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龑:多元一统的政治宪法结构——政治宪法学理论基础的反思与重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1 次 更新时间:2016-03-22 10: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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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龑  
直接面对和代表(底层)人民,由此就形成了第二种执政结构。这种结构意味着,在人民对人民的自我统治中,政府并不是在任何时间和空间必要的中间环节,执政者还可以是政党。[11] 这种政党并不完全在政府和议会中活动,特别是当政府及其议会深受集团利益操控之后,而是一方面在人民主权之下,直接对全体人民负责,一方面又在政府之上,政府在政党的领导之下,这种结构就是政治领导的执政结构。

   由于各国历史背景不同,进入现代世界的节奏也有所差别,每个国家的政治体虽然都包含这两种执政结构,但是,两种结构的比重、组合方式不同所形成的政治体也大为不同。我国是后发现代国家,选择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故政治体结构是代议制政府和执政党领导的双重执政结构,实际上的具体实践形态偏向于政治领导的执政模式:执政党的集体领导体制为主导,结合人民代表大会引领下的一府两院。因此,我国宪法结构具有更为明显的政治性,宪法序言中明确规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所有国家机关都要服从党的领导。与此同时,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确切说是政府体系中最高的权力机关。在这种政治宪法结构中,对应前述两种执政权模式,可以发现两种人民代表的结构。前者通过“使命—代表”的方式实现其执政权,后者通过“选举—代表”来运转政府。党的执政地位以“先锋队”的修辞来加以表达,党章也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12] 随着时代使命不同,党从革命时期的革命型政党转变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执政党[13],通过“三个代表”理论进一步完善其执政权的理论建构。先锋队以及三个代表理论自身蕴涵了深刻的时间意识和使命意识,它有效地完成了对党的执政权历史合法性的论证。作为使命代表,共产党根据时代的要求走在历史潮头,主动承担历史使命,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时刻保持其先进性和高度自觉的政治意识。回到政党执政结构上来,政党处于主权人民与普通民众(臣民)之间,因此,党的群众路线同样是一种执政方式,由于人民意志的抽象性,识别人民意志往往要通过社会舆论和人民需求,党要始终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来过滤符合公意的群众意见,先是以党的方针政策形式实现执政意志,进而通过政府执政模式将其上升为国家立法意志。

   两种执政模式在近代历史上曾经处于竞争和斗争关系,当政治斗争尘埃落定之后,从结构功能上看,二者又具有很强的互补性。[14]在此基础上,一当明了两种执政模式的关系,各种宪法理论对于我国宪法结构的解读就可以获得更准确的评判。第一种观点是将党章与宪法混为一谈,认为在既有的成文宪法之外,还可在党章党纪中发现不成文宪法。显然,持此种观点者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宪法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准确地指出党的领导在我国宪法结构中的必要性,但是持论者未能从理论根本处去思考,也就洞察不到现代宪法包含两种人民意志贯彻实现的执政结构,二者不可偏废,更不可简单地用政党执政结构超越或取代代议执政结构。[15] 第二种观点来自规范宪法学。同政治宪法学关注党在政党执政权模式中的地位不同,规范宪法学认为只有一种代议执政模式,对于政党执政模式通常避而不谈。不过,规范宪法学的重要代表林来梵在近来发表的“国体”[16]一文中也试图正面回应这个属于政治宪法学的论题。他认为在国体的内涵中隐含了共产党的领导,从而推定共产党具有国家统合的重大功能。[17] 在国家机构与政党关系的衔接上是通过“国家机构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最终与执政党内部的组织制度民主集中制原则相衔接”。[18] 因此,国体概念已然包含在宪法之中,可以通过执政党的作用和代议政治的对接从而将党的执政权融入代议执政结构之中。显然,无论是政治宪法学还是规范宪法学,都已直接或间接地触及到了人民主权统摄下的政党执政与代议执政两种模式,只是对于二者既不能简单加以割裂,避而不谈,更不能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

  

   三、人民主权与政府的代表性关联

   如前述,在现代宪法结构中存在两种执政模式:政党执政与代议政府执政。前者的运用突出宪法的政治性,后者落实于日常秩序。由于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民族使命的要求,我国采用的是偏政治的二元执政结构。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现阶段已进入法治建设的日常阶段,实则不尽然。因为没有任何一种现成的模式可以直接适用于中国,目前执政的任务仍旧是探索和开辟道路。一边摸索,一边将经验和方法总结固定下来,因此二元执政结构并用有利于我国顺利实现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在我国政治结构中地位举足轻重,这一制度虽早年取道苏联,但基本上属于代议执政的模式。在政党执政模式之外,深入考察代议执政模式,对于理清二者的关系非常必要。

   康德在认知哲学领域的贡献无出其右者,他对政治哲学命题,特别是代议政府的分析亦具有少见的明晰性。作为卢梭的追随者,康德对卢梭的政治体公式有着深刻的阐发。不过,同传统主张权力分立的政治思想家不同,康德关注的是理性判断的结构,因为任何权力的行使根本上都是一个判断的过程。在他看来,思维只有两个原则:判断原则和动机(贯彻)原则。“当追问,什么是习俗上好的或不好的,意味着判断原则,我按照它来判断行为的内在价值和乖戾性。当问题是,按照法则我当如何生活,则意味着动机原则。”[19]

   对应两个基本的思维原则,就只有两种权力类型,一种是主权/立宪权/立法权,一种是治权/执政权/执行权。联系到卢梭的政治体结构,不难发现,两种思维方式在主权结构里表达的是主权(立宪权)与治权(执政权)的区分,在政府层面,则是(议会)立法权与执行权的区分。司法权并没有位置,确切说,司法权作为执行权在思维方式上没有特别标榜的意义,只是到了市民社会兴起以后,司法权才从笼统的执行权中独立出来。在这个基础上,康德开始进一步思考政府结构,也即国家权力的问题。

   为了便于从理性思维上解读政治体的结构,康德将卢梭的“公意”概念翻译成更哲学化的表达,“普遍先天联合的人民意志”。这种人民意志不是经验世界之物,而是一种高度哲学化的“理念”。既是一种理念,如何从理念过渡到经验世界就是任何一个秉持人民主权原则的政治体必须思考的命题。从人民意志与其代表的关系来看,总体上有两种关系:一种是人民意志是先天规定的,政府只是这一意志的代理者和执行者,一种是人民意志未定,需要执政者领导人民一同探索。康德所处时代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化解和继承神权统治的传统和遗产,因此,基于形而上学和神学的相通之处,上帝意志转化为人民意志,人民意志不是空洞的理念,而是具有先天给定的意涵,实践所需要做的只是如何将之转变成现实,人民意志之代表的职责就是意志的执行者。由此形成了人民意志与政府之间的代表关系:政府作为整体代表人民意志,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贯彻实现人民意志这一理念。为此,“每一个国家都包含三种权力,或者说,包含体现为三重人格的普遍联合的意志:统治权(主权),贯彻权(依照法律)和司法权(对每一个依法取得的存在的准予),……同样地,也可视其为实践三段论中的三个命题:大前提:规定意志的法则,小前提:基于法则的程序规定,也即大前提之下的涵摄原则,以及结论:裁断(判决),那些在该判决所处的案例中合法的结论。”[20]

   作为整体的政府是一种三重人格之间的实践推理关系,处于经验层面的议会立法权、政府行政权与法院的司法权自成一个系统,但它们并不直接对应人民意志的理念,实则表达的是一种代议政府的运行机制,既非议会,也不是行政和司法机关构成了人民代表。如果说人民意志对应的是主权,政府对应的是治权,那么,这种代表关系如下图所示[21]:

   在这个结构中,同以往理解的主权与权力关系的不同之处在于,每个国家权力都不直接对人民主权负责,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人民主权的代表。首先,议会立法权不再具有主权者立法的意义而转化为日常的一般立法,由此被限定在宪法的国家权力框架之中,即宪定权的产物。倘使从议会制的起源乃是秉持公开性和论辩原则的话,这意味着,任何从议会民主中得出的合意都不具有主权意义上的绝对性,而是相对性,故它要符合公开性和论辩性。而既然议会民主不可能以真理的输出者自居,完全垄断对人民意志的代表关系就是不恰当的。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议会不仅不能代表人民的整体意志,相反它通常被各种集团利益所绑架,成为讨价还价的市场而非主权意志的代表。正如施米特指出的,这种错误的根源在于混淆了代表与代理,因为代表“本质上属于公共领域(与代理、委托、委派等等最初属于民法的性质相反),它赋予代表和被代表的人以及需要派出代表的人以人之尊严(与利益和生意的代理相反)”。[22] 故议会民主更恰当的说是一种政治利益的代理机构,当且仅当其作为政府的一部分的时候,才谈得上是人民的代表。其次,尽管执政权和执行权对应的是同一个英文词(executive),但二者意涵迥异。前者执行的是主权者意志,后者则是在政府框架之内,执行的是议会立法意志。[23]从一般议会制的政治实践上观察,拥有行政执行权的机关由占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组建,行政机关受代议制机关的监督并对其负责。遵循议会意志的直接结果是行政机关必然成为议会的办事机构,成为人民代议机关的执行委员会。第三,司法权是终极判断的权力,康德这里的司法权不是一般私法意义上的裁判,而是公法意义上的终极判断,是对政府整体是否代表了人民意志的审查。因此,民事裁判权的形成还有待市民社会的发育,这在卢梭和康德的时代还远没有展开,康德从理论上提出的司法权其实是后来的宪法诉讼的雏形,关于这种终局司法权在政治宪法结构中的地位将在后文进一步加以论述。

  

   四、市民社会——政府与臣民的交往媒介

   政治体从“一”向“多”加以分化,分化到终端就是作为个体的臣民。卢梭道德理想国的最终图景是所有人遵守公意,如若所有人都按照公意而行动,政府就是不必要的,中间项是道德风尚,每个人在道德理想国中都是自由的。然而,道德风尚对于人的教化在进入商品经济的资本时代之后,完全不敷适用。从人性而言,每个个体都是利益的主体,有着自己的欲望、偏好和信念等主观性。但是,若直接从道德和国家法的角度讲,对个体的主观性加以限制似乎是直接的推论,实则不然,因为限制是必要的,激发个体的主观性同样也是必要的。这一点是古典政治和现代政治的分水岭[24],利益获得了政治的正当性,如何安放利益便成为政治宪法学的任务之一。

   商品经济发达到资本的水平是19世纪之后的事情,卢梭、康德、霍布斯等经典政治哲学家尚没有赶上这样的时代,自然也就没有将市民社会这一环节纳入到他们的政治思考当中。当然,他们为自由观念和私有财产保护奠基,就是为市民社会奠基。随着自由观念取得合法性,个体或者说私人自治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自由市场、公民自发组织、社会交往的扩大和深化,独立成为一个体系。思想史上最早将其放入法政秩序结构中加以考察的是黑格尔。在他的论述中,市民社会是“外在于国家”的存在,处于“自然社会”(家庭)和“政治社会”(国家)之间。黑格尔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市民社会结构,包含三个主要环节:需求的体系(市场经济)、多元体系(自愿组织、同行公会)和司法的体系(警察与司法机构)。[25]市民社会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政治宪法的思考。一旦将市民社会引入到政治体的结构,整个现代政治哲学呈现出一片新的面貌,这种改变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理性化。市民社会是一个需求的体系,利益成为化约一切的尺度,利益在法政生活中具有合法性,对于增强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的竞争力非常关键。历史上,凡是在政治中有效引入利益法则的政治体都很快进入到现代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是,利益的合法化带来的政治结构异化首先体现在议会民主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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