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11 次 更新时间:2006-06-06 21: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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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方面﹐不光是社会党的价值观不能接受﹐就是保守党的价值观也无法容忍。最近我国的一些学者到英国去访问﹐他们与保守党人士座谈﹐英国保守党人士对中国下岗工人的政策提出很大的批评。他们回来以后感慨地说﹐且不说工党怎 ? 看我们的政策﹐就连保守党也觉得无法容忍。再比如农民问题﹐农民是我国国民的主体﹐他们的社会保障之少不仅超过社会党人的想象﹐而且超过保守党人的想象﹔而另 一方面﹐他们的就业自由之少不仅超过自由派的想象﹐而且超过社会民主派的想象﹐在这种问题面前西方式的现代左右派之争还有什么意思 ?

  另一方面﹐我们一些所谓“经济自由主义”者已严重突破诺齐克原则的底线﹐他们实际上认为“抢来本钱做买卖”也是无可厚非的。某些学者还把它上升为理论﹐成为一种直接与诺齐克正义相对立的观点﹐叫“交易先于权利”﹐它的实际涵义是对于现在产权不明晰的资产是可以供有权人来任意交易的﹐也就是说把诺齐克的“获取的正义”给否定了。在诺齐克那里“权利先于交易”﹐获取正义优先于转让的正义。首先要解决了产权的公正设定然后才能谈得上自由交易。而如果产权是公共的﹐我作为一个掌权者﹐作为公共资产的看守者﹐我就任意拿这笔资产做交易﹐这从常识来说是不正当的﹐但却被很多人认为是正当的﹐这已经超出了诺齐克正义所许可。这是因为中国自由主义话语中一些问题涉及到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交易成本”理论在中国目前的使用问题。

  反过来﹐中国的一些“新左派”却明确提出对“最初资本来源清楚﹐其后的交易也自由公正”的致富者也要实行限制与打击。别人不同意﹐他就质问你是否愿意堕落到诺齐克那样的地步 ! 这真叫人啼笑皆非﹐难道他不知道在今日的中国﹐诺齐克的正义标准已经是高不可攀的了吗 ?

  对于这样的人﹐你用诺齐克式的理论去批评他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会说﹐我本来就讨厌诺齐克。反过来﹐对那些支持“抢来本钱做买卖”的人你用福利国家理论 ( 更不用说用马克思的理论 ) 去批评他﹐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会说我本来就讨厌福利国家。所以对第一种人你必须使用社会民主理论去批评他﹐而对第二种人你必须用自由主义 ( 而且是古典自由主义 ) 批评他。这样的批评模式或许在西方人看来有些奇怪﹐但却正是“中国问题意识”所要求的。

  我们完全可以提出一种既不同于中国式的“新左派”也不同于西方式“新左派”的立场。也就是我们不仅要做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这两种原则的互补﹐而且还可以做到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互补。这是因为﹐不论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它们最初都是作为西方国家在走出中世纪时﹐在争取个性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在早期基本上是平行发展的﹐而且它们在一个大方向上──反对共同体的束缚方面这两者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在走出中世纪时在相当程度上他们的价值是重合的﹐重迭部分以外的部分较少﹐随着社会越来越向市民社会过渡﹐自由秩序的建立也就越来越成为现实﹐这两者的距离也就越拉越开﹐他们之间共同重迭之处就逐渐变小。到自由秩序完全建立以后﹐就产生了一种话语上的两极化﹔也就是否定自由秩序和肯定自由秩序已经成为一种逻辑上的紧张关系。最典型的就是哈耶克的“消极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哈耶克思想的主题是“自由秩序”虽有毛病﹐但它是人类可以建立的最好的秩序。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不要想入非非﹐不要做这些那些﹐否则我们就会失去“自由秩序”。社会民主主义者则认为“自由秩序”有很大的弊病﹐我们要解决它。

  

  三

  

  现在的问题是﹐在西方经历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的兴起和衰落以后﹐现在西方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在趋同。相反﹐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话语倒弄得水火不容﹐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以至于发展到中国的“新左派”批判的矛头不仅仅一般地指向自由主义﹐甚至也指向社会民主主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中国“新左派”从 1997 年开始大量使用从西方引进的“社群主义”观点不是批评诺齐克﹐而是批判罗尔斯。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中国这些所谓“左派”对罗尔斯比对诺齐克更不能容忍。

  相反﹐中国一些所谓“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们的批判对象﹐不是罗尔斯﹐不是社民党﹐而是诺齐克﹐亦即他们批得最厉害的是自由主义中最古典的部分﹐人为地把张力拉得更大。因此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制造了许多伪话语。一个具体的例子﹐就在产权改革这个问题上﹐现在中国出现了两种很奇怪的声音 : 一种声音是很多“新左派”学者主张实行所谓“民主治厂”﹐就是要限制产权明晰化的倾向﹐具体提出的模式是“鞍钢宪法”。他们认为鞍钢宪法中“两参一改三结合”就是“后福特主义”。有人说“丰田公司”“沃尔沃公司”实行的就是中国的“鞍钢宪法”。这些人主张在产权已经明晰化的资产中﹐在私人物品领域中实行公共选择﹑公共参与。实际上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应该说“民主化”是人类发展的趋势﹐在发达国家﹐在民主权利意识﹐平等意识比较发达的国家﹐所有者在企业经营中征求非所有者或叫“利益有关者”的意见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但是最终决定权﹐作为市场经济本身的原则﹐应该是所有者或者所有者委托的人来负责。道理很简单﹐对财产负有责任的人才能对财产行使权利。这是个权﹑责﹑利相统一的问题。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对财产不负责任的人干预﹑决定财产的经营能取得好效果的例证﹐这不仅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也是如此。我们文革中“鞍钢宪法”式的企业状况就比苏联一长制下“马钢宪法”式企业状况要糟得多。

  但是与这种对私人领域实行公共选择的要求并存﹐我国又存在着很多对公共物品领域实行有权者“自由交易”的呼声。有些人不是主张在企业经营中实行“一长制”﹐而是主张在产权改革过程中﹐也就是在把公共资产变成个人所有的过程中﹐也要实行“一长制”﹐即把“一长制”原则从经营管理泛化到产权明晰化过程中。这是任何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等于说﹐现在掌握在手中的公共资产﹐我想给谁就给谁。

  这个原则一旦成立﹐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但是现在的确在中国产权改革中存在这两种意见 : 一种认为产权改革中应该实行“一长制”﹐应该由一个绝对权威想给谁就给谁。据说﹐这样做的好处是“交易成本”最低。而另一种意见认为﹐产权早已明晰的那些资产﹐应该是大家说了算﹐本来就是私人所有的那部分财产﹐要由一些不相干的人去插一脚。以“鞍钢宪法”为旗号主张“民主治厂”的人﹐以及以“交易成本”最小化为旗号主张在产权变革中实行“一长制”的人﹐目前在中国大有人在。但是恰恰就是主张产权改革要民主﹐管理改革要集中的这种呼声在中国是最弱的﹐即主张在私人物品领域自由交易﹐在公共物品领域民主选择的观点最不成气候。其实﹐一方面在企业经营中尊重所有者的权利﹐另一方面在产权明晰化的过程中要实行公共决策﹑公共选择。这道理并没有什 ? 深奥的﹐原来的财产是公共的﹐现在的产权改革就应该是公共事务﹐而不是个人决策。已经明晰了﹐你就既可以自己经营也可以委托代理﹐你可以征求“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但决定权还在所有者个人。但如今这两个常识都受到强烈的挑战﹐这是中国目前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打着“经济自由主义”旗号否定诺齐克正义的寡头﹐另一方面是打着“左派”旗号对罗尔斯原则的否定﹔一方面对产权改革中的民主有很大的阻力﹐另一方面也有对正常市场秩序中的所有者权利的忽视。

  这些问题都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产权改革就不能正常进行﹐另外改革以后的市场经济也不能正常运营。

  

  四

  

  我常用马克思的观点反驳“新左派”﹐用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反驳权贵资本主义者。有人认为这如何能统一 ? 我认为这完全可以统一。我举一个历史上的案例。 1905 年以前的俄国﹐它的经济﹐尤其是农业实行农村公社制度﹐实行土地公有﹑劳动组合﹐在政治上实行专制。这时的俄国思想界出现了四种思潮﹐一种是持当局立场的正统专制主义﹐即乌瓦洛夫称之为俄国民族性的三原则 : 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第二种是下层的代表反近代化的民粹派﹐他们认为俄国土生土长的村社是好得了不得的东西﹐沙皇政府的一切弊端就在于他们引进了西方自由主义瘟疫﹐本来沙皇政府只发扬民族传统时﹐就是好沙皇﹐不幸的是他们引进了许多西方的歪门邪道 ( 这就像中国一些人认为我们的政府需要批评之处﹐在于他们引进了西方的殖民话语 ) 。俄国思想界的另外两种思潮是以从民粹派中决裂出来的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思潮和以米留科夫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潮。 1905 年以前﹐俄国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派形成了一种反对民粹派和专制主义的联盟﹐最明显的标志就是 1900 年前后这两派人合作编的许多书﹐如《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等等。参与者包括司徒鲁威﹑约诺夫﹑列宁﹑普列汉诺夫﹐他们明确讲﹐这是双方的“文字联盟”。这个“文字联盟”就是针对俄国的民粹主义者和专制主义者的。

  这时俄国社民党人的话语在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上和自由派没有很大的区别。比如在经济上社民党 1886 年纲领没有对土地私有制提出任何批评﹐它只提出一项要求﹐要求给予俄国农民退出公社的自由﹐在他们与民粹派进行论战时﹐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名言 : 俄国人现在已分裂成两个阶级﹐这就是剥削者的公社和被剥削的个人。普列汉诺夫认为当时俄国的矛盾﹐是共同体与自由个性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政治方面﹐从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来﹐俄国一直有批判西方自由的强烈传统﹐其理由是这种“抽象权利”不能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而穷人没有钱就很难行使权利。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句名言说 : 言论自由有什 ? 用﹐贫穷的人上不起学﹐不能看报纸﹐言论自由就和他没有多大关系﹐因此西方人所宣扬的﹐无非是有一个用金碗吃饭的自由﹐但穷人无钱买金碗﹐因此这个自由是没有用的。“这是一个可以用一个银卢布甚至更贱的价格来出卖的﹑没有价值的权利。”对这种言论﹐包括列宁在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给予了猛烈的批评。列宁曾大骂那种“反对政治自由 ( 据说这只能使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 ) 的彻头彻尾的民粹派思想”。普列汉诺夫更明确地讲 : “‘自由主义者所忙于争取'的‘抽象权利'正是当今俄国人民最需要的”﹐而俄国式的所谓“村社平等”才真正是骗人的东西。那 ? 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何处呢 ?( 如果完全一样﹐就构不成两个不同的派别 ) 。区别在于 : 第一﹐社会民主派在体制演变过程中﹐更多的强调下层的利益。比如大家都主张要瓦解公社﹐实行自由农民和自由地产制度。但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把权贵们化公为私的那部分土地无偿追回───即“收回割地”。自由主义者比较缓和﹐他们认为应采取赎买的方式﹐但是这个赎买和“收回割地”也差不多﹐首先不是自由讲价﹐而是由国家定价﹔其次赎金不是由农民付﹐而是由国家付﹐国家用很低的价格从地主那里把割地 ( 不是传统的私有土地﹐而是 1861 年改革后权贵霸占的公社土地 ) 拿过来﹐然后无偿地分给农民。亦即在“公平分家然后自由竞争”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区别﹐但在实现这一点的手段上﹐后者更为激进。第二﹐在自由秩序实现以后﹐自由主义认为就算尽善尽美了﹐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做到这一点后﹐他们还要搞社会主义。当然这是后话。这就是两者的区别所在。

  这一时期﹐也就是俄国自由主义和社民主义形成联盟的时期﹐俄国的历史发展应当说是正常的。这个发展和旧制度的冲突到了最尖锐的时期就出现了 1905 年革命。 1905 年“事件”按布尔什维克的说法是他们领导的革命﹐现在历史资料证明﹐当时基本上是以自由派为主体的立宪运动。它的主导力量是杜马中的自由派﹐用当时列宁的话说﹐俄国出现了“最革命”的杜马和“最反动”的政府之间的冲突。这时杜马是由立宪民主党领导的﹐它在经济上要搞自由小农经济﹐政治上要搞宪政民主。在这一点上俄国社民党和自由派差别不大﹐只不过社民党更强硬些。 1905 年“革命”被沙皇镇压下去了﹐在镇压过程中也把沙皇政府中的开明派───维特踢了出去﹐换上了斯托雷平。

  斯托雷平上台以后﹐把社民党和自由派都一耙打下去﹐当初人们认为﹐俄国会出现全面大倒退时期﹐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斯托雷平时代在政治上是专制的反动时期﹐在经济上却发起了“最激进”﹑“最勇敢”﹑“毫不妥协”的改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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