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象:宪法宣誓,人民监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0 次 更新时间:2016-03-20 00: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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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象 (进入专栏)  

   【摘要】共产党有没有“上帝”呢?有的,那“上帝”就是共和国的一切权力的主人,宪法宣誓的聆听者,中国人民(《宪法》第2条)。宪法宣誓,可信与否,功效有无,是要人民说了才算数的。所以,归根结蒂还是那句老话,点明了党的承诺:为人民服务。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冯老师,恰逢清华法学院复建二十周年,我们想跟您聊聊,做一次访谈。

   好啊,光阴似箭。还记得当年刚建系不久,我从港大来访,几位老师在主楼借用一间办公室的情形。师生都铆足了劲儿,真让人感动,那个时候。

   你说“复建”,校园里到处挂的彩幡也这么写,我觉得弱了,仿佛只是恢复一样丢失了的东西。不如说“重建”,重新建设。解放前老清华成就辉煌,但法学混迹于政治学,师生寥落,是拖后腿的;设立不久,即遭教育部训令停办。西南联大时期,法商学院教法律的基本上是北大帮。学生的回忆,都不太恭维,你听听:“教师授课的索然无味是独一无二的”;几乎全是“海龟”,履历挺鲜亮,却“只会逐条讲解法规”。只有费青先生(费孝通先生之兄)一人例外,受学生爱戴。说他既能“谈论深奥的法理”,又能“举出有趣的案例”;“在这个满是无聊的空谈家和古怪的庸才的法律系”,不啻“一盏耀眼的明灯”(易社强,页208-210)。

   ——哈哈,您戳破了一个神话。

   老清华出身的法律人,另有一个传统,名为做实事,又叫 “扎硬寨、打死仗”。可以上溯梅汝璈先生、向哲浚先生,东京审判的中国大法官同检察官。他们是清华学校毕业,留美学的法律,比后来的那一辈强太多了。我们要继承梅先生、向先生不辱使命排除万难,为国为民坚持正义的勇气和智慧。至于他们毅然抛弃的国民党旧法统,以及附着其上至今阴魂不散的旧法学,则是要着力批判的。

   ——说到国民党,眼下选情吃紧,不知您是否关注?有评论说,“换柱”风波或有连锁反应,导致分裂……

   天晓得。跟解放前在大陆一模一样的腐败,勾心斗角,一点没变。随它分不分裂,这边厢有些人再要帮委员长吹嘘领导抗战,上演什么“中条山八百冷娃”“血祭黄河”的神话片、谣言剧,恐怕没底气了。

   ——赞一个!言归正传,冯老师,二〇一六年一月一日起,有项新举措,国家工作人员就职要实行宪法宣誓。您怎么看?

   就职宣誓,在法院检察院,还有律师那边,搞了好几年了。有趣的是,司法部制定的律师誓词(2012年版)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句,是法官和检察官的誓词所没有的。据说曾招致公开的质疑,因为现在的律师多是自由职业,信奉“法律至上”,宣誓“拥护”就有点难为他了。

   国家机关干部就职,手拿或者面朝《宪法》宣誓,这个仪式,据报道,各地一直有“微观实践”。但上升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却是去年十月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提出的。据此,今年七月一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明年元旦统一实施。

   值得注意的是,《决定》对四中全会的表述有两点变更。一是将宣誓人的范围,从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扩大到人民政府和法院检察院(“一府两院”)系统任命的所有干部。二是规定了宣誓方式:放弃原先的“向宪法宣誓”,改为宣誓人左手抚按《宪法》,右手举拳,诵读誓词。宣誓场所,则要求悬挂国旗或国徽。悬挂的方位,想必不会是厅堂的后墙或两侧;这意味着,宣誓人要面向国旗或国徽。誓词的修订,同之前公布的草案相比,也颇具深意:如变“拥护”为“忠于”宪法,把“自觉接受监督”明确为《宪法》规定的“接受人民监督”(第27条)。最重要的,是删除了末句奋斗目标的定语“中国特色”四字,代之以《宪法》序言关于“国家的根本任务”的文字,即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两样,人民监督,或主权者(“国家的主人”)出场,并略去“特色”委婉语而重申社会主义道路的普世性,我以为是这誓词的主旨。

   ——宪法宣誓的想法,应该来自接轨“国际”的冲动吧。新闻说,全世界一百九十三个有成文宪法的国家当中,一百七十七个有这一制度。然而,移植了宣誓就一定能“树立宪法权威”,增强“宪法观念,激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宪法”吗?一些媒体和学者评论指出,中国的体制不同,缺乏一种普遍的或官方的宗教信仰来支持宣誓。

   哦,那是误会。宣誓要仰赖宗教之力,大约是电视上看到美国总统就职仪式,产生的联想:总统手按《圣经》,口称“愿神助我”(So help me God)。但现代西方式民主国家都是政教分离的,即使有国教,也不许干预政治。这在美国,便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确立的原则。宣誓人拿一本外婆用过的《圣经》,祈愿“神助”,是传统仪式,表明其承诺至诚而可信,并非就职的法定要件。倘若当选总统信的是摩门教、藏传佛教或伊斯兰教,抑或竟是个不信神的“自由派”,家里不备圣书,自然也是可以宣誓就职的。这世俗化的宪制,原是国父们的设计。须知那一代英豪都是启蒙运动的斗士,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在欧洲历史上的祸害,保持着十二分的警惕。“灯塔远比教堂有用”,是弗兰克林的口头禅。老亚当斯则颠倒了大哲莱布尼茨的名言:假如没有宗教,这世界才是“一切可能世界中最好的那个”。杰斐逊更是毫不留情,把基督教归于有史以来“照临人类的第一堕落的制度”。宗教在他们看来,就像麦迪逊谴责的:或多或少,到处一样,教士傲慢而懒惰,俗众无知又奴性;双方都沉溺于迷信、偏见和迫害(引自道金斯,页43)。

   其实在西方,追溯传统,宣誓的成立与效力,也不靠神的威能,或违反誓言可能遭致的神的惩罚。所以西塞罗认为,宣誓的要点不在畏惧神明,而是立信、取信于人。起誓,他说,乃是诉诸虔敬之心的一种确认(affirmatio religiosa);面对神明、呼其名号、指其见证而保证实践,只是诺言的形式。故而“众神之怒”尚在其次,“没有也罢”;关键在于宣誓人的承诺,能否对正义并对自己的诚信负责(ad iustitiam et ad fidem pertinet,《论义务》3:29:10)。

   中国古代,圣贤也有类似的论述。古人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一个“如”字,恰好承认,神灵是否到场、有无威能,全看人的内心虔诚与否。夫子曰:吾不与(参加/赞同)祭如不祭。要是心里不赞同、不敬神,只是走走过场,形式主义,就不如不祭了。再如,所谓“至诚如神”“可以前知”(《礼记·中庸》),也是看轻仪式,而强调沟通天意,凭借人的精神或信念——不必入哪一门宗教。

   常人的想象,古人敬神,所以发誓要神祇见证。但古人也是人,也有不老实、不惧“怪力乱神”,甚至拿神圣当幌子敛财作恶的。智者不可不察。否则柏拉图不会建议,庭审取消宣誓。因为他说,较真起来,只怕城邦里头一半公民都犯有发假誓作伪证的罪呢(《法律篇》12.948d)。

   ——嗯,法不责众?

   对,哪怕《圣经》里的上帝,万不得已,他也不愿意责众。我们在“法律与宗教”课上讨论过,记得吗?洪水平息,耶和华后悔了,一味屠戮不是个办法呀。于是同挪亚父子及方舟里下来的鸟兽蛇虫立约,将战弓挂上云端化作彩虹,封存了全能者的毁亡苍生之权。还说:我再不诅咒土地了,绝不为人的缘故;即使他从小就心生邪念,我也决不让生灵湮灭,像这次一样(《创世记》8:21, 9:8以下)。

   ——全能者有所不为。那么宪法呢?宣誓忠于宪法,是否意味着违宪必究?可是我们还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宪法“没长牙齿”,这一国情,会妨碍宣誓的效力吗?

   “没长牙齿”,是西方媒体调侃“中国特色”的比喻。人民法院规定,《宪法》条款包括其中列举的公民基本权利,不可做司法裁判的直接依据——间接地,可以引部门法的“实施条款”主张权利保护而进入司法——当然,也就无所谓通过诉讼提起违宪审查一事。不过这算不上“中国特色”,应该说,是社会主义各国宪法的标准设计。西方学界站在现实主义立场,一般把社会主义宪法视为“纲领式的宣示”。毛主席的定义,则是革命成功、夺取政权之后,对既定事实和路线方针的承认。“五四宪法”是他领导制定的,他说立宪主要是两件事。一是总结历史经验,“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二是原则性同灵活性结合,贯彻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原则。用一个“总章程”或“根本大法”的形式,把这一对原则固定下来,为全国人民指一条“清楚的轨道”、“正确的道路”(《毛泽东选集》卷五,页126以下)。

   所以你看,“牙齿”的有无,搞不搞违宪审查,这是主义而非“特色”或国情之别。由此出发理解宪法宣誓,就会发现,那誓言的功效,只在确认《宪法》承诺的“正确的道路”,并不指向具体的各项公民权利。因为后者是“自动附着”的,用不着当事人同意,也无须起誓了生效,一如相应的公民义务。宣誓人就职后,被检举查实违背了誓言,严格讲,不是一个违宪问题。纪委和公诉机关只能按照党纪国法的相关规定,追究他违法乱纪的责任。

   ——说到宪法的“主义”,您《政法笔记》里有一段话: “遵照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社会主义宪法无意成为国家权力的真实或常态的规则与信条。相反,它是新宪政从立宪的政权那里领受的成文法上的认可和祝贺”(页19)。如果事实上,宪法不仅“没牙齿”,它甚至不是“规则与信条之母”,那为什么还要宪法宣誓呢?

   这个问题好。我们的教材抄域外法学的居多,习惯了把宪法说成是公民权利的清单,标配一套“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规范。但三权制衡、司法独立、违宪审查、正当程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类“形式法治”的宪政原则,其历史渊源和日常运作,跟中国宪法上共产党的领导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些原则不可能触及,而只会弄混了,社会主义宪法的要义——既无从安顿先锋队政党的政治伦理,也提供不了一元化领导的合法性叙说。

   困难在于,现行宪法(“八二宪法”)为适应“社会转型”,不时修订,用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策略。一九八八年第一次修订,追认了私营经济即生产资料的大规模私有化,允许依法转让土地使用权。之后,九三年、九九年、〇四年的宪法修正案,如论者指出,“实质性内容,都是对财产,特别是私有财产在经济领域的胜利的纪录”。可是,这些修订虽然宣告“胜利”,却是半遮面的,对照“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仍属于“难以敉平的矛盾”。而《宪法》的文本,即便勉强套上几条西方宪法学的教义,也没法“为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分开,为经济领域的去政治化提供规范性依据”(涂四益,页105)。这话说得晦涩,译成大白话,便是:市场经济本是私有制的果子,而国家的根本制度,《宪法》规定,叫作“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第6条);两者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而每一轮“深化改革”,都是那矛盾的重新激化。

   ——官方的提法,叫改革进了“深水区”。

没错。改革家的对策,是大胆“承认”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以便给“转型”预留空间。但从此“八二宪法”的宿命,就成了永远滞后于改革。由此而起的价值冲突,连同政治路线的刻意模糊,使得宪法很难建立权威,更谈不上“信仰”的光环。因为,在私有化的鼓吹者跟“胜利者”那儿,宪法不免是一件工具,时而顺手,时而碍事。而宪法“滞后”其中的种种矛盾,及可能触发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便是西方式违宪审查在中国,在整个“初级阶段”,无法推行的最主要的原因,哪怕天天有人在呼唤、祈求它的“神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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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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