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梁启超的革命与反革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9 次 更新时间:2016-03-14 11: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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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  

   革命这个词儿,我们每个人都不陌生。在座诸君很多人恐怕都经历过那个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年代。

   有人说,20世纪是个革命的世纪,中国是这样,世界也是这样。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曾被认为是20世纪历史发展的主流。当年有一句话,说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一块“安定的绿洲”(姚文元语)了,就是对世界革命大好形势的一种描述。

   在中国,更是如此。百余年来,革命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从最初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到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再到后来的国民革命,直到国共两党的国民革命、阶级革命、土地革命、武装革命(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最后发展到1949年之后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革命革到每个人的灵魂——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革命革到这个份上,就是泛革命化,或革命的神圣化。

   革命成为一种美德,成为道德至善的最高目标,并以此为目标,改造国家,改造民族,改造社会,改造每一个人,改造别人,也改造自己。当革命被神圣化的同时,“反革命”也被建构成为“罪大恶极”,并将“反革命”作为一种刑事罪名列入法律。而在日常生活层面,一切都要革命化,婚丧嫁娶要革命化,思想言行要革命化,唱歌要唱革命歌曲,过年要过革命化的春节,有人说是革命拜物教,诚哉斯言!

   但是,经历了“文革”之后,革命的合法性受到怀疑,“革命信仰”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现实情境的深刻变化和体验提供了重新认识阶级斗争和革命斗争之合法性的眼光,人道主义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于是便有了90年代的“告别革命”之说。

   然而,由于官方传媒的视而不见,刻意回避,告别革命一直停留在口号阶段,没有引起广泛深入的讨论,对民众的实际影响微乎其微。故在20年后的当下,似乎又有了不得不革命的理由和要求革命的呼声。这种情形再次印证了梁启超曾经给出的一个定律:“革命复产革命,殆成为历史上普遍之原则,凡以革命立国者,未或能避也。”

   前不久在北京看了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演出的一台话剧《共产党宣言》,这台戏的优劣且不论,就内容而言,显然是在张扬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共产党人林雨霏献身革命的英雄气概是令人敬佩的。

   然而,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60多年之后,演出这样一台话剧,有没有现实针对性?或者是曲折地表达了一种社会情绪?大家可以思考。

   就话剧所提供的故事而言,共产党所以要革命,一是国民党杀共产党,因此,共产党要暴动,要革命,要以暴力反抗暴力;二是国民党腐败,剧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那位沈处长,借机霸占邝家的财产。就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而言,这是一个很小的角度,与《共产党宣言》给出的“革命”有很大差别。马恩提出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是“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

   最后,“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他们的代表作就是巴黎公社,而他们提出的革命的理由,现有社会的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压榨和剥削,它的基础是少数人占有社会上的绝大多数财富,而社会意识形态和官方机构则为这种占有提供保护和解释其合理性。

   因此,不仅要掀翻这个社会,还要清除它是思想观念,与它彻底决裂。这是20世纪激进主义思潮的总根源,共产党革命最终一定要走到这个路线上去,否则就是修正主义,从第二国际的考茨基、托洛茨基,到苏联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再到中国的刘少奇,都曾被冠以这样的名目。革命“革”到最后,不仅自留地、家庭副业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要被“革”掉,而且,头脑中的私字一闪念也要革掉。

   沿着这个思路想一想,当下喊着要革命的志士们,无论毛左,还是自由派、民主派,都应想一想,要革命,革谁的命,怎么革命?领导力量是谁?主力军是谁?同盟军是谁?革命对象是谁?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些革命的首要问题,究竟搞清了没有?我敢说恐怕没有,都没搞清楚,革的什么命?如果说,以为反腐,打老虎,打苍蝇就是革命,就能实现普遍的社会公正和公平,那是农民革命均贫富、等贵贱的想法,与现代革命不是一回事。

   然而,主张走议会道路,合法斗争,阶级合作,社会改良,在共产党内部始终被称作修正主义,对外则称作资产阶级改良派,我们看1949年以后官修的近代史,对梁启超,就是这样定义和命名的,至今,他仍然带着这顶帽子。

   于是,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梁启超这个“改良派”,他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二是如何看待改良和革命这两种不同的改造社会的理念和方案,中国的社会实践,最终是后者压倒了前者,它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我们如何看待革命的后果?

   先说第一个问题。梁启超是不是改良派?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这里也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学理层面,如何理解革命、改良这些概念;二是实际层面,梁启超的多变,他在不同历史时期主张不同,具体的表现也不同。

   关于学理层面。

   1902年,在日本,梁启超作了《释革》一文,对“革命”一词在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被曲解和被误读的情形做了深入探讨和分析,廓清了“革命”的内涵和外延,明确了使用“革命”一词时的必要限制。

   他首先说明,革命“含有英语之Reform与Revolution之二义”。前者以英国1832年议会改革(确立代议制、和平的不流血的)为例,日本人翻译为改革或革新;后者则以法国1789年推翻路易十六的专制统治(暴力的)为例,日本人翻译为革命。

   但他马上指出:“革命二字非确译也。”因为在中国,革命主要针对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当Revolution之意”的。据许慎《说文解字》,革的意思是“兽皮治去其毛”,其中包含着脱离、改变和死亡之义;命则意味着生命、命运和天命。两字合成为“革命”,却是儒家学说中最重要的政治概念之一,最早出自《易经》中的彖(tuan四声)辞,即:“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成汤灭夏而建立商朝,武王灭商而建立周朝,都被称作革命,其中就包含着以武力推翻前朝,对旧皇族实行杀戮的意思,这也合乎它的古义“兽皮治去其毛”,这显然是西方Revolution的意义中所没有的。毛泽东曾宣称:“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他对“革命”的定义,只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与中国传统革命话语的简单结合,此外还有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也常常表现为一个推翻另一个的暴力行动。但这仍然是比较表面化的解释,其中另有深意存焉。一是“天地革而四时成”,这就是说,犹如自然界春夏秋冬四时变化一样,王朝循环的历史运动也有其变化的必然性,于是,革命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二是“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讲革命的合法性,顺应天意民心,反过来说,一个王朝如果有悖于天意民心,革命自然就会发生。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哪个不是拿了天意民心作借口?而新朝的建立哪个不说是奉天承运?

   梁启超看到了这一点,他说,Revolution的本意,应该是指“人群中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的“变革”。他甚至进一步对Reform与Revolution的含义做了区分,认为前者针对尚未完善或发展尚不充分的事物,使之完善或促其充分发展之;后者则针对有害于群体的事物,要绝其患,非改弦更张不可。

   于是他说:“其前者吾欲字之曰改革,其后者吾欲字之曰变革。”他认为,数年前他们所搞的变法维新运动,可以称之为“改革”,近年来“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

   梁启超希望用“变革”代替“革命”,他所担心的是,革命使得“天下士君子拘墟于字面”,专与“现在王朝一人一姓为敌”,从而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必一变其群治之情状,而使幡然有以异于昔日”的任务。因此他说:“故妄以革命译此义,而使天下读者认仁为暴、认群为独、认公为私,则其言非徒误中国,而污辱此名词亦甚矣。”实际上,“易姓者固不足为Revolution,而Revolution又不必易姓”也。

   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十次王朝更替,但“只能谓之数十盗贼之争夺,不能谓之一国国民之变革”。他还说,中国历史上的这些革命,“一二竖子授受于上,百十狐兔冲突于下”,是当不起Revolution这个“文明、崇贵、高尚之美名”的。他发现,“泰西数千年来,各国王统变易者以百数,而史家未尝一予之以Revolution之名”。而以此命名者只有三次,一次为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再一次为1775年美国的独立战争,第三次即发生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由此看来,即使将Revolution翻译为“革命”,这个“革命”也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并负载着新的历史使命。它所要实现的目标,绝非改朝换代那么简单,而是包含了政治体制的变革和社会改革两个方面。

   政治上,从君主政体转变为现代民主政体,即宪政体制。作为名义上的国家象征,皇帝可以保留,但这个皇帝必须接受宪法的约束。

   在社会层面,则包含了人的现代化在内的国民整体之进步,也即梁启超后来所谓新民之说。

   所以他说:“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学术有学术之革命,文学有文学之革命,风俗有风俗之革命,产业有产业之革命,即今日中国新学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谓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名词矣。”

   所以,“近百年来,世界所谓变革者,其事业实与君主渺不相属,不过,君主有顺此风潮者,则优而容之,有逆此风潮者,则锄而去之”。既然如此,朝廷权贵则不必忌恨革命,社会流俗也不必害怕革命,仁人君子更不必为革命而忧心忡忡。“闻革命二字则骇,而不知其本义实变革而已”。

   在这里,变革即革命,革命即变革。既如此,我们看梁启超,究竟是革命派呢,还是改革(改良)派呢?不过,由于日本人的“误译”(用了汉语中革命一词),又由于不能把法国大革命排除在Revolution之外——尽管它带有以暴易暴的特征,事实上,Revolution本身已经包含了和平渐进和激烈颠覆两种政治革命的模式。

   于是,现代中国在消化Revolution时,便倾向于将革命等同于对政治制度的激烈变革,并热衷于采取暴力的方式。特别是当革命被等同于进化论的历史观之后,竟奇妙地与中国传统革命一词所包含的王朝更替观念融为一体,革命即革新,代表着新生的力量,而改良则成为守旧、保守的代名词。

   随着“革命”一词的深入人心,相沿成习,顺而呼之,难以避免,即使梁启超本人,也只能以“革命”一词指称那些搞暴动、暗杀的人为革命党。为了和以暴易暴的革命划清界限,他后来不得不尝试将“革命”区分为最广义、次广义和狭义三种:“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

在其他地方,他还把广义革命称之为“政治革命”,把狭义革命称之为“种族革命”。他说:“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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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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