奂平清:福利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6 次 更新时间:2016-03-16 15: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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奂平清  
福利社会建设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的主动发展方向。中国福利社会建设的目标,是通过普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切实维护个人的自由、平等与尊严,给人民以安全的、长远的美好预期和对未来的充分信心,增进人民的幸福感,劳动与生产的安排以人为本,而不是让人成为生产的工具,使全体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作为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我国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当前的福利社会建设事业中,要重点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形成福利社会建设的共识

   较高水平的社会福利需要适当的财力支持,更需要民众的支持。二战以后,建造一个平等的福利社会,成为许多欧洲国家的基本社会共识。如最早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的英国,是在战后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形成了福利制度建设的共识,这种共识为政府建立普惠式的福利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福利国家制度也成为当时弥补社会破碎化的重要工具。

   在今天已有的科学技术条件下,世界已经开发的资源足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但现在还存在广大贫困人口,是由于分配上的问题。[27]人类在生产力水平制约下所形成的“为生存而斗争的本能和习惯”,[28]使得人类在生产力发达、经济富裕之后仍难以解决和谐相处的问题。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市场和竞争取向的价值观及其经济社会制度和政策,是当前西方福利国家社会共识日益缺乏的主要思想根源。关于“福利病”的话语,无疑会误导和影响我国福利社会建设事业。在福利社会理论与政策研究中,中国学者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在对西方福利国家和我国福利制度发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趋势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厘清“福利病”等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及其误区,寻求中国福利社会建设的共识。

   (二)突出国家和政府在福利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在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社区、家庭等自给性的社会支持网受到严重削弱。因此,那种弱化国家和政府的责任而强化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福利责任的改革缺乏社会基础。

   在当前中国的福利社会建设中,需要强调国家和政府的责任主体地位。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制度与体制使得国家和政府有着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掌握着大部分国民财富与资源,财富与资源取自于民、用之于民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二是中国因自然、历史条件和政治等因素所造成的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和群体之间巨大的差距,以及利益部门化和集团化等方面所造成的民生困境,都需要国家和政府发挥利益协调与平衡的主体作用,通过顶层制度设计和改革加以解决;三是我国国家福利责任的不足不仅表现在长期以来民生财政投入较低,也表现在相关制度政策方面。如相关劳动就业制度,包括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制条件下所形成的夫妻两地分居等家庭分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下农民工体制造成的许多农村家庭分离状态,家庭的照料、养老等功能发挥的条件几近丧失,导致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等诸多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要根本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国家和政府推动制度变革仍是关键因素。要发挥家庭、社区、个人、社会组织和企业等社会主体在社会福利服务提供中的责任,也需要国家和政府在相应制度和政策层面的支持与引导;此外,在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国家和政府要认识到市场自身的缺陷,需要建立一个能让市场促进发展、增进社会福祉与和谐的制度体制框架。

   (三)消除福利分割和福利排斥

   在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上,我国当前各种制度和体制性的分割仍然十分严重,如城乡户籍制度,有编制、无编制的制度,都成为劳动力排斥、进而造成社会不满情绪和社会稳定与社会治理困境的重要制度性因素。

   在当前我国大部分城乡流动人口已经在城市相对稳定地居住和就业的情况下,相关制度政策体系却仍以流动人口最终会返乡的假设为基础,在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等社会福利分享方面对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加以排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业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战略。中国必须要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要使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从“无感增长”向“有感发展”转变。

   消除福利分割和福利排斥,建立普惠型的福利社会,能够避免补缺型福利政策的消极性,具有明显的反贫困、人力资本投资和对工作的激励等效果,也有助于化解诸多方面的社会治理困境、促进社会和谐。

   (四)理论自觉与福利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研究

   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需要各项具体社会制度和政策的支撑才能实现。当前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及其所面临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困境,也迫切需要在社会福利制度和政策方面有所创新。社会政策也是最能集中体现社会学基本问题——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重要领域,社会学在社会制度和政策研究上有着明显的优势。[29]我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社会学者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积极介入经济、社会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对于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福利病”话语和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西方治理理论,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加以反思性批判。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广为传播的治理概念、理论及意识形态,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认为福利国家存在着普遍性危机,建议加以废除,主张把公营企业和公共事业私有化,把优先发展市场和准市场作为分配服务的手段。[7]西方治理理念与模式是在西方土壤下发展出来的,是对其国家统治和管理经验的更新与提升,也是为其基本制度和国家利益服务的。我们的治理观点与理论,也必须与我国的根本制度、宪法和国体政体联系起来,考虑到我们自己的历史背景和内在逻辑。西方治理理论与实践中合理的成分,也需要在立足我国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加以借鉴,否则注定会失败。[30]在中国福利社会建设理论与政策的研究和设计中,我们要根据时代变迁的特点,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面临的挑战与机遇,要善于挖掘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符合人类社会本质属性的传统因素,要总结和发扬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实践过程中的优秀传统资源,还要善于总结、反思和吸取西方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福利制度建设理论与实践中的经验与教训,注重民生政策与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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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奂平清.“理论自觉”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J].西北师大学报,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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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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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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