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水法:复辟时代

——2015.2.10清华大学法学院“家国天下”座谈会上发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8 次 更新时间:2016-03-20 15:15:23

韩水法 (进入专栏)  
法语在法国的普及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事情,也可以看作是大革命的一种成果。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就会改变你对法国历史的认识。你想,人们说,路易十四在法国建立绝对君主制国家,使法国成为欧洲的霸主,可是,法国的语言没有统一,那么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来理解,法国是一个所谓的现代民族国家?

  

   谈到现代民族国家,就会涉及主权。中国传统的家国天下思想没有主权的意思。现在不管我们的政府怎么说要中国特色,西方特色,反对西方的绝大部分的概念都是来自于西方的。主权概念就是一例。不过,西方原本也是没有主权这个概念的。它是到了近代封建主义向绝对主义或专制主义国家演变时才出现的。国王要压制乃至消灭贵族的势力,使得自己的权力能够通天贯地,才说主权在国王。主权就是处理一个国家所有事务的最终权力。按照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说法,在自然状态里,每个人都是主权者,因为他得自己来保障自己的生命、财产和自由,因此,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全权处理自己的一切事务,也可以先发制人。事实上,在绝对主义国家制建立起来之前,主权在欧洲是不存在的。当路易十四声称拥有主权时,他就能够处理这个国家的任何事务,而不受他人干预。中国以前没有主权概念,大概是因为皇权没有受到过另一个同样强大的与它并存的权力或政权的挑战。

  

   讲家国天下,有主权概念的国跟没有主权概念的国是完全不一样的,理解起来也是完全不一样。中国只是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挑战和侵略时,才发现主权的存在,主权的必要性。并不是有国家就有主权,在中国传统国家中,皇帝无需主权,要主权干吗啊?

  

   但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里虽然没有主权概念,中国传统国家却是一个早熟的现代国家。韦伯提出,一个现代国家的构成需要有三个要素,现在大家都承认和采用韦伯的这个学说和标准,虽然有一些修正,但是没有大的更动。那么这三要素是什么呢?这就是土地、人民和暴力的垄断。至少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起,中国就符合这个标准了。英国的吉登斯是左派,他极力否定传统中国的那些现代特征,可是他又不得不采用韦伯的标准,因为在这个方面他没有什么新思想。所以,在讲到中国时,他也与福山一样,只引那些不利的材料,而不是有利的材料和不利的材料都引证。这在学术上当然是很不严肃的。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考虑一下,吉登斯这样的人物为什么不愿意承认中国传统国家具有现代性质?韦伯的标准他承认,这个标准也很清楚,也非常容易对照。他所谓的国家与我们所说的国家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那种简单的说法可以解决的,也不是人们常见的那种所谓中西比较或对照的简单到什么问题都说明不了的老套能说明的。因为事实上,西方许多学者也说不清楚,现代国家究竟应当是怎么样的。这里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现代以来,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地打了进来,中国人,尤其是精英分子,在心理上、情绪上受到的挫折,似乎比生理上的伤害和物理上的损失更大。国人的一个普遍看法是,列强打中国就是欺侮中国人,好像他们只是对中国人不讲理。很少有人反省一下:实际上西方国家对他们的同类也是采取这样的法子,并不仅仅对中国才是这样。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远比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战争要多得多。有人统计了一下,在欧洲历史上,直到二战之前,差不多是三年两次战争。比如,二战之前,法国跟德国诸国就老在打仗,不是法国人打败德国人,就是德国人打败法国。彼此之间除了战争,也相互羞辱,有些羞辱或许比火烧圆明园还更要伤人一些。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打败了法国,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就在法国的凡尔赛宫的镜厅内加冕成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帝。

  

   当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时,有些判断可能就要改变。在一些问题上,西方人确实有双重标准。他们对中国人确实也有民族和种族的歧视。但是,他们攻击、侵略和殖民中国的时候,与对待他们的同类,几乎采取了一样的措施。武力和条约,两者兼用。在那个时代的国际关系中,条约同样要以实力为后盾。条约签订好了,大家都要遵守。但是,等到老子强大了之后,照样打你。大宪章签订之后,诸侯分散回到各自领地,约翰国王就翻脸不认账,于是,内战就打了起来。大宪章虽然很伟大,有深远的意义,可是在签订者的手里并没有付诸实施过。现代西方国家之间的平等和和平,从一方面来看,是通过战争打出来的;当然,关键的一点是,你要打得赢。从另一方面看,人们确实也认识到,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许多事情可以通过谈判和法律来解决的,至于欧洲统一的梦想还可以通过欧盟来达成。

  

   多年来,各种教条的陋见、意识形态的偏见,在缺乏足够的知识、宽阔的视野的情况下,使人们养成了一种弱者综合症。它的一个症状就是认为,弱者具有道德上的天然优势,因为我被你打了和欺负了,所以我在道德上就是对的。另一个症状是,因为我是弱者,所以我做什么都是可以的。还有一个症状就是,不管什么情况,一切都是别人的错。这种弱者综合症不仅导致弱者的定式思考,也导致弱者的定式行为。这种思考的定式就是,始终在假定被打的前提下来考虑各种问题。他们不考虑,怎样使自己具有优势去“打”别人。你换一个角度思考,看法和态度就会不一样了。当然,我这里说的“打”是反讽,意思是要转换态度和视野,从强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要从与他人平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这种经验无疑是要从历史教训中获得的。起初,无论英国人,还是其他人来到中国,国人都不把他们当作一回事。后来,一旦发现斗不过他们,一方面还想保持精神上的傲慢,另一方面,弱者心态却逐渐养成。在现代历史上,中国在确定自己的国家的地位时,人民在确立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时,许多人一直患有这种弱者综合症,对此病还恋恋不舍,所以不仅始终鼠目寸光,而且也很盲目,很被动。无知不仅是对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的无知,而且也是对自己历史的无知。到现在为止,许多人,包括一些所谓的新儒家,对中国传统的许多东西其实是非常的不清楚,也很不明白。他们老在那里给你说一些大话,在观念里兜圈子,但是,你不能向他们提出具体的问题。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者如果都像他们那样来理解儒家,传统的士丈夫如果都像他们那样来行事,历史上的中国也就无法成其大了。

  

   我年前跟章润兄聊天,谈到明朝的识字率,清朝的识字率。从现有的文献里,我查不到确切的数字。就我所看到的文献和资料,没见有人做过确实的研究。实际上,现有的文献资料至少能够让专家做出一个初步的估算。牛津大学有一个估算1500年英国人识字率的方案,虽然受到人们的质疑,但它至少提出一个大致的估算,而其他学者可以在这个方案上继续研究和探讨。那么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在1500年左右,它估算出,英国有5%的人能够签自己的名字。能够签自己的名字算不算识字率,这还可以讨论。但是,相比之下,在相同的时代,中国有比英国多得多的文献资料可以来支持做这种研究,可是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查到相关的文献。是这个问题太难,还是人们觉得这个问题不重要?

  

   家国天下,合在一起说,是很宏大的事件,历来就有点激昂的味道。但是,今天如果还是抽象地谈论,那么也只能是一种意气,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可以有剧场效应。从学术研究出发,你就必须弄清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相当具体的,相当实际的,多数还是微观的。比如,中国传统家庭中的大家庭比率是多少,小家庭的比率又是多少?家庭供养如何安排?分家的财产继承规则是怎么样的?现在有人动不动就说中国传统家庭就是大家庭,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尤其在农村,小家庭占相当大的比例,甚至还是主流。对国的认识,同样如此。就我所阅读的范围来说,国内学者关于这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太少,太不足够了。粗疏的宏大叙述没有细节的考证,无非是沙滩上的楼台,也让国人对自己现在和过去的状况的认识和理解,总是停留在很模糊的状态上。中国传统是否具有今天值得发挥光大的精华,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个一个具体的事例来考察和判断的。否则,徒托高论,很难说明什么,也很难说服人们。有些人还想把他们的两头不靠的想法付诸实现,结果只能是遗害社会。

  

   这两年因为会议和其他的原因,我做了一些中国问题的研究。这一方面耽误了我的其他写作计划,另一方面,也大大拓宽了我的视野,为原先的一些想法找到了许多具体的论证,同时,使我对中国当下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状况有了更加深入和具体的认识。去年我写了一篇文章,讨论中日韩的关系,主要分析它们未来的前景会是怎么样的,而未来的前景取决于现在三国的态度,领导层的和民众的态度和认识。这篇文章名为《东亚的未来》,发在了《南国学术》上。在文章中,我考察了一下朝贡体系,发现所谓的朝贡体系实际上也是很大而化之的说法,有人谈天下体系的时候,好像中国有多么完善的朝贡体系。实际上,朝贡体系是相当粗糙的,主要是缺乏常规的制度,从总体上说,是比较随意的。虽然列入朝贡名单的国家不少,包括西边的很多国家,比如说,克什米尔的一些小王国也来朝贡过,但是根据专家的研究,有些小国几百年间也就朝贡过一两次。不过,朝贡体系在当时确实也有它的方便和实惠之处,只要名义上臣服,不惹事就行。相比之下,当时欧洲国家处理彼此之间关系的手段比中国的方法要血腥得多。不过,后来当西方发展出外交体系时,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和朝贡体系就彻底地失去作用了。

  

   你讲社会主义好也好,讲共产主义好也好,总是要能够落实到实处;家国天下也是如此。但是,这个实处还必须是对民众而言的实际好处。你总不能说,社会主义的优点就是能够经常抓出像周永康、徐才厚这样的大贪官。讲家国天下,除了理念层面的、理论层面的东西,实际上是怎么样的,是否可行,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需要深入的研究。有什么可能的好处,有什么可能的坏处。学者要做出实际的研究,而不能像传道士那样只是宣传。好像现在真正的传道士除了宣传,也还要做些论证,还要做一些实际的事功,而不是修起一个广厦,在里面宣传,接着人们都来朝拜。家国天下这种说法,其实很有复辟的意味,所以我们尤其要十分小心。

  

   前段时间为了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年,我给中国社会科学报写了一篇文章,名叫认同与复辟。欧阳哲生刚才提现在人们有怀旧的情绪,而我则认为,现在就是一个复辟的时代。复辟的思潮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不过,不同的人想复辟的时代和制度是不一样的。最极端的是想要复辟到宋朝去,所以就在那里对人们说,“厓山之后无中国”;有人怀念帝制时代,要复辟皇帝制度,只是不好意思说是要恢复明朝还是恢复清朝;有人怀念民国,要复辟到民国时代,还有人说北伐其实也是苏联支持的,所以要复辟到北洋政府时代,虽然实际上民国和北洋军阀还都是中华民国。现在叫得比较凶的是这样一群人,要复辟到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前的那个时代。他们把那个时代打扮成一个理想的时代。昨天,我读到一个报道,有几个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在怀念邓小平时代的早期,大有要复辟到那个时代的想法。举了那么多例子,无非是要表明,现在就是一个复辟的时代。

  

当然,复辟现象,从历史上来看,也属正常。孔子的理想之一就是要复辟。任何一个社会在一场大的革命之后总是要经历一个复辟时期。法国大革命之后,经过雅各宾专政、拿破仑帝国,接着而来的就是复辟时期,这是在大革命之后的25年。复辟时期要比革命时期和拿破仑帝国时代长久得多。前面提到的法国历史学家基佐,就被称为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很有思想,很有知识,可却是一个很糟糕的首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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