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

——戴建业先生采访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921 次 更新时间:2016-03-23 01:27:13

戴建业 (进入专栏)  
我自己还算比较满意。全书大概有二十六七万字,原来有七八万字,2015年我写了20多万字,重新修改了原来的章节,以使全书体例和文字统一。以后我还想再研究它,把有些想法写成论文,另出一本专著。



   爱思想:文革以后的八九十年代可以说是公认的一个思想潮的黄金时代,甚至有人认为是五四以来的第二次思想启蒙时期。您这一代学人是当时的亲历者,对西方哲学、方法论有较深的体会。您是怎么看待这一时期的?它对国内的学术界和您个人的研究有什么影响?

  

   戴老师:九十年代初期,风波以后,社会开始有些变化。从1978年到1989年这段时期,我觉得特别好。现在天天喊改革,那个时候才真正觉得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大家对国家、对民族的确是有信心,第一次感觉“我们走在康庄大道上”。我一点也不想隐晦,我向往民主、向往政党政治。估计我这种想法的人,在知识分子中肯定很多。

  

   大量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的翻译过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年龄不小,但积极地学外语,迎接世界潮流。各种各样的新学派、新思想大量涌进来,思想极度的活跃。而且大家对理论有强烈的兴趣。如果你一篇文章没有什么理论,大家就觉得你落伍了,用现在的话讲OUT。当时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天天否定什么普世价值,否定宪政。当然不排除有少部分人崇洋媚外,但大部分学人都有民族自信。想起来,那个时候真好。

  

   但是你要说第二次思想启蒙,老实说,即使要说是启蒙,也是刚刚开始就被扼杀了。现在有些人在搞什么后现代,我觉得是鬼扯,因为我们国家根本就没有进入现代。后现代这些东西跟我们隔的太远了,非常隔膜。老实说,我认为我们启蒙根本都没有完成,大部分人还处在蒙昧之中,我们还需要启蒙,所以我比较留恋80年代。

  

   80年代对社会有哪些影响,还有哪些不足?这样说吧,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当时的启蒙是在一个很浅的层次上。我们国家现行的体制,和西方的那种思想观念,我认为还是格格不入的。你稍稍走过了一点,马上就什么“反自由化”,什么“精神污染”,都来了。党和国家对这些东西,一直盯得比较紧,更不要说风波以后。我认为,包括大部分知识分子,国家、祖国、个人这些东西对他们还是一本糊涂账,他们根本都没有搞明白。

  

   我再说到纯学术上的问题,80年代对我们的影响肯定是很重要的,不过,大家不要把这个影响看得很深。精神分析也好,结构主义也好,结构也好,存在主义也好,形式主义也好,新批评派也好,包括现象学,所有的西方的哲学、美学、文学、艺术这些流派在我们这里基本上是蜻蜓点水。在西方上百年的纵向发展,在我们这里是一窝蜂地横向铺开,一瞬间就涌进来了,老实说都是囫囵吞枣。譬如说,我至今就没有看到一本像样的用精神分析方法来分析文学作品的学术著作。任何一种西方的哲学、美学、文学分析方法,我们肯定都没有玩好。我也没看到一本国内学者写出来的像样的结构主义著作,结构主义刚混个眼熟,大家很快就跑去玩解构,解构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又转向去玩别的理论。打个比方说,新批评,俄罗斯的形式主义,人家到底为什么是这样干?我们能不能这样干?其实我们都没有学好。我现在对研究生说,你们不需要学很多理论。你首先涉猎一些理论流派,然后你根据自己的兴趣、气质,掌握一门理论就好,真正进入别人的理论框架,对传统的民族理论也一样,都不能蜻蜓点水。但我们样样理论都没学好。任何一种理论,首先必须进入到这个理论的框架,怎样进入到理论的框架呢?就反复的读他的经典原著,但这些工作我们都没有沉下心来,这也包括我本人在内。总之,80年代是个黄金时代,给我们“开了眼”,可惜,并没有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这点我觉得非常遗憾。

  

   我们这一代大部分学者,普遍外语水平不好。不能流畅阅读西方原著,我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我跟一些西方的汉学家接触,人家普遍掌握几门外语。我们一门外语都没有掌握好,对此我有一点沮丧。

  

   我再说一点题外话,这些年,我们国家为了与西方影响的对抗,强调中国声音,对吧,老实说,我认为现在要谈中国声音,还为时尚早。我们在学术上还没有真的提出自己的东西来。有没有中国声音,不是说你一个人说了算,而且学术这个东西,是天下的公器,这个我们古人就知道,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古代说学术为天下公器,是指在中华的土地上,现在说学术是天下公器,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不妨以乒乓球为例,它先是英国人发明的,英国人叫桌球,乒乓球我们把它引进来以后,现在玩得比英国人好一百倍,现在乒乓球不是英国人的乒乓球,是我们的国球了。我们的学术也应该这么搞,比方说结构主义,我玩得比你更好,推进了结构主义的发展,“结构主义”就成了“中国声音”。

  

   爱思想:高校研究者一直比较苦恼的是如何平衡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您不仅在研究领域有比较喜人的成果,教学方面也取得了让同行和学生称道的成绩。对于平衡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您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心得吗?

  

   戴老师:老实说,我真的不喜欢教书,从个人兴趣上讲,我真的不喜欢讲课,同学们喜欢我讲课,我觉得很奇怪。这方面我是比较惭愧的,因为我现在年龄也比较大,我是学科负责人,我们学科里除了两个老师以外,大部分都比我年龄轻。我现在是老二老三,轮到我上的课,我能够推掉就推掉,推掉以后,年轻同事比较友好,说戴老师不上我给你上算了。可能年龄的关系,我还是想坐在家里读点自己喜欢的书,写点自己喜欢写的东西。但是每次上课,我还是尽力的把它上好,虽然不喜欢上课,但是走上了讲台,我还是全身心投入。你要说怎样的取得平衡?我觉得主要是必须完成工作量,主观上没想到科研与教学的平衡。在工作量的范围之内,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把课上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是这样做的,但是如果要能够不讲课,我肯定是尽量不讲课。

  

   爱思想:您在华师讲课,整体来讲评价相当高,受欢迎程度也比较高,您自己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

  

   戴老师: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如何要把课讲好,当然要读一些书。如果要把课讲得很生动,老实说,我认为老师要有点灵气,如果一点灵气没有,我觉得就讲不好课。你看我普通话就不好,我不愿意用一种铿锵的调子在课堂上讲课,每次讲课,我就像在跟你拉家常一样,比较自由自在。我尽量不装腔作势,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就表现出什么样的人,尽量不说假话。到了别单位演讲,我从来不说,我很喜欢你们这里,甚至我有的时候就说,如果不是请我,如果没有报酬,我就不来。我就觉得这样反而更真实一些,不要太虚伪。首先把自己真实的个性、思想、情感表现出来,你的气质、你的个性,用不着装,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不仅讲课,谈朋友也是一样。不装,人家就容易接受你。而且装也很累,我很少对学生说假话,如果我觉得这种话说出来要犯错误,甚至犯法,我就不说。说出来的大部分都是真话。完全不说假话不可能,尽量不说假话,尽量多说真话。

  

   另外,要广泛地阅读,完全不读书,知识太狭隘,也不容易把课讲好。

  

   再一个我们讲文学的,要对作品要真的有自己一些个人的体验,有自己的心得。老师看得到的书,学生也看得到,如果你讲的都是老生常谈,不仅学生听不下去,自己也讲不下去。一堂课全是讲别人的东西,自己也没有激情,会越讲越无聊。总之,要有点心得,要有点体验。

  

   爱思想:我觉得第一点说的我感受比较深刻,其实是有个人魅力的展示,就是真性情的表达,你表达真实的。所以脱掉那种老师伪装,不能一上讲台拉开与学生的距离——我很威严。

  

   爱思想:我们平时听您的课就是很有激情。

  

   戴老师: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在讲台上就展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激情,我不知道,但有真性情是可以肯定的。归结一下,讲课第一要内容新颖,第二要有个人心得,第三要脱掉假面具。

  

   爱思想:您一直比较关注对于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问题。您对现在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有什么看法?

  

   戴老师:我的硕士生,如果我跟他在一起打交道了三年,如果我感觉他不适合继续读博士,我一般的不鼓励他读博士,我并不认为搞学术是唯一的出路。每个人的聪明才智都不相同,有的人会搞学问,有的人善于社交,有的人组织能力强,有的人走向社会可能更有出息,有的人只有在学术机构才能出成果,所以有些研究生我鼓励他们到社会上去闯。

  

   我们大学本科生培养存在不少问题,上课教师与学生很少接触,教育部门好像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平时我和本科生打交道不多,也没有这方面的机会,除了和我套个近乎,说两句话,一般很少机会与我面对面交流。我一讲完课我就走了。大学生年纪又比较小,对老师也有点怕,他不可能和老师聊天。读研究生才能与导师有更多接触,我比较注意观察研究生的性格、个性,他的潜力,如果他是这个方面的料子,我会鼓励他继续朝前走,如果他在学术上不强项,我鼓励他们到社会上工作,做别的工作。在从事学术与行政、经商之间,我从没有厚此薄彼,很多搞科研的人,是由于性格内向,天性比较敏感,在社会上混不开,而有些同学性格开朗,为人机灵,他们在社会可能混得更好。人和人区别很大,比方我们这四个人,其中有的人,你愿意服从他的领导,有的人不愿意出头露面,是不是这样?

  

   即使长于学术的研究生,有的长于文献考证,有的长于理论思辨,有长于艺术分析,这需要导师有识人之明,识材才能因材施教。

  

   对学术和生活,我现在也有些新的看法。过去我反对研究生谈恋爱,如今我鼓励他们谈恋爱,我觉得谈恋爱是人生成熟的重要一环,不谈恋爱很难成熟。我再认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结婚很重要。

  

我觉得一个人,生活的幸福很重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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