他们不可能有怀疑精神。感恩教育让人变得非常卑微。

罗小号 2017-03-08 12:39:36

  我认为不彻底否定毛,我们这个民族就没有办法前进,中华民族真正的进步要从否定毛开始,他老人家对中华民族,对中国文化,对传统道德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天马行空0637 2017-02-11 16:53:19

  既然中国已经重新向世界打开了大门 世界的方方面面迟早都会进入中国社会和社会人的生活和思想 有一个人去做成 迟早就会有一大批人去做...

nfair 2016-10-29 11:08:38

  记得当年的凯利公司的老板是叶选廉,也就是说针对八九祸害人的老板是叶选宁,因为叶选宁有残疾,具体实施是叶选廉,记得当年本人出来说话,叶选廉把自己女儿都嫁给了美国人,这说明他们知道自己的罪恶,这位才是当年的得力干将!

龙霜 2016-05-11 22:00:55

  仗剑直言,佩服!

李博阁 2016-04-03 18:59:40

  在康德之前人类还不知道也没有发现,上帝就是人身上的自由,自由就是人身上的上帝。在人身上有自然世界没有的东西和原则,自然界一切事物的诞生和区分都与自由有关。并且只有与自由关联的才是理性的,即理性为自由因果(精神创造性和心灵选择性)留有空间和余地。康德的批判哲学就在于此。而自然性事物的一切包括人的自然性都是杂乱无章的脱离自由的非理性。因此,人的理性为自己立法保护自由才是可能的,为自然立法改造自然,创造理性自己的世界也是可能的。理性是自由的理性,没有自由就没有理性,而顺其自然、自然而然和道法自然等天人合一的观念和行为恰恰都是非理性的天地宽。

钱老先生 2016-03-29 14:49:04

  董建业先生的话,有许多很精彩的地方。
  但是,不知“国学”为何物?不如用“汉人传统文化”或者“孔孟之道”(即“四书五经”)更明了。
  “国学”这个词很荒谬,很无理,很霸道。

龙骑尉 2016-03-28 16:04:39

  戴老师不愧是大家,对数段戴老师的话极为赞同:
  戴老师:九十年代初期,风波以后,社会开始有些变化。从1978年到1989年这段时期,我觉得特别好。现在天天喊改革,那个时候才真正觉得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大家对国家、对民族的确是有信心,第一次感觉“我们走在康庄大道上”。我一点也不想隐晦,我向往民主、向往政党政治。估计我这种想法的人,在知识分子中肯定很多。
  
    
  
  
     大量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的翻译过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年龄不小,但积极地学外语,迎接世界潮流。各种各样的新学派、新思想大量涌进来,思想极度的活跃。而且大家对理论有强烈的兴趣。如果你一篇文章没有什么理论,大家就觉得你落伍了,用现在的话讲OUT。当时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天天否定什么普世价值,否定宪政。当然不排除有少部分人崇洋媚外,但大部分学人都有民族自信。想起来,那个时候真好。
   在维持社会稳定这一点,我与政府是一致的,只是对他们“维稳”的方法有点保留。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假如一动荡,不只民主法制无法建设,经济无法建设,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会出问题。社会不公,贫富不均,要通过有序的民主法制来解决,一步步改良,不能出现动荡,更不能重新来打土豪,分田地,如果那样,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不幸,毛让我们错了一次,不能再错第二次。我比较主张改良,民族再承受不了疾风暴雨式的暴力。人们观念的更新有个过程,暴力革命很少是成功的。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了前一批人,上台的新人照样坏,而且更坏。
   戴老师:你们知道,教书人和写书人的精神空间都很逼仄,为了生存,大家说话都非常“自律”。我们的师长,经历了长期的阶级斗争,经历了反右和文化革命,他们即使酒后也不会吐真言,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感受过精神上的“海阔天空”,他们体验得更多的反而是“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现在的环境,毕竟比他们那时宽松多了。谢谢你们来采访我,让我有机会一吐为快。

李博阁 2016-03-25 08:37:55

  中国人的唯利是图和唯物主义以及顶层设计等它们都是由同一个必然的意识指向产生的,即儒化思维的存在。在这个儒化的社会里,学术就是儒术,出门只有当官一条路,与动物一样,物化固有的一种必然性和一种思想,天然的反对自由化。如果有多种想法、不想儒化,或者想当官又当不上者,当然自由有碍,无路可走了。所以,改革不到位,出门必有碍。

官2代飞扬 2016-03-24 18:44:44

  出版自由包括反映真实情况吧?

许河子 2016-03-23 15:10:28

  “社会处在蒙昧状态,是长期的愚昧教育、感恩教育造成的,不允许受教育者有怀疑精神,单一的思想灌输,也使他们不可能有怀疑精神。”

季子 2016-03-23 12:49:04

  说的直白而且准确 很好。

季子 2016-03-23 12:48:45

  顾准说中国古代思想很贫乏,这听起来有点打击民族自尊心,但我理解他当时说这话的心理。比起古希腊,我们古代学术水平,并不能说超过了西方。为什么?我们没有对某一个专业献身的人,从古到今,大家都不是全心全意的投入,比方说写诗,即使是伟大的诗人,他首先是想当官,只是当不了官,然后再去写诗,甚至包括李白没有当过什么官的人,他觉得当官真了不起。陶渊明写诗,那基本上就是三心二意,在他生前,别人也没有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诗人,他估计也没觉得自己是个大诗人,可以说,他对自我的才华和个性还没有很强的自觉,这还包括填词特别牛的李煜,他的职业是当皇帝,余事才做词人。今天很多搞学术的人也是这样,最感兴趣的还是当官,今天的大学许多教授还有这种士大夫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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