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

——戴建业先生采访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859 次 更新时间:2016-03-23 01:27:13

戴建业 (进入专栏)  
而我们到清末仍旧是“经史子集”的大杂烩?没有一种科学的知识分类,没有一种科学的学科分类。从《七略》到四部的演变中,你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七略》中的“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这一类形而下的内容,还能与“六艺略”、“诸子略”和“诗赋略”这一类偏于形而上的人文学科并列,到了《隋书·经籍志》,就是四部经史子集,“数术”、“方技”都不能单独成部,全部都消失在四部中,四部基本上都是人文的天下。原来一些农、医、阴阳五行,要么消亡,要么就转到子部。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这反映了我们整个社会风气出现了哪些变化?

  

   南宋有个叫郑樵的,他在《通志二十略》中开始打破四部的束缚,一直到了清朝末期,才慢慢开始有些学科意识。尤其到了近代,情况有很大的变化。

  

   即使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也完全没有学科意识。无论是道家、儒家、法家,其实研究的对象都是人类社会。他们分家,并没有分科。真正的学科分类,是按研究对象来分的,儒、道、法研究的是同一个对象,他们的差别是对同一样东西,有不一样的认识。

  

   爱思想:儒道是思想观念不同?

  

   戴老师:对。西方的学科分类,是按研究对象来分类的,亚里斯多德的著作中,有政治学,有逻辑学,有伦理学,有物理学,有化学,一开始他就根据研究对象不同,进行很严格学科分类,就像我现在大学里的化学、医学、语言学、哲学一样。为什么古希腊哲人懂这个,我们春秋圣贤不明白这个?原因是什么?最近一段时间,我对这些问题比较有兴趣,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打算从一些具体的个案入手,从一个个对象入手,试图慢慢寻找答案。

  

   同时,我也读一点外语,我一直喜欢读诗和小品文,也研究诗歌,尤其我喜欢魏晋的诗文,等我把这本有关文献学的书写出来后,还是回到诗歌研究中去。

  

   爱思想:这个问题应该就是说,您刚才叙述过来,还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一直到近代,从我们最开始的先秦百家一直到近代。

  

   戴老师:就是到近代结束,因为到近代西方就进来了。鸦片战争以前其实就已经开始了。有传教士带过来地理,我们叫舆图学,化学、数学,我们叫算学,这才开始慢慢有了学科分类。这是个很大的题目,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我就想选取几个点,以点带面的形式来写。从刘向刘歆父子,再到《汉书·艺文志》,再到魏晋,一直到四部,再一直到郑樵,一直到明清,我想一步步地谈。

  

   爱思想:是一种文化思维。它最终产生的原因是?

  

   戴老师:我觉得可能与民族性格有关,与价值取向有关。比如说古代太学里,有经学,有算学,那么学经学的人,都是三品以上官员后代,五品以下的后代学算学,古代谁也不想做专家,我们孔夫子说君子不器,就是不做某一方面具体的工作,不当专家。其实这很荒谬。当然,孔子别有所指。

  

   顾准说中国古代思想很贫乏,这听起来有点打击民族自尊心,但我理解他当时说这话的心理。比起古希腊,我们古代学术水平,并不能说超过了西方。为什么?我们没有对某一个专业献身的人,从古到今,大家都不是全心全意的投入,比方说写诗,即使是伟大的诗人,他首先是想当官,只是当不了官,然后再去写诗,甚至包括李白没有当过什么官的人,他觉得当官真了不起。陶渊明写诗,那基本上就是三心二意,在他生前,别人也没有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诗人,他估计也没觉得自己是个大诗人,可以说,他对自我的才华和个性还没有很强的自觉,这还包括填词特别牛的李煜,他的职业是当皇帝,余事才做词人。今天很多搞学术的人也是这样,最感兴趣的还是当官,今天的大学许多教授还有这种士大夫情结。

  

   爱思想:戴老师,我想聊一个题外话,我想知道现在文学史还是像几十年前那样,编写有没有新进展?

  

   戴老师:基本上没变。1949年以后,苏联原来传过来文学史这个框架至今都没有改变,框架还和四五十年前一样。1949年以前,如刘大杰、郑振铎等人,以一人之力写文学史,他们两个人,还包括鲁迅写《中国小说史略》,现在很少学者下这种“笨功夫”了,大部分文学史都是成于众手,大家找些人来合编,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大家来杂凑。

  

   爱思想:为什么没有学者来做这个工作?

  

   戴老师:原因很复杂。如果写一部大家公认的文学史,除了要你的学术水平,还要有学术界的地位。特别是主编,要有全国性影响。

  

   很少人单独写文学史,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哪怕你写得不错,大家也不认为这是个什么了不起的学术成果,因为大家千篇一律的文学史看习惯了,没有心思去读你的这种东西,你知道吧。

  

   西方有些文学史,比如说丹纳的《英国文学史》,他就写得特别好,写得特别华丽,写得很有个性,我们就没有这种东西,而且老实说,我觉得1949年以后编的,基本上都差不多——大体相同的内容,大体相近的文字。

  

   爱思想:而且我觉得这个按照时间来编,我觉得有问题,从先秦开始然后又到近代。

  

   戴老师:其实按体裁、编年写的也有问题,原因在哪里?今天,我们不只不懂古代诗歌,也不懂古代散文,比如说古代文,桐城派说要因声求气,这是个很了不起的观念,刘大櫆说,如果你读古文你只是默看,终身是外行,你要诵读,为什么呢?你说某篇文章很有气势,如果你不诵读,你根本体会不出气势来。中国古文,不管是散文,还是骈文,都有很强的内在节奏。你知道吧,它跟我们今天的散文不一样,这些东西我们今天很多相关学者缺乏个人体验。一谈到古代的诗歌,就是结构紧凑,意境优美,都是些套语,学生也没搞明白,老师自己也没搞明白。

  

   打个比方说,我们总是说唐宋古文,晚明小品,小品文和古文都是用文言文写的,差别在哪个地方呢?他的形式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除了个人情感以外,其实我们很少有人研究这些问题。那么我们的这些文学史,老实说都是千篇一律。总是那几个形容词,加班加点地用,没有任何不一样,我觉得我们民族积累下来的有很多很多好的诗文的经验,艺术经验,逐渐逐渐地失传了。因为古代会写文章的人,往往他不是理论家,他也没进行认认真真的思考,但他就是写得好,那么这些东西需要大量的总结,这些工作我们后人都没有做好。


*戴建业老师摄于访谈时

  

   最近我们有个出版社要我主编一套文学史,共四卷,我就准备找四个同行,一人写一卷,每个人对自己写的那本负责,这样至少会让文字统一些。每一本一个人写,一个人写一本,那么你对你这本负责,为什么呢?你写的那本署你的名,这样你不敢不认真,不好好写人家就说这本是他写的。现在一本文学史,比如说魏晋南北朝到唐卷,十几个人写,每个人一章,每个人两章,大家都不负责任,写得乱七八糟,当然最好是一个人从开头写到尾,但我们这代人往往功力学养不够,你知道吧,比如说我搞的这段我比较熟,换一段我就不是很熟了,读书还是读得不多,实事求是地说。

  

五、学者与教师

  

   爱思想:您的研究偏重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魏晋到唐五代,期间社会变革和士大夫思想、风气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在文学领域有哪些体现?他对形成后世文学生态有什么影响呢?

  

   戴老师:魏晋是个门阀社会,政治经济代表贵族的利益,文学艺术表现贵族的审美趣味。没有礼教的压抑摧残,魏晋士人的心智得到了健全的发展,在各领域都爆发出耀眼的天才,如哲学家王弼、何晏、嵇康,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画家戴安道、顾恺之,“笛圣”桓子野,更不用说作家诗人三曹、嵇阮、潘陆、陶渊明了。就连皇帝、武人也具多方面的造诣,如曹操除“文章瑰玮”外,“草书亚崔张,音乐比桓蔡,围棋埒王郭”,即使反感曹操的张溥也称道他“多才多艺”。艺术领域要数书、画成就最高,也要数书、画最能表现魏晋人敏感的心灵、超旷的个性、潇散的襟怀和飘逸的神韵。它们表现的是贵族审美情趣,即使是陶渊明,他在田园诗中也表现了自己对士人的自觉,他说“聊为陇亩民”。就是说姑且为陇亩民。聊就是姑且,他并不认为他是陇亩民。

  

从魏晋到唐宋,其实就是从一个士族社会到一个庶族社会,唐朝就是士庶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宋朝就是一个庶族当锋的社会。这在审美上也有表现,你看东晋二王的字,无论是行书还是草书,它们都高雅飘逸,到了唐朝,两个代表性人物,颜真卿、柳公权他们的字,尤其是颜真卿的字,后来的刻板雕刻,基本上就是颜体,为什么呢,他利于民用。到了唐朝,六朝贵族逐渐衰微,“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庶族士子,与魏晋士族十分隔膜,玄学所高扬的无为而治与他们格格不入,甚至李白对陶渊明的人生选择也不以为然,“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庶族士子开始积极进取,包括中唐的像韩愈、柳宗元,包括尤其是像白居易这些人,他们所属诗派不同,风格各异,但都强调文学的功利目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创作必须为君为民为事为时。韩、柳的古文运动,都主张文以明道。就个人的审美趣味来讲,我还是比较喜欢魏晋。《世说新语》是我的枕边读物,特别喜欢它。最近我出了一本关于《世说新语》的书,叫《浊世清流——〈世说新语〉会心录》。我借鉴西方文本细读的方法,也吸取传统文章评点的长处,采用随笔的形式写出来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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