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从古代政治到现代社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9 次 更新时间:2016-03-20 00:2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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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 (进入专栏)  

  

(一)引言

   自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一直面对着一个问题:如何应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

   最初,国人首先想到的是器物的问题,认为是自己的枪炮,机器不如人。即认为西方人都是野蛮人,而中国在制度,文化,思想等各方面都远远要超过他们,只是西方人“凑巧”发明出了这些能打败我们的先进武器。因此如果中国人能保持自己的思想,又造出西方人的机器,也许中国就能抵御外侮了。

   但是慢慢的,随着中国与西方交流的增加,国人发现原来西方人也有自己的思想,制度:在机器的背后是工厂,有经济制度;而经济制度背后又有一套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也有西方自己的思想的指导。西方人并不是国人最初想的那种野蛮人——而这,花了中国人几十年的时间!并且多数人依旧认为这种思想是有问题的,并没有中国的思想高明。

   而到现在,又过了几十年之后,这种看法又发生了变化:国人又开始认为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思想等各方面都是比中国要先进的。这样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任务:那就是面对西方的强大(机器,更是制度和思想上的强大),中国人如何去认识和了解这些东西,这是自49年中国建立现代国家以来所一直探求的。而要如何去理解西方的政治制度,西方的思想,就必须回过头去理解政治、文明这样一些概念是如何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而了解西方的这些历史,以及了解这些政治、文化背后的哲学、思想,也许有助于我们解决中国未来四五十年的任务——如何重建中国人自己的政治上的“生活方式”的问题!

   但这决不是简单的学习美国的政治制度——因为在许多人看来,美国的政治制度是最强大的——的问题。因为即便是美国,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因此我们即便是想去学习美国,也必须去了解它是如何逐渐演变到今天这个样子的。只有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之中,我们才可以看到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模仿这样一个制度。因为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思想不像机器那样可以模仿,它是将公民组织在一起去过一种政治生活,它所利用的“材料”是公民,这就造成它能变成什么样,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个制度所面对的公民是什么样的。所以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到底采用怎样的合乎人心的统治方式,采用怎样的“生活方式”,这是我们预先要想的问题。因此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学习怎样的一个具体的制度,而是去理解这一政治制度、这一公民社会背后的运作逻辑。这是大家所需要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而要思考和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了解和理解西方思想发展的历史。

   理解西方政治的最大的困难往往在于人们的比较“朴素”的一种政治上的感觉,那就是大家往往比较容易地看到西方现有的已经比较成型的政治制度,并会去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由于这些政治制度能够解决西方社会的一些存在的问题,而且大家又离这个社会、这种制度很远,大家往往会更关注它的比较好的方面,想当然的人为它很好,生活在之下的人民也很好。而理解西方政治制度最大的问题恰恰就在于大家比较容易受大众传媒等的一种对自由、民主等“神话性”的宣扬,而比较难的去建立对于它们的真正的思考。这就更加需要我们去了解西方思想发展的历史了。

  

(二)何为古代政治

   任何“国家”、任何地方在奠定政治生活的时候,一开始就面临一个挑战——政治生活的原则是与家庭生活很不一样的,因此在拟定政治生活的原则和基础的时候,它必须要考察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共同体与家庭有什么样的关系:它是否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上?是同样的关系?在中国正统政治思想即儒家的政治思想看来,政治生活是必须联系整个家庭的基本生活的基础之上的;而在西方则很不一样,特别是在西方思想的源头——希腊。在古希腊悲剧中,特别是在“俄狄浦斯三部曲”中,“城邦”秩序(即国家)与家庭关系之间有非常大的冲突。特别是最伟大的戏剧——《安提格涅》中,包含了西方政治的非常重要的主题。黑格尔认为《安提格涅》代表了整个西方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的动力,内部包含了两种截然对立的伦理秩序——家庭和国家。两者的内在冲突构成了整个西方思想发展的动力,而到现代社会,这种冲突则演变成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冲突,而二者只有在未来、在一种“新型国家”才能克服这种对立,否则永远会有安提格涅面对克瑞翁的冲突!因此在根本上看来,西方人的政治所要面对的,是家庭与“政治”(国家)的一种冲突。

   也就是说西方的宪政、民主、自由的体制,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必须打破对西方政治的神话性的理解,回到其源头去看问题。

   实际上中国人所熟悉的西方政治形式,并非原来就如此。比如大家所热衷的美国的选举——无论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议员的选举,实际上在古代西方政治思想的论述中并不是民主思想的政治原则,而是贵族政治的原则。选举即选贤任能,就是挑选最优秀的人进行管理。那什么是“民主原则”呢?是抽签!这是最平等的,并符合轮换原则,因此在古代政治,最代表民主原则的城邦往往是用抽签来决定政府官员、司法人员等公职,并且任期很短(往往只有一年)。当然这又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整个政治生活是相当简单的。这和我们现在用选举来确定民主政治是相当的不一样的。现代政治是希望通过选举来选出人民中优秀的人,而古代城邦恰恰认为优秀的人是对城邦民主政治的一种威胁,他很可能会凌驾于所有的公民之上——这是古代城邦最担忧的一点——僭主,他会毁掉整个雅典最珍视的民主!民主的方式在古代与现代已经很不一样了。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民主的“范围”:美国的选举是一种大国民主。而在古代,民主政治的范围仅仅限于城邦,在古希腊,城邦的公民数量一般都限于10000人以下。因此在古代,政治思想家在谈论理想城邦的时候,比如柏拉图,他所想象的理想城邦的公民人数是5040个人,因为这个数字能被从2-10的所有数整除,这样就能够应付各种划分方式,比如战争。这个规模是可以想见的,但是并不是古代人是这么看,在现代也有许多政治思想家认为民主只能在“小国”中实现,比如莫尔的《乌托邦》,他认为民主政治最理想的状态是大约6000个家庭;比如卢梭,他认为民主制度的国家规模必须很小。直到十八世纪,对于理想城邦的规模的认定,也一直是西方思想家的共识。直到18世纪,美国建立联邦之后,“大国民主”才成为可能(参见《联邦党人文集》)。而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民主国家,人口和规模都早已超过了古代人的理想。而现代像美国、英国等大小的政治单位,在古代人看来,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只能进行君主制度。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为何古代西方和现代西方对于民主的理解会有如此的不同?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对于“政治”的理解的差别。

   那么什么是古代的“政治”呢?

   亚里士多德在《政府论》的开篇是这样说的:“我们把每个城邦都看作是一个共同体(社会团体),每一个共同体要形成和存在都是为了一些‘好’的东西、做一些‘好’的事情,其中一个‘好’东西是最珍贵的也是最高的,而我们把追求这样的‘好’的东西的共同体叫做城邦,或者叫公民的共同体。”这种对于政治的理解,与现代对于政治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在古代社会,政治并不是像现代那样是社会中某个局部的领域,和经济、文化相并列,它是和公民的整个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是确定一种追求最高的“好”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政治不是为了完成什么权力的分配、国家的功能。而至于什么是最高的、最尊贵的东西,不同的城邦有不同的理解,在于城邦选择怎样的政治形势,关键在于城邦中的公民选择过怎么样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家庭等共同体发展成为城邦是因为只有城邦才能使人自足。而后他又说道:“虽说城邦形成是为了能让人活下去,但是它存在却是为了能让人活得更好!”这句朴素的话揭示了与现代政治思想相当不同的一个地方:在过去,所有政治共同体的形成都是为了能让人存活下去——避免自然的风险或人类间的仇杀等,而城邦存在下去却是为了能让人获得更好的生活,为了从事“善”!而不是现在的安全等。  

   紧接着亚里士多德又说了一句所有政治学家一直在引用的话:“人就他的本性或自然来说是一种政治的动物。”也就是说,一个人就本性——注意是本性而非命运或凑巧来说——是城邦(政治)的动物,如果不是,那就有两个可能:要么是野兽;要么是比人更强的东西,比如神。也就是说,城邦的生活是一个人全部生活的开端,我们要考察一个人的人性的时候,就要回到他居住的城邦去考察,这是古代政治生活为何如此重要的原因。因为在古代,一个人要做什么样的人,要过怎么样的生活,这个答案在古代是政治给出的。而在现代这是很不一样的:现代政治一个预设的前提是社会是分化的,而政治要做的事情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是国家管理的某个领域。但是这个分化会带来许多问题,因为人不是分化的,他无法分化成文化的、经济的、政治、家庭等许多部分,他永远只是一个人,那么人的统一性在哪里?何以人还是一个人?因此我们就会希望重新找到人的总体性的形式,这是整个现代社会出现各种思潮、流派等去寻找人的总体性的重要原因,比如马克思主义等。但是总的来说,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最根本的整体、完美的个性已经无法找到了,这些思潮的种种想法都无法实现。

   那么在古代社会,这个“完美的人”的基础在哪里呢?就在人的城邦里——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所以当我们回过头去看“政治”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想到正是因为古代政治生活这样的一个特点,古代政治才具有和现代政治相当不同的特点:比如古代人认为政治必然要涉及到人心的培养;必然要涉及到城邦里公民的伦理和道德;必然要涉及到城邦在整个“世界”——包含了人、所有的动物甚至是天上的星体的世界——的位置。政治必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是说政治这个问题是一个总体性的问题,所以亚里士多德会说政治并不是一个专门性的学科,而是一个主导性、构架性的学科,研究的是一个根本性的主题。

   这是古代政治生活第一点最重要的地方——一个总体性、根本性的思考。而和它相关的有一个“派生”的结果:古代政治生活和所谓的道德、伦理联系的相当的紧密。因此政治生活的关键是古代人认为政治首先是要培养人的伦理、生活方式,而不是权力、利益的分配。柏拉图曾经在《法律篇》里说道:“任何一个政治家,我们都可以把他看成是一个诊治人类疾病的医生。有两类医生:一类是像奴隶一样,为奴隶看病,他会用最强硬,最暴力的手段给奴隶看病;而真正给主人、公民看病的医生则不同,是去说服——他会告诉公民的病可能是因为生活方式不对等原因所导致。”所以说柏拉图认为任何政治最重要的,在《法律篇》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是怎么去制定条文,而是告诉公民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怎么去过“好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古代的政治的概念,是跟德性、伦理道德、“好”的生活紧紧相连的,涉及的是人生活的全部。因此所有的古代政治思想家都会认为政治思想最重要的是教育。教化是古代政治非常重要的目标!这和现代政治是相当不同的。

   总的来说,古代政治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去思考关于人的整体性的“好”的生活方式、生活风格的问题。

  

(三)古代政治何以走向现代社会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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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思想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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