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久红: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走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6 次 更新时间:2016-03-20 00: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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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久红  

   【摘要】继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复兴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也纷纷转向政治哲学研究,但因其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于政治哲学研究有效性的质疑,在方法论上,他们开始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产生偏离,其目的是寻找和重建马克思主义之作为政治哲学方法论的有效途径,可以将之概括为从“经济主义”走向政治中心论、从整体主义走向个体分析、从阶级分析走向多元分析。同时,这激发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合法性的“两大追问”,表现为在“科学”范式还是批判—建构范式之间徘徊、以及在超越正义与拯救正义中的质询。

   【关键词】政治哲学;阶级;正义;马克思主义

  

   政治哲学在当代复兴之后,表现出从宏观政治哲学向微观政治哲学的转向,并对马克思主义之能否作为政治哲学提出了挑战,甚至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合理建构“可能需要绕过马克思”①。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首先在方法论上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因其偏重于对经济基础、国家结构及集体(阶级)主体等宏观政治层面的强调,已经偏离了当代政治实践的要旨,并丧失了对当代政治现实分析的有效性,这种偏向根源于其“生产力—生产关系”范式的方法论立场。依赖于对当代微观政治研究的重新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多方面重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企图借此摆脱经典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并弥补其缺陷,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话语权。本文拟就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方法论的走向做一初步概括与述评。

  

一、从“经济主义”走向政治中心论

   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出现了一种突出政治优先性的政治哲学研究范式,它以后马克思主义为主。就像拉克劳和墨菲所明确表示的那样,他们突出政治的优先性意在公开反对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言的政治的彻底被消除:“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了政治性质。”②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是永远不可能被彻底消除的,因为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或许可以消失,但对抗永远存在。

   后马克思主义突出政治的优先性、永恒性,并提出以领导权为核心的激进民主政治,声称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哥白尼式革命”。“现在我们已抵达到前此提及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核心之处了。这在于艰难地得出与经济主义决裂的结论——它由列宁开创、经葛兰西和陶里亚蒂得以发展;在于坚决地与本质主义的‘历史保证’的形而上学决裂;也在于同一种宣称自己为历史过程的‘绝对真理’、宣称自己能够预测历史的必然进程的形式上的科学形式决裂。如果我们还想有朝一日进入到一种真正解放的和自我管理的社会,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把社会构想为一个充满着多样性的政治斗争复杂的场域,在其中,大量的不同主体必须被承认和接受。”③

   众所周知,第二国际把作为科学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教条化为“经济决定论”和“阶级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分析路径阻碍了对那些不符合阶级关系结构的社会运动的正确认识,但这一经济主义的分析路径的局限性的认识在列宁那里打开了一个缺口,“列宁不再把革命性的断裂构想为单一矛盾之展开的必然的、预定的点,而是构想为特殊的关键性转折点,它由各阶级间力量的关系中的移位所支配”④。而在各阶级力量的关系中如何保持阶级意识,并获得领导权的问题则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焦点。

   拉克劳和墨菲明确表示他们的理论受惠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这一理论拒斥了马克思关于政治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观点,葛兰西提出了“完整国家=政治国家+市民社会”⑤的观点,他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重新思考是其文化霸权理论的基本理念,由于霸权(领导权)发生于市民社会,获得意识形态霸权才能真正获得统治地位,并不像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的那样,通过暴力取得国家政权的阶级就可以获得统治地位,因而,这暗示了并不是所有的政治主体都是阶级主体,并不是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有阶级属性。可见,葛兰西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他为意识形态批判逻辑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学理论基础,这也使后马克思主义彻底抛开经济与阶级结构探讨霸权问题成为可能。然而,为什么经济与阶级结构会成为探讨霸权问题的障碍呢?按照拉克劳和墨菲的说法,首先是因为确立阶级结构的经济决定论不再有效,其次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阶级还原论使自身陷入悖论当中。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率先看到阶级结构的经济决定论的局限的人是卢卡奇,对经济决定论的拒斥是他提出总体性原则的直接原因。卢卡奇明确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之于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⑥所谓总体性,就是“把所有局部现象都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⑦。阶级意识就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即“总体的阶级”意识,如果无产阶级不能获得对自身总体性的了解,那么无产阶级就不可能破除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从而获得解放。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就在于它孤立地看待历史发展的过程,而没有将人在其中的自主的能动的活动包括进去,这种局限性使得一种历史必然性大行其道,无产阶级只能无所作为地等待两个必然的到来。然而,事实上,“由于纯粹的经济划分的社会的建立,阶级意识也就进入了一个可能被意识到的时期。从此,社会的斗争就反映在围绕着意识,围绕着掩盖或揭露社会的阶级特性而进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之中”⑧。所以,这种经济决定论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丧失主动权,甚至沦丧在资本主义的物化意识当中。

   为了拒斥意识形态的阶级还原论,拉克劳和墨菲提出了意识形态的“接合”(articulation)概念,它实际上就是强调由多维层面的各种对抗性力量之间的关系的政治接合而产生总体性阶级意识的总体一致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一方面为主体所拥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脱离主体的存在,即意识形态构成了社会的潜在结构,因而,“社会实践”是一个复杂统一体,“包含着许多不同特点的实践”,如生产实践、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和“理论实践”,所以,“只要我们认识到上层建筑的种种形式和国内外的情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特的、自治的因而不能归结为单纯现象的真实存在,矛盾的多元决定就是不可避免的和合乎情理的”⑨。对于阶级革命来说,虽然由两个对抗阶级之间的矛盾所体现出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足以确定革命的总体形势,但它还不能直接创造出革命的形势,也还不足以促成革命的爆发与胜利,这里需要做的是实现多重矛盾的“汇合”。显然,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仍然保留了阶级矛盾这个最后决定因素,而拉克劳和墨菲所做的就是“将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理论中的最后决定因素加以取消,从而使各种要素置于同一层面,并从中寻找它们之间的联接关系,一种具有深度解释模式的多元决定论,被改造为一种平面化的接合理论”⑩。即彻底消除一元的阶级还原论,而代之以多元“对抗”论,可能存在没有阶级对立的社会,但是,不可能存在没有“对抗”的社会,这样,意识形态仍然存在,政治仍然存在。这样,一种消解了经济基础的主导地位、消解了阶级结构的主导地位的政治哲学研究范式就产生了。如果我们把在新马克思主义中表现出来的,仍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分析放置于政治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模式称为“经济主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将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与“经济主义”相对的抱负称为“政治主义”。

  

二、从宏观整体主义走向微观个体分析

   在“二战”结束以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风向标就已经从古典人本主义转向了现代人本主义,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阶级(集体主体)的整体分析范式已经丧失了其在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的有效性,他们更倾向于从个人主体出发去思考政治的终极问题。这与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改变有着紧密联系,对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G.A.柯亨说:“我们注意力的转移可以这样来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这些变化中产生了一些规范性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就是以前的政治意义不大,而现在却具有了重大的政治意义。”(11)而这一规范问题首先涉及的就是对斗争主体的行动分析的改变,也就是,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一种解释集体行动的形式的阶级要如何面对当代的碎片化,抗争的诉求如何继续由集体(阶级)来担当,在这种现实中,难道不应该对集体(阶级)行动造成主要影响的个人动机因素进行分析吗?因此,他们认为,失却了对个人主体的特殊性分析,而一味地强调类主体的同一性,都不过是形而上学的自作多情,不过是意识形态霸权。因此,在他们看来,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应该关注的是个体行为如何影响集体行动。

   柯亨在谈到其“分析”的方法时曾明确指出,狭义的分析与整体主义相对,它“指的是它以分别构成整体的微观成分和构成总体转变过程基础的微观机制,去说明宏观现象的那种倾向。从这种意义上讲,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是分析的就在于他们反对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坚持把社会形态和阶级描述为具有它们自身运动规律的整体,认为它们的运动不是构成这些整体的个人的行为的功能。”(12)基于对集体行动困境的思考,埃尔斯特专门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其政治哲学方法论的核心原则,根据这项原则,在不考虑有目的的个人的动机、偏好和行为的情况下,集体(阶级)行动是不可能得到理解的。

   所谓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埃尔斯特认为,它“是这样一种学说,即全部社会现象——其结构和变化——在原则上是可以以只涉及个人(他们的性质、目标、信念和活动)的方式来解释的”(13)。为了避免陷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整体(集体)主义中(14),埃尔斯特强调,“集体活动发生在一个群体——例如一个阶级——能够作为一个群体一起为增进其利益而活动的时候”。因此,“群体也会有一种客观利益,但它并没有目标。这种客观利益只能在它符合其个别成员的利益的程度上才能实现”(15)。至于为什么必须要从分有集体的那些个人的动机的欲望和信念来解释集体行动,埃尔斯特说,影响集体行动的变量必须放置于个人之中才能得以解释,其中一些变量是直接决定因素,它们是与个体相关的得失结构以及个体福利的绝对水平。可见,尽管个体在物质上的得失仍然被认可是影响集体行动的主要变量,但与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埃尔斯特也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中的那种仅将个人动机归结于生产层面的因素,如根据再生产他的劳动力的需要来解释其消费动机、依据对利益的最大化追求来分析其追求剩余价值的欲望,等等。

埃尔斯特认为,如果仅从生产层面寻找个人动机,会很容易简单地就得出集体行动永远成功可行的结论,然而,事实上,集体行动却经常失败。“囚徒困境”是埃尔斯特提出的研究集体行动时不能被忽视的一个基本问题,它涉及的是合作中的人际比较问题。其逻辑是这样的:既然“每个行为者根据自己的目的来行动,或者通过领导者的目标或意图来行动”,那么,在集体行动中,每个人都会和其他每一个人进行博弈,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参加集体行动”和“不参加集体行动”之间进行选择,结论是,无论其他每一个人参加或不参加集体行动,“我”都只有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那就是不参加集体行动,因为,我只有不参加集体行动,才能避免别人不劳而获或造成我的单边主义的损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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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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