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勇鹏:推倒柏林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62 次 更新时间:2016-03-13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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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勇鹏  

 

一、 冲破牢笼


这是一个梦幻般的日子,这是一个狂欢的日子。


1989年的11月9日,隔离东西德国的柏林墙轰然倒塌,分裂了40年的东西德人民迈出了统一的第一步。


在当天下午的每日例行记者招待会上,主持会议的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沙博夫斯基已经准备收场了,意大利安莎通讯社记者里卡多·艾尔曼拼命摇晃手臂要求提问,沙博夫斯基不得不让他发问。他问道:"您曾谈到当局犯了很多错误。您是否认为您不久前介绍的旅行法草案是个错误呢?"


沙博夫斯基掏出一张纸,宣读了新旅行法草案内容,然后说:"私人出国旅行今后无须说明理由。"接着又说:"按我的理解,该法从现在就生效,立即生效。"


这时是下午6时53分。其实,当时新草案并没有获得通过。


这个时候,东德的其它领导人正在闭门开会,谁也不知道发生了这种事情,而东德的群众从电视实况转播中都清楚地听到了沙博夫斯基的话。世界各大通讯社几分钟后纷纷转发这一消息,称"民主德国开放边界,柏林墙不复存在。"


西德首都波恩,联邦议院中断了会议,向媒体发表声明。社民党主席弗格尔说:"这一决定表明,柏林墙在28年之后,失去了它的作用和意义。"议员们激动地唱起了国歌。


晚8时15分,第一批约80个东德人已经来到柏林墙边打探消息,到晚上11时,过境关卡上聚集了3万人。11时过后不久,东德的国家安全部少将尼布林下令打开了边界。其实,晚上9时30分左右已有数不清的人从东柏林进入了西柏林,东德的边防警察已经无法控制他们了。


通过决口向外涌出的人越来越多,悬念变成了狂欢,西方的主人也加入到变为现实的神话之中。他们冲向东柏林人涌入的入口处,给客人们抛去巧克力、石竹花和玩具熊,敲击客人们的两冲程卫星牌小汽车以示欢迎。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相互拥抱,新结识的朋友痛饮香槟,人人眼里闪动着泪花。他们叫呀,笑呀,唱呀,跳呀,闹呀,一片沸腾,他们将柏林墙由一座监狱变为一个舞台。


在勃兰登堡大门前,德国人爬上了墙头,把一个又一个的人拉了上去。他们打着V型手势,齐声呼喊:把墙推倒!并唱起"我们必胜"!


甚至连东德的边防警卫和国民军部队也被卷入这一欢闹的场面,他们在瞬间由看守变成同庆者。一位军官接受了插在他的步枪里的鲜花,那边又有一位军官羞答答地把自己的军帽赠给了一位姑娘,这位要军帽的姑娘给了他一个回报的吻。在勃兰登堡门前,还有一位军官起先坚守警戒线,不让群众通过,尔后在一位只想在有生之年体验一回步入另一半柏林的老太太的愤怒和痛苦的眼泪下屈服了,并亲自护送这位老人到了那边。


此时,有些人站在这道"反法西斯的防护墙"上开始用锤子砸墙,他们似乎真正想拆掉这座墙。


负责防卫城市中心地带的英国军人派出了一支军乐队来到柏林墙前演奏,不仅为了缓和气氛,而且也是为了对局势加以不露声色的观察,英国人还提供了不带标记的大轿车把游客送来送去。


"就像圣灵降临,就像天使张开了翅膀……"一位亲眼目睹了此情此景的德国作家这样写道。


柏林墙被推倒了,禁锢人民自由的耻辱的象征被推倒了,东德人民无比高兴。他们走上街头,来到柏林墙边,通宵达旦地狂欢。柏林墙边欢呼声和哭泣声响成一片。他们为"我们是人民""我们终于是人民了"而庆贺。


1989年的秋天,东德人民鬼使神差,没费一枪一弹就结束了一个时代。莱比锡大学的校长说:"难以置信,没有人被杀,没有人受伤,没有一块玻璃破碎,就像有位天使从这里路过洒下了鲜花。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一刻。"


普通的东德民众半个世纪以来还是头一次不用顾及威胁,他们像过节一样高兴,他们在西德免费喝豌豆汤、喝啤酒,免费看西德的足球比赛、听摇滚音乐会和交响音乐会。西德的银行星期六、星期天全天开业,让每个东德人领取100西德马克的"欢迎礼"。然后东德人就去商店买随身听和牛仔装,甚至连商店在这个时候也不用遵守严格的法定营业时间。东德人乘坐西柏林地铁可以不买票,西柏林还备有城市游览图、咖啡和香蕉,全部免费提供给东德人。


在那段魔幻般的时间里,两边的德国人都发现他们真是同根同族。西德人过去一直粗线条地支持统一,但同时又把他们的穷亲戚当成负担,现在却认识到,他们的的确确对自己的兄弟姐妹极为关心爱护。而东德人呢,此时被他们到处遇见的富裕和盛情弄得眼花缭乱。


一个月之后的12月11日,由东德、西德边防军同时行动,在一天之内炸毁拆除了边界上的全部界障,把二战后的冷战产物一扫而光。


这段日子里,西德电视台播出一幕幕动人的现场镜头:屏幕上出现了三姐妹,姐姐在30年前迁往西德,从此和家人隔断了联系,离别时她们风华正茂。历尽沧桑后,铁幕拆除,她们终于久别重逢。此时的三姐妹,个个飞雪染鬓,她们无言以对,相拥而泣。


推倒柏林墙之后,从1990年6月13日起,300名东德士兵和600名西德士兵借助13台推土机、55台挖掘机、66台起重机和175辆重型卡车的力量,开始彻底铲除已被民众大面积捣毁的柏林墙。到这一年的11月30日,除了6段留作纪念的柏林墙,其余的全被铲平。混凝土被粉碎再生,铺设道路,250块柏林墙墙体以1万到15万马克的价格被拍卖。


1990年3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40年来的首次民主选举。


1990年10月3日,德国正式宣布统一,两个德国并存的现象一去不复返,10月3日被定为神圣的"统一日"。


这一天,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好像全柏林的人都来了,全德国的人都来了,全世界的人都来了,到处是香槟、啤酒、鲜花,彩旗,小娃娃高高地骑在父亲肩头,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流下激动的泪水,年轻人也不管认识不认识,碰在一起就大声说笑。晚上,礼花燃放起来了,钟声敲响了,一个统一的德国诞生了。


狂欢之夜的交通几乎中断。


柏林,今夜无人入睡。


德国,今夜无人入睡。


二、人民说了算


历史不是专制者自己说了算的,执政党不肯改革不肯进步,人民不答应。


谁也没有想到,搬动柏林墙上第一块石头的,竟然是匈牙利这个中欧小国。


大批逃离社会主义阵营的人们是从匈牙利开始的。当时,罗马尼亚的居民大批跑到匈牙利,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要求匈牙利交还出逃人员,匈牙利政府予以拒绝。两国关系剑拔弩张。1989年3月底,匈牙利总理内梅特前往苏联摸底,戈尔巴乔夫明确告诉他:"只要我坐在这个位子上,苏联就不会干预。"当时苏联在匈牙利有8万驻军。苏联的态度给匈牙利吃了定心丸。内梅特回国后,匈牙利正式加入了日内瓦难民公约。凭这项公约,匈牙利就有权拒绝交还难民,这等于给东欧诸国送去了一个匈牙利脱离东欧集团的信号。5月,匈牙利又做出一项决议,开放与奥地利的边界,清除埋设在260公里长的边界的地雷,打开了东欧国家与西方的通道。6月27日,匈牙利外长久拉·霍恩和奥地利外长阿洛依斯·莫克象征性地在奥匈边界剪断第一截铁丝网后不久,一批批东德人便通过到匈牙利旅游的机会逃往奥地利,继而逃往西德。


新一轮更大的逃亡潮开始了。


柏林墙的历史竟然与"逃亡"一词共生共灭,它因逃亡潮而建,又因逃亡潮而垮,真是匪夷所思又耐人寻味。


捷克首都布拉格同样成为东德人逃往西德的通道,一群群东德人开车来到布拉格,他们把车扔在大街上,飞快地跑进了西德驻布拉格的大使馆,成人们先把孩子和玩具熊举过栏杆,送进使馆的后院,然后乘警察未赶到时自己也翻墙而入。这时警察赶来了,把正在爬栏杆的人往下拉,院里的人则把他们拼命往里拽。天黑了,使馆内成百上千的难民轮流睡觉,大厅里搭满了双层床,后院扯起了应急帐篷。下雨了,冰冷的雨水把院子弄成了泥潭,可是仍然有更多的人想闯进来。


第二天,更多的人来了,重复着同样的事情,警察也多起来,把使馆围住,可是难民更多,又把警察围起来。他们说什么也不肯回去,他们只有一个愿望:要西德政府接受他们。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波兰,近2000名东德难民汇聚在华沙的西德使馆门前,他们不愿再回东德,要求做一名西德人。


时间很快到了9月底,一直密切关注局势的西德外长根舍心里明白,他正在目睹东德的灭亡,他要为这堆烈火再添把柴。9月30日,根舍飞抵捷克首都布拉格,在使馆阳台上亮相,他宣布,在那里的东德人将获准移居西德。话没有讲完,欣喜若狂的听众就爆发出阵阵欢呼声。


西德的一位护送者随这些东德移民一同乘车奔赴西德,当他目睹列车梦幻般地从东德通过时,他也感到东德的日子屈指可数了。田野里,城市中,人们自发地向飞驰的列车挥动白手帕,以示声援,列车上的人十分感动。当列车开进东德某城市的车站时,他们的原持护照要被收回(这是东德方面提出的先决条件,以示这些人并非逃亡者,而是被东德驱逐出境的"叛徒和罪犯"),这些东德人表现出莫大的鄙视,不仅将身份证扔在了月台上,而且还将东德的纸币和硬币当废物扔掉。虽然这个车站已实行戒严,群众进不去,到处是可怕的秘密警察,可还是有一位当班的铁路官员脱帽,一位铁路工人把大盖帽拿在手中向他们致敬。几个小时过后,当列车载着这些乘客隆隆驶入联邦德国的境界时,他们齐声高呼:"自由!自由!"


东德人被送往西德的各个城市,成了新的西德公民。西德人像是欢迎英雄,又像是欢迎久别的亲人,不管认识不认识,老西德人与新西德人一见面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眼泪和着欢笑。各城市首先为东部来的兄弟姐妹提供了兵营一般的住处,从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到,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大人孩子几家住在一起,尽管比较拥挤,但人人脸上挂着心满意足的微笑。各种食物、生活用品都是当地免费供应,同时许多城市积极为他们修建新房。


一列列专车载着成千上万的叛逆者奔向西方,这使东德局势更加动荡,人民要求开放边界自由来往、要求两德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东部各大城市不断举行游行集会,广场上的群众讲坛和教堂里的自由辩论磁石般吸引着普通市民。莱比锡市更是欲罢不能,渐渐形成每逢星期一下午人们上街游行的势头。东德民众不仅喊"我们是人民"的口号,更喊出"我们是一个民族"、"德国,统一的祖国"等新口号,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1986年8月13日,在柏林墙筑墙日,柏林人民举行了游行。


1988年,柏林人民又举行游行,政府逮捕了120名游行者。


在德累斯顿,群众也举行游行。


东德人民在游行中要求民主、人权、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等公民的基本权利,要求拆除柏林墙,还给人民自由,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统治者只相信权力,心里根本没有人民,他们把人民的意愿说成是外来的危险和少数人的挑动。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公开出面警告人们,要提防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危险。


其实,东德人民所要求的东西都是宪法里有的东西,当时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运动也都是仅仅在争取执政党许愿了宪法里写明了但就是在实际中不兑现的公民的基本权利。


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通病,把人民的权利说在嘴上,写在宪法里,充斥在宣传中,但就是不落实不兑现,实际的政治运作是党领导一切,党垄断权力,权力比法律大。当人民争取明明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时,就被说成受外来势力、分裂势力、敌对势力和黑恶势力所挑动,被定性为一小撮不法分子。


昂纳克类型的共产党政治家的特征是,自诩为人民的代表,但从来不把人民的政治权利放在眼里,迷信国家机器和宣传机器的力量,无视民意和人民的力量。


对于人民提出的拆除柏林墙的要求,昂纳克在柏林墙被推倒前10个月的1989年1月还充满自信地说:"当年导致筑墙的条件存在多久,这座反法西斯的护墙就存在多久,50年和100年后它也必定还巍然屹立。"


昂纳克哪里知道,不要说50年,100年,柏林墙连1年都没有挺过,仅仅过了10个月就被推倒了。


统治者的强硬没有把人民吓退,反而更增加了人民的对立思想和愤怒情绪,有更多的人加入了反抗的行列。


1989年5月7日,莱比锡的民众举行游行示威,又有100多人被捕。


1989年8月14日,昂纳克公开发表声明说:"无论是公牛还是驴子都没办法阻止社会主义前进。"


昂纳克不知道,最没有办法阻止的是人民的意愿。人民以各种方式举行反抗。游行示威,到教堂为被捕者做祈祷等等。你抓了100人,随后就有几千人上街,你抓了1000人,又有几万人上街。抓人越多,上街抗议的人越多。还有许多人借着匈牙利等国与西德边界开放的机会,以到匈牙利旅游为名,借道逃往西德,1个月就跑了8万多人。


1989年10月,执政党大讲排场地庆祝40年国庆,试图以盛大的庆典唤起民心的归顺。然而,大势已去,已经造不成势了。国庆节那天,东德的第一个反对党社会民主党成立。


执政党党员也不买统治者的帐了,10月上半月退党的党员就达2万多人。


此时的东德政府还被顽固保守的昂纳克控制,一个镇压人民的方案在紧锣密鼓地暗中准备着。但是,今天的东德人民一改几十年来的逆来顺受,表现出荡气回肠的大无畏勇气和智慧。


10月9日这一天,7万莱比锡人举行了空前规模的示威游行,就在这个时候,"当局要严厉镇压"的消息也在四处流传。


市民埃瓦尔德·迪姆一家三口参加了游行,他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宣布了十点方案,内容就是反革命活动将于10月9日在莱比锡被镇压下去。"我非常担心。"他说:"下午6点,我和妻子、女儿开车去市中心参加游行,我们加入了迪特里希环行路那里的行进队伍。当时看到机动警察全副武装,手持手枪、冲锋枪,在卡车里待命,所有的卡车都没有熄火。我们高呼'我们是人民!'如此壮观的场面使我受到鼓舞。我们的眼里闪烁着泪花,说不出是出于喜悦还是害怕。我们不知道降临到自己头上的会是什么,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我们不愿再像从前那样活着,管它降临到头上的会是什么!"


古德龙·菲舍尔,32岁,排版员,10月9日那天,她和丈夫早早把6岁的女儿哄上了床,然后她要和丈夫一起去参加游行,可丈夫不让她去,要她远远地避开政治,但是这次,她坚决要和丈夫一起去。她拉着丈夫的手,沿着库厄大街一路走去,她看到路边停放着防暴警察的大卡车,经过天鹅湖时,见到那里已被民兵包围,到了歌德大街,又看到了防暴警察,手持橡胶警棍,拿着白色盾牌,正集结待命。


37岁的家庭妇女苏珊·罗梅尔也赶来参加游行,她看到教堂被包围了,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参与一场流血的冲突。她并没有回家,而是勇敢地走进教堂,那里面已经聚集了很多人,示威者们唱着神圣的歌曲,还不断地高喊口号:"我们坚守在这里!""我们是人民!"喊得最响的口号是:"不要暴力!"教堂里的气氛紧张到一触即发的极点。苏珊事后回忆说:"我想我必须去阻止事件的发生。于是,我向歌剧公园旁站立的民兵走去,其它示威者也走了过去。我们与他们谈话,问他们:我们看起来像不像是这个国家的敌对分子?"


这时,有6个莱比锡人在紧要关头站了出来,他们共同起草了一份呼吁书,号召人们冷静,进行和平对话。呼吁书广为传播,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暴力避免了!


泰奥·奎厄特是一个工人民兵,那天晚上他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游行示威刚开始时,我们的确遭到谩骂,但是在那6个人的呼吁声明后,紧张局面开始缓和。我们发现示威者完全是正常人,高呼着'我们是人民!'而我们也是人民的一员。"


这一天,莱比锡市7万民众的和平示威将被载入史册,有一位西方评论家评论说:10月9日的绝妙结局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革命以没有兵戎相见而告终。


11月4日,在东柏林爆发了东德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示威,近百万人走上街头。


11月7日,东德政府辞职了。


那个宣称50年100年不变、谁也无法阻止社会主义前进的昂纳克无法继续前进了,他被迫于10月18日辞职,随即又被他领导了多年的执政党开除出党。昂纳克自己被关进了监狱,后来因病释放,死在南美,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继任的党领袖克伦茨向人民承诺要进行全面改革,他首先释放了被抓的示威者以表示诚意。但到了这个时候,承诺改革已经没有用了,执政党说话不算话人民已经领教40年了。人民已经彻底不信任他们了,一切都为时太晚了。没有办法,执政党政治局和政府的部长会议也被迫总辞职。


此时,时任西德总理科尔中断了对波兰的访问,风驰电掣般地赶回来,这位老练的政治家敏感地意识到:创造历史的时刻到来了。


1990年10月3日,东德加入了联邦德国,民主德国不复存在,所有的国民都投向了"法西斯"。


柏林墙被推倒了,强加给东德人民的专制政权被推翻了,笼罩整个苏联和东欧的看似坚不可摧的强大的铁幕也在顷刻间消失了。


其实,早就有政治家预言这一天的到来。


1953年1月2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的离职演说中说了一段让几十年后的人们无比佩服的话,他说道:


"当自由世界变得更强大、更团结、更吸引铁幕两边的人民时,而且当苏联肆意扩张的企图受到遏制时,那时苏维埃世界发生变化的时刻就必将到来。没人能确切说出这种变化将于何时或确切地如何发生,是由革命还是由卫星国内的麻烦引起,还是由克里姆林宫内部的变动引起"。


"不管共产党的统治者们是否会出于自愿地改变他们的政策,还是变化会以其他的方式出现――我都深信不疑,在这个世界上变化必将发生!"。


三、两个德国在较量


1.两个德国的分离


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德国人民陷入绝境。


二战中,盟军的炮火狂轰滥炸,将德国炸成一片废墟。战后又面临巨大的战争赔款。战后初期的德国真的是一败涂地。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国民财富的一半以上毁于战火,基础设施几乎瘫痪,物资奇缺,黑市横行,价格飞涨,民不聊生,经济完全崩溃,政治影响完全丧失。


1945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以美国、英国和苏联为首的反法西斯盟国胜局已定,盟国的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举行会谈,研究战争的最后部署和战后安排。


关于对战败国的政治安排,三巨头在雅尔塔约定,由这些国家的人民通过自由选举建立民主政府。


然而,斯大林根本就不想遵守约定,他要借机扩大苏联的版图和社会主义阵营。


英国首相丘吉尔是个敏感的政治家,在欧洲战场的硝烟刚刚散去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苏联占领区的不幸的未来。1945年5月12日,他在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电报中不无担忧地说道:"在他们(指苏联人)的阵地上降下来了一块铁幕,我们不知道幕后在进行着什么。"


苏联人在他们所占领的国家和地区降下铁幕要做什么呢?就是要把他们自己的社会制度强加给这些国家的人民。


1945年7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德国的波茨坦又一次聚会,研究欧洲战后安排和对日作战等问题。会议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斯大林履行雅尔塔协议,在其占领的东欧各国由人民选举民主政府。


而斯大林强词夺理,他蛮横地说:"如果一个政府不是法西斯的,那他就是民主的。"


斯大林拒绝让东欧国家的人民自主地选择自己的政府。为此丘吉尔与斯大林在会上还吵了起来。


吵归吵,但由于刚刚打完了一场世界大战,美英等国也不愿意为此与苏联闹僵,所以对铁幕后的违背人民意志的政治安排也只能听之任之。于是,凡是美英等国的占领区,如西德,意大利、奥地利等,都履行了雅尔塔的协议,进行了民主选举,由人民自己用选票作主,建立了民主制度。而在苏联的占领区,包括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则是由苏联人把一党专制制度强加给了这些国家的人民。


德国由于分别被美英法和苏联占领,结果一分为二。美英法占领的西德由人民自主投票选择了民主制度、自由经济和地方自治的联邦制;而苏联占领的东德则按照苏联的模式成立了由德国统一社会党(共产党)一党执政的中央集权的政权,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德国人民一直把东德称作"莫斯科的产物",因为它不是基于人民的意愿而建立的国家。


1948年,苏联切断了西柏林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一切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运输线,企图迫使西方国家放弃他们在西柏林的权利。于是美国和英国从这一年6月26日开始每天向西柏林空运生活必需品,持续达11个月,直到1949年5月4日苏联同意解除封锁。此后,空运又继续到9月30日,耗资共2.24亿美元,运送食物、原料、机器和其它物资共232.3738万吨。而结束封锁的原因是,西方对东德的交通运输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特别是西方禁止进口东欧集团的全部重要出口物资。


封锁取消了,冷战还在升级,似乎柏林永远是风暴的发源地。柏林是在东德的地盘中央,但柏林是被4个国家共同占领的,所以柏林也一分为二,东柏林属于东德,西柏林属于西德,但西柏林与西德的领土没有任何接壤处,是被东德领土环绕着的"孤岛"。


和平示威被镇压,人民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只好选择出逃了。幸亏有个西德在,东德人民还有地方可逃。从1949年10月东德建国到1961年8月建立柏林墙,尽管1957年通过的东德法律规定,未经允许逃离东德者将被处以3年的监禁,但截止到1961年,陆续有近350万东德人逃亡西方,占东德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中大多数是医生、教授、工程师和政府官员。在建柏林墙的前一个月,平均每天都有上千人逃亡,1个月的逃亡者竟多达3万人。


苏联老大哥给东德领导人出了主意,干脆建起一堵墙阻止人民逃亡。东德政府说干就干,这时候充分发挥了制度的优越性,调集了多方力量,一夜之间就建起了这堵让世界吃惊让历史吃惊的柏林墙。


自从两个德国分开之后,两个德国就开始了长达40年的竞赛和较量。


2.东德这一边


东德这一边,靠的是苏联老大哥的刺刀和坦克,走的是斯大林强行送来的社会主义,政治上实行的是一党专政,经济上推行的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模式。苏联模式理所当然受到了人民的抵制。


东德是1949年10月建国的,仅仅4年后,东德人民就无法忍受"无比优越"的制度了。


1953年6月17日,东德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六一七事件"。此时,东德的经济陷入了困境。东德政府强行推行苏式社会主义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建设,打乱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在苏联的迫使下,东德还要向苏联支付战后赔款,支付苏联占领军的费用和军备费用,种种困难压得喘不过气来。农业方面,由于大力推行农业集体化,致使许多农庄主逃往西方,使得13%的耕地撂荒,新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无法应对新形势。农业品供不应求,黄油、蔬菜、水果成了珍品,果酱和蜂蜜价格上涨了70%,市场供应状况急剧恶化。


穷得过不下去了,这个号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就向人民开刀了。为了应对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东德政府下令,大幅裁减职工福利,取消了重体力劳动补贴、单身妇女每月一天的处理家务日和交通费用优惠价格。政府不仅不再发给自行开业的工匠和个体业主食品配给票券,而且还加重了对他们的征税。


在苏联的刺刀和坦克面前,人民没办法,只好用脚投票。1953年年初,每月逃往西德的难民增加到3万人。3月份,西德登记的东德难民人数达到58000人。


在此形势下,1953年5月28日,东德部长会议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在不提高工资的前提下,至少应将工人工作定量提高10%,作为向执政的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60岁生日的献礼,从6月30日起生效。


部长会议的这项政令恰恰好比火上浇油,此项政令使工人的实际收入减少20%至30%,许多工人要求政府重新考虑这项新政令。乌布利希遵循斯大林主义的原则,把群众的不满看作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客观规律",他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决不收回提高工作定量的决定。


6月16日,论坛报发表了一篇维护部长会议决议的文章。文章激起了工人的愤怒,东柏林斯大林大道的建筑工人放下工作,游行至政府区,包围了政府大厦。在此情况下,政治局被迫宣布收回加大工作定量的法令。


6月15日和16日,东柏林的工人连续罢工,举行游行示威,示威人群扯下了写有党的宣传口号的标语牌,焚烧了波茨坦广场旁的东西柏林分界标志牌,并与东德警察发生肢体冲突。


工人的要求被拒绝的消息被位于西柏林的美战区电台广播之后,于6月17日发展成为一场遍及东德各大城镇的人民群众示威游行,提出了撤走一切外国军队、实行言论和新闻自由、释放政治犯、举行全德自由选举等政治主张。东柏林的大中学生和退休人员也加入了示威工人的行列,共有4万多人走上街头。17日,这一罢工运动迅速蔓延到其它城市和地区,大约50万人参与这次抗议活动。中午时分,苏联占领军宣布实行戒严,苏军坦克开进东柏林市中心,施行镇压。在政府区,苏军坦克冲向人群。枪声响处,示威群众应声倒下。苏军和东德人民警察部队随着坦克清场,无数示威者被捕。下午晚些时候,游行示威遭到血腥镇压。下午5时,东德部长会议主席格罗提沃通过广播发布政府声明,号召重建社会秩序。尽管政府在全国实行戒严和宵禁,东德各地的抗议示威活动仍然持续不断 。


在苏军镇压行动中,至少有125人在镇压中丧生。苏军临时军事法庭枪决了18人,东德法庭判处2人死刑,立即执行,其中1人是年仅17岁的图林根地区小青年施列格尔。根据原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的记载,至少有2300人被苏联和东德法庭判刑入狱 。


东德党和国家领导人断言,东德人民的这次起义是西方策划操纵的事件,但实际上西方各国担心与苏联形成军事对抗,在整个过程中都持观望的态度,并没有采取积极干预的步骤。直到起义被镇压后的6月21日,位于波恩的西德联邦议院才在联邦总统豪斯的主持下举行了一次悼念起义牺牲者的仪式,并决定把6月17日定为"德国统一日" 。


苏式计划经济模式决定了东德的路子最终走不长。


苏式社会主义模式使得不满的人越来越多,从1949年到1961年,自边境外逃的民主德国居民约有26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科学家、医生、工程师、熟练工人等,造成了严重的智力外流,给民主德国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


面对这种形势,东德政府决定采取必要措施,这就是修建柏林墙,阻挡东德人民前往西德。1961年8月,民主德国部长会议通过决议,把欧洲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尚处于开放状态的边界有效地控制起来。这堵墙名为"和平防卫墙"的柏林墙,历经四年时间筑成,它割断了东、西柏林人员的往来,在社会主义德国与资本主义德国之间架起了一道有形的屏障。


对比是十分明显的。在70年代,民主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联邦德国的四分之一,劳动生产率只有联邦德国的百分之三十,职工收入只有联邦德国的三分之一,科技水平落后于联邦德国10~15年。东德的城市基础设施也比西德落后。东德人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西德人。


实际上,这个标榜为"民主共和国"的东德,根本就没有民主,更谈不上"共和",倒是在诸多方面复活了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民主德国长期实行统一社会党一党专政,以党代政成为定式。各类"选举",不管是党内选举,还是人民代表、社会团体的选举,均不是真正的自由选举,而是强奸民意的选举,是阉割了社会主义民主实质的选举。这使得民主德国在世人面前名誉扫地。长期担任民德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的昂纳克自以为是,独断专行,顽固坚持教条主义般的"强硬"路线。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他既不理解改革,也不接受改革。结果是,民主德国公民对执政党完全丧失了希望。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民主德国的经济开始滑坡,而进入中后期时,更是爆发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大量人员外流,人民对政府失去信心。80年代中期,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影响下,在柏林、莱比锡、德累斯顿等许多城市的群众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高呼"我们的戈比"、"要民主和自由"、"我们是人民"等口号,形成强大的"市民运动"。


1989年11月24日,群众举行游行示威时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两个德国重新统一。


针对这一要求,民主德国副总理卢夫特曾提醒说:"任何忽视统一欲望的重要的政治决定或无限期推迟统一,将不仅忽视了人民的意愿,而且更促使出现不稳定的危险,东德将出现失控局面"。日后的事态发展完全印证了卢夫特的预见。


1989年的外逃浪潮和社会内部的反对派促使了市民运动组织的形成。鉴于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的发展差距长期存在,且还在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民德人向往联邦德国同胞的富裕生活。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跑到联邦德国。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8年9月,约有500万至600万民德人以书面方式向当局提出了迁居联邦德国的申请,占民德总人口的1/3。


12月1日,民主德国人民议会废除宪法赋予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地位,两天后,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人民议会、中央委员会均宣布辞职。


3.西德这一边


而在西德这一边,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西德是马克思的故乡,然而,马克思的学说却在他的故乡没有市场。西德人戏说:"把马克留在德国,把主义送给苏联和东德"。马克是什么?马克是德国的货币,马克代表的就是市场经济,马克代表的就是法治,马克代表的就是私有制。


战后,在巨大的经济困难面前,美国人送来了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为西德的经济社会复兴提供了极大的援助,给西德经济打了一针强心剂,让西德活了下来。在美国、英国、法国三国占领军的监护下,西德精英人物吸取希特勒极权政治的惨痛教训,召集志士能人商量复兴大计。经过反复讨论,1949年,德国《基本法》出台,为新建国家政体规定了不可更改的四项基本原则:民主制、联邦制、法治国家和社会国家原则。德国《基本法》体现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共同特征,即主权在民和天赋人权、法治和权力制衡。


正是因为它选择的制度符合人性,释放了这个民族的最大活力,使得这个曾经千疮百孔的国家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在一片战争的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成为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富国。


阿登纳政府果断实行社会市场经济。联邦政府利用富有活力的企业经营管理方法、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推行法治、重视教育,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复兴和工业的迅猛崛起。在全国人民同心协力下,联邦德国的国民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德国经济从1951年开始腾飞,到1966年才减缓。这15年时间里,德国国民生产总值从当初的百废待兴到1966年人均GDP超过一万马克大关。


联邦德国的制度活力体现在方方面面。


这个国家全方位建设法治政府。政党组阁是由选票决定的。你的施政主张符合民意就登台,不符合民意就下台。为了有效地运行市场经济,1957年德国开始颁布《反对限制竞争法》和随后的德国《联邦银行法》颁布,这两大法律的颁布标志着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建立。到1967年还颁布了《稳定与增长法》,把国家调控经济作为一个重要的政府职能,明确规定政府的四大职能:第一,保持物价稳定,第二,充分就业,第三,内外贸平衡,第四,在上述基础之上经济的适度增长。在四大目标中,历来基民盟政府把物价稳定放在第一位,社民党上台之后把充分就业放在第一位。在每个大型企业里都有一个企业委员会,由劳资双方组成。其中必须有一个人由劳方出任的高级人事经理,专门负责人事,裁员需要通过他的同意才可以。德国法律规定,超过12个人以上的企业必须组成企业委员会。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和认真实行,保证了市场经济的秩序,妥善解决了政府、企业和市民之间的关系,市民安居乐业,煽动造反没有了市场,西德企业的经营环境非常好。


西德《基本法》规定了联邦与州之间的关系,每个地区根据自己的特点发展自己。联邦下面有州,但州里照样有总理、有宪法,什么都有,州管的是经济、文化、治安、警察。联邦政府管联邦的事,州政府管州的事,分工明确,互不冲突。


联邦德国实行累进税率制,即多收入就多缴税。德国的个人收入所得税最高税率达到58%。这意味着亿万富豪交的税相当高。德国税收的35%用于对农业、住房、租赁业、住房建筑业、交通业的补贴,如果把其它补助比如社会保险等其它补助加起来就将近50%,另外20%用于国防、外交,20%用于教育、科研,只有不到10%是用于公务员开支。


联邦德国真正实现了国富民强。统一前国内生产总值约为23591亿美元,是世界上仅次于美、日的第三经济大国、是一个强大、有效率、有秩序的现代化国家。联邦德国有一个世界上花费最大、设计得很周详的社会保障计划,1977至1978年度全年社会福利金额总计达3000亿马克(约合1,250亿美元),即平均每个居民享用社会福利金2,015美元。


4.资本主义的西德打败了社会主义的东德


一个民族被人为地分成了两个国家和两种社会制度,这也恰好为两种制度的竞争提供了方便,谁优谁劣,一目了然。


哪种社会制度好,统治者的判断和宣传是不算数的,只有人民心里最清楚。问题是东德人民没有选择的权利和言论自由,他们的判断无法通过正常的方式和渠道表达。


东德人用示威和逃跑的方式表达了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的不满。


战后几十年,苏联不仅是战胜国、占领者,而且是社会主义集团的"老大哥",在双重身份的重压下,东德人只有俯首贴耳,亦步亦趋,无论是第一任党和国家领袖沃尔特·乌布利希,还是第二任铁腕人物埃里希·昂纳克,都要惟苏联马首是瞻。任何一项重大决定,没有苏联点头,就无法做出。比如1961年修建柏林墙,是经过赫鲁晓夫的批准,才开始了闪电般的行动。


"苏联老大哥"对东德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控制着东德,同时也牢牢地扼住了东德的经济命脉。


英国作家艾伦·沃森在一本书中写道:"当西德享受着马歇尔计划的各种优惠和西方不断涌入的投资时,东德正在对付苏维埃窃贼。"


战争赔款的沉重负担和苏军的占领费压得东德喘不过气来,这些费用相当于1949年东德全部国民收入的16.9%。整座整座的工厂被拆掉了,运往苏联。强制获取的德国物资用封闭的火车,由警犬和武装部队看守着,运过了边境。那时候东德人的食品、生活用品都是配给制,面包、土豆,菜汤,每人每天就那么点。这样的生活到1958年才结束。


经济重建终于开始了。"老大哥"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后来又叫"经互会")的招牌下,给东欧各国作了分工,你生产这个,他生产那个,不能不服从。东德的任务是制造船只和重型机械,别无选择,因为他们现在的原材料只能来自东方,煤炭、钢铁都要从苏联进口,这些进口还必须以"老大哥"指定的出口偿还。


"东德的计划经济被打败了。"艾伦写道。"在它最后的5年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从5.5%下滑到1989年的2.8%,外债大幅度增长,40年辛勤劳动建立起来的生产力还不如在70年代仍远远落后的西德所取得的一半,烟雾和粉尘的污染使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大工业中心萨克森成了贫民窟,褐煤的露天开采场在乡村的土地上撕开了几公里长的伤口,住宅楼破败不堪,像哥利茨和阿尔富特这样的古老而依旧美丽的城市已在市民眼中失去了光彩。"


东德的领导人无视现实和人民的期待,对人民的愿望置若罔闻,对人民的力量满不在乎,他们不肯进行改革。当民主改革的浪潮在全世界汹涌澎湃地涌动时,当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民的压力下开始进行政治改革时,东德的执政党依然僵化地固守着阵地。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柏林墙崩溃了!


柏林墙的崩溃带来的是地裂山崩的震撼。


曾经推动了共产帝国垮台的戈尔巴乔夫有一句隽永名言:"谁来得太晚,谁就会受到生活的惩罚!"


四、  柏林墙下血和泪


如今,在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的繁华地段,有一个外表看似普通民居的"柏林墙博物馆",里面收藏了许多越墙者的故事和实物。博物馆的主人叫雷纳·希德布朗,在柏林墙建成的第二年就开始了他的收藏。那些成功进入西柏林的东德人把他们所借助的工具捐献给博物馆,有用来挖掘地道用的铁铲和运土的推车、用来藏匿越境者的汽车,还有用来渡河的自制潜水装置……最大的展品就是那个28米高的热气球,两个巧手的家庭亲手制作,材料是一些旧油桶和水管。


博物馆里还有一件奇特的展品,那是一块用几十根钢筋焊成的巨大的网,上面垂直地长着许多锋利的钢刺,每一根钢刺都有几十厘米长。原来这是当年铺设在边界河床下用来防止跳河越境的,东德军队发明了这种可怕的钢刺网,把它们一个接一个铺在河底。许多试图进入西柏林的人,并不是倒在士兵的枪声中,而是一头扎死在河底的钢刺上。


这期间,曾有一个勇敢的潜水员,潜入水中把其中一个钢刺网挪开,随后14个身着潜水装备的东德人成功潜到了对岸。


绞尽脑汁建设的柏林墙挡住了人民奔向自由的脚步,却挡不住人心的向往!


柏林墙博物馆讲述了东德人民辛酸的往事。


1961年8月12日晚上,100多万柏林人上床睡觉时,并没觉得和往常有什么不同。午夜过后,黑暗无人的大街上突然警笛狂鸣,坦克带领着满载东德军队的卡车一直开到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东柏林警察乘车前往主要通道站岗,士兵从车上卸下木桩、铁丝网、水泥柱、石块、镐头、铁锹。


8月13日,一个阴郁的星期天。东柏林人一觉醒来,听到的第一条新闻是:"华沙条约国请求东德政府对柏林内部和周边地区建立有效的控制。"一个小时内,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81个路口均被封锁,剩下的也随即关闭。东德与西柏林间所有的交通路线全部切断,地铁和有轨电车也不再通行。


一道被称为"柏林墙"的东西一夜之间从天而降。


原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经历》中,对建立柏林墙的背景、经过及其影响作了详细介绍。


他说:从1949年到1961年,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是开放的(与西德的边界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如此),既无安全措施,也不进行检查,边界线就蜿蜒在街道、住宅区、树林或河道中,每天有50万人通过边界。那时在柏林西区至少有80个间谍机构和恐怖组织,对东德进行内部颠覆活动和货币投机,并且大量招募东德劳动力。这些动态的发展引起了东德政府的高度警惕。1961年8月3日至5日,华沙成员国的第一书记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时,东德统一社会党在同苏联共产党协商后提出,应按一般主权国家的做法对东西德、东西柏林边界进行"有效控制",与会者一致表示同意。昂纳克说,他当时任党中央书记和国防委员会书记,第一书记乌布利希责成他采取行动。于是,8月11日由人民议院发表时局声明,指出欧洲和平面临严重威胁。8月12日部长会议通过对边界实现"有效控制"的协议,下午4时乌布利希签署命令,8月13日(星期日)零点开始行动,国家人民军战士和工人战斗队在短短几小时内就建起了一道"柏林墙"。


最初,"柏林墙"只是一道铁丝网,以后才用灰色水泥预制板和砖块砌成。全长166公里,其中45公里横穿柏林市,其余为西柏林同东德波茨坦专区和(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专区的分界线,把整个西柏林环形包围,只留有9个过境通道。柏林墙并非只是一堵墙,而是两堵墙,靠西的那堵墙高3.5米至4米,墙头铺设有一根直径为35厘米至40厘米的铁管,使人无法攀登翻越,靠东的墙大体差不多。两墙之间是一条宽窄不等(平均50米宽)的狭长地带,作为控制区,其中建有一条宽6至7米的军用车辆通道,在108公里长的地段挖有拦截汽车的坑道,有的地方深达5米。沿着柏林墙总计有265个瞭望塔、137个碉堡和274个养有警犬的设施,墙上普遍装有报警器和照明设备,一接触铁丝网就会发出警报声。


阻断来得太突然,1961年8月13日白天,铁丝网两边已经站满了人,许多人泪如雨下,隔着铁丝网的手紧紧相握。一对中年夫妇用颤抖的手拉住铁丝网那边一个男孩的手,他是他们的儿子,昨晚去朋友家聚会,因时间太晚了,就住在朋友家,打算第二天一早回来,谁知转眼间咫尺天涯,骨肉分离,从此儿女不能承欢膝下,只留给父母无穷无尽的牵挂。父母对男孩说:"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再回到东德来。"男孩抑制着眼泪:"爸,妈,你们多保重,不要牵挂我。"


13日一早,保罗醒来了,头天晚上睡得不踏实,梦中似乎听到外面有什么声响。他醒来后一直想着恋人英格,不知她在西柏林起床了没有。穿好衣服,跑到街上去买吃的,想到一会要去见英格,于是也买了点她喜欢的东西。他往西柏林走,突然发现街道一片凄凉:"怎么了?人都哪儿去了?"他很纳闷。一会儿,看见几个人在拼命往前跑,"准是发生什么大事了。"他马上也跟着往前跑。当他跑到通向西柏林的街口时,惊呆了,那里多了一道铁丝网,有士兵在把守,任何人不准通过。保罗冲到前边,大声喊:"英格!我要过去见我的英格!"他不顾一切的往前冲, 却一次次被人群挤了回来,这时他发现,所有的人都在痛苦地呼喊、挣扎,他的声音完全被淹没了。保罗不知怎么回了家,他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不想吃。"英格,你还好吗?我很想你,你想我吗?德国人是不是注定要被宰割了呢?我们是不是也注定要分开呢?"他在日记中写道。"早知如此,就不该让你到西柏林去工作,或者咱们俩一起过去。唉!说什么都晚了……"


如此这般的家庭悲剧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在建墙前的秘密筹备阶段,赫鲁晓夫和苏军驻东柏林的最高指挥官坐在小汽车里秘密地视察了柏林。墙建成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说:"柏林墙是阻止西方帝国主义侵略的篱笆,德国工人阶级修起这堵墙后,恶狼就再也别想闯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了!"


此后的事实却是"恶狼"没有闯进来,愈来愈多看上去纯洁的"兔子",要穿越这道篱笆跑到"狼穴"里去。


对于普通的德国人来说,柏林墙所代表的并不是诸如东西方冷战、对立、分裂这样的政治大概念,而是数以千百计的小人物悲壮而辛酸的传奇,这些小人物用非凡的智慧和勇气,甚至用自己的生命,为盛产童话的德国再添新的童话,这个新童话的名字,叫做"不自由,毋宁死"。


在一个奴役年代,柏林墙只能阻断来往,却阻止不了人心的向往,于是翻墙奔向自由成为东德人前赴后继的悲剧,有1200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看似铜墙铁壁的旧制度,早已被各人自由的意志击成千疮百孔。面对这个法西斯政府建立的"反法西斯防卫墙",人们采用跳楼、挖地道、游泳、自制潜水艇、热气球等方式翻越柏林围墙,共有5043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3221人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1963年6月2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西德市政厅的柏林墙前发表著名的演说:"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历史记载,柏林墙初步完成,即东西柏林正式分割的时间,是1961年8月13日中午12点37分,以最后一个路口宣布封锁为标志。


13日下午,第一个翻墙人出现了。一个青年用百米冲刺的速度飞奔向铁丝网,三名警察追上了他,将他打倒在地,谁也没有想到,被打倒的他竟奇迹般又站了起来,夺过警察的枪,一边与警察对峙一边继续向西柏林飞奔。警察冲上去和他又一次扭打成一团,并且一刀刺进青年人的膝盖。就在此刻,西柏林群众雷鸣般的怒吼惊醒了三名警察,他们已经越过了柏林墙,现在是在西德的土地上,他们不再是警察,而成了违法者,于是他们扔下青年跑回柏林墙的另一侧。这个青年拖着残废的腿,一边拼命呼救一边爬到了西柏林。


柏林墙并不是铁板一块,总有那么几个门,几个交通站,于是,被困在东柏林的一位青年就打起了交通站的主意。交通站是靠栏杆来封锁交通的,虽然栏杆结实,撞不断,但是栏杆比较高,如果汽车足够矮,可以从栏杆底下直接钻过去。


于是计划诞生了,这个青年开着一辆又小又矮的车,把自己的女友放在行李箱里,趁警察不注意,开足马力,一下从栏杆下面钻到了西柏林。


在这样的"奇迹"接连发生了两起之后,恼怒的东德警察在栏杆下面装了无数垂直的铁条,别说是车,就是条蛇也休想再钻过去了。


有一个5岁的小男孩,他的家人通过挖地道从柏林墙的下面钻到了西柏林。这个地道挖了整整6个月,为了不被地面人员发现,地道深入地下12米! 这样庞大的工程,这样长的时间,真不知道逃亡者是怎样承受的。这个孩子当然什么也不知道,当他从地道口出现在西柏林的时候,面对记者和救援人群发表感想如下:"这个大洞洞怪吓人的,不过没有野兽。"


在柏林墙刚完成的那一年,由于墙体还不是很坚固,有人就想出了办法:开重型车辆直接撞墙,冲进西柏林。


1961年,这类事件多达14起。


逃亡者要面对的不仅仅是高墙,还有来自军队和警察的密集射击。一个叫布鲁希克的东德人和他的同伙用大客车冲击柏林墙,但是他们的行动从一开始就被发现了。军队和警察从多个方向向客车密集射击,客车起火燃烧,弹痕累累!还好,客车质量过硬,不但没有熄火,还在布鲁希克良好的驾驶下奋勇加速,一声巨响,柏林墙被撞开了一个大缺口,整个客车冲进了西柏林! 欢呼的人群拥上来迎接,却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驾驶座上的布鲁希克身中19弹,他是用生命的最后意志坚持加速,冲向柏林墙的。当客车冲进西柏林的那一刻,布鲁希克停止了呼吸。


1968年,一位东德青年自己造了个潜水艇潜过界河到达西德,他用的是摩托车马达,配上自己组装的钢板,还有导航,压缩气体等系统,硬是在家造出了一个个人用的小潜水艇。这潜水艇在水下航行了5个多小时,才从西德那边冒出来,其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这小潜水艇真是一个奇迹,青年的逃亡过程使他立刻在西德找到了工作,各大机械公司竞相聘用该青年为设计师,听说后来他还真在机械设计上大有成就。


1979年的一个夜晚,从东德某家庭的后院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热气球,气球下面的吊篮里装着两家人--两对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这个气球完全由这两个家庭手工制成,花了数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两个家庭自学成才,从材料学,工程学,气体动力学,气象学…… 一直到建立家庭实验室,最后成功地在家庭的后院里制作完成了这个高达28米的热气球! 经调查,此热气球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热气球,被记入吉尼斯世界记录!


这个热气球在通过柏林墙的时候,被警察发现了。警察目瞪口呆之余,还算记得开枪射击。这一射击,该气球良好的工艺水准就显示出来了,逃亡者操纵热气球一下升高到了2800米以上的高空,不但枪打不到,连探照灯都照不到!警察只好紧急呼叫空军支援:"你们赶快出动,寻找一个热气球,把它打下来,对,没错,是热气球,重复一遍,热--气--球!"


苏联战机立刻出动,但是热气球经过28分钟的飞行以后,已经完成了使命,安全落地。


热气球降落后,谁也摸不准方向,降落的地点无法确定,到底是已经到了西德,还是被迫降在东德,谁也不知道。 他们不敢走出这个气球,就这样躲在吊篮里长达24小时之久,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24小时以后,军人来了,揭开了气球,对这8个逃亡者说出了他们盼望了多少年的话:


"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领土。"


如果让你把一个人藏在小汽车里偷越柏林墙,你会把他藏在哪里?后背箱?底盘?座位下面?但是恐怕没有一个人会想像得出来,把人藏在汽车的引擎部份,不要说那里因为发动机的缘故温度高,废气多,人放里面多半不烫死也憋死,就算没这些问题,您随便掀开哪辆车的引擎盖看看,怎么可能放得下人?


然而事实证明,那里可以放下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可以在引擎旁边至少呆2个小时以上,还保持清醒。9个躲在引擎里逃亡过来的东德人可以作证,很难说扭曲成什么形状了,总之他们就好像没有骨头、可以随便变形的橡皮泥一样,把自己一点一点的塞进了引擎与盖子之间的缝隙里,然后就这样逾越了柏林墙。到达西柏林以后,他们要用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再一点一点把自己"还原":先出来一条腿,再伸出一个头,逐渐的,一个人的形状硬是从引擎里"升"了起来。


他们的故事甚至连金庸小说里描写的"缩骨功"也相形见绌。


凡靠近柏林墙的高楼,都成了东德人"跳楼"的场所。不必担心,这里的跳楼可不是求死,而是求生。只要你爬到楼上,表现出逃亡的意图,西柏林的同胞们就抬着床单蜂拥前来接应。鼓足勇气,一跃而下,只要把握了方向,就可以在空中逾越柏林墙,落到床单上。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高的运动天份的,曾经有一家三口一起跳楼,6岁的孩子成功了,父亲和母亲却摔到了地面,一个伤了内脏,一个伤了脊椎。在短短的跳楼时代,有4个人因跳楼而死亡。


年纪最大的跳楼者是一位77岁的老太太,她在跳下来之前,把自己吓得瘫倒在了地板上,无论大家怎么鼓励,怎么哀求也无法跳下来。就在西柏林人失望地打算散去时,一个意外发生了,东柏林的警察发现了情况,冲进大楼,警察砸门的声音给了老太太无穷的动力,她冲向窗口,果断地一跃而下……


再后来,西德人又改用汽车接应跳楼者,顶部预先布置好的汽车突然冲向柏林墙,跳楼者就把握这一刹那裹着被子飞跃而下,直扑汽车顶部,汽车接到人后马上退回西柏林。


直到东德下了决心,把柏林墙东德一侧的高楼全部推平,空出一片几百米的"恐怖区"以后,居然还有人延续了这个跳楼逃亡法。一位工程师设计了一个强力弹射装置,从东柏林市内的高楼起跳,"弹"了数百米到达西柏林,然后利用自己制造的降落伞缓缓落地。


地面逃亡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翻墙而过。仅仅在墙耸起来几天后,18岁的东柏林青年彼得.费希特尔在到达墙根翻身跃墙时身中数弹,坠落在东柏林一边的墙下,流血不止。他不停地呼喊救命,惊动了西柏林一边的边防军人。当西柏林军人们冒着同样遭枪击的危险,翻身跃墙将这个东德青年抬起来,再翻到西柏林一面时,费希特尔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962年9月,有人开着重型卡车,冒着枪林弹雨,撞墙而逃。这种事件在1962年里达14起。同年,将逃亡者藏在小汽车的底部成功出逃西柏林的事件,也有18起,平均每月一起还多。但是这种方法只延续了一年。后来,东德边防军发明了一种专门用来测量的标准化杖杆,用它可以直接量出所有类型过境汽车的体积。为了检查是否有逃亡者藏在车下,这种测量杖杆上还附带着一些镜子,这些镜子能反射出车辆底部的情况。


地下逃亡者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一条穿越柏林墙的地下隧道,就在东德边防军的脚下,鱼不惊水不跳地挖了6个月,全长145米,距地面距离是12米,隧道内部高度不足一米,确切地说,只有70公分。这隧道是由西边往东边挖的,共有36个男人和一位23岁的女青年参加了这项秘密工程,他们中的多数人有亲人、朋友在东柏林。最后有57位东柏林人成功地从这个隧道中出逃。


1991年9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举世瞩目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将要开庭宣判。这次接受审判的是4个年轻人都20多岁,他们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守卫。


两年前一个冬夜里,刚满20岁的克利斯和一个好朋友,名叫高定,一起偷偷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几声枪声响,一颗子弹由克利斯前胸穿入,高定的脚踝被另一颗子弹击中。克利斯很快就断了气。他不知道,他是这堵墙下最后一个遇难者。那个射杀他的东德卫兵,叫英格·亨里奇。当然他也绝没想到,短短9个月之后,围墙被柏林人推到,而自己最终会站在法庭上因为杀人罪而接受审判。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他的律师辩称,他们仅仅是执行命令的人,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法官当庭指出:"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此前的二战中,盟军对德国党卫队成员一律就地处决,而不用上报;理由是党卫队员不是军人,没有战俘待遇。战争结束后,曾有人提出党卫队等同军人的疑问。时任纽伦堡军事法庭首席审判长那瓦伦斯淡淡地说:"军人不会对内开枪,不会屠杀国民,不会忠于某个政党或个人。所以,他们是匪徒,不是军人。"


在这个世界上,良知是最高的准则,不允许任何人用任何借口来践踏良知。无论什么时候,人的权利永远高于政治的权力,政府只是民众豢养的一条狗,人类不可能永远甘心用自己的血汗饲养一条疯狗。人类数千年文明史证明,自然法永远高于国家法,这就如同天永远高于地,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罪魁祸首是这个国家的专制制度和专制统治者。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这样一座限制人民自由杀害手无寸铁的人民的罪恶之墙却起名为"反法西斯防卫墙",现代专制者的无耻就在这里。撒弥天大谎颠倒黑白绝不脸红。他们也不想一想,为什么300万人民心甘情愿地投向了法西斯的怀抱?为什么人们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逃出人民的国家?


东德号称民主德国,但人民却从来没有享有过民主权利,执政党却有着不受任何监督的无限的权力,他们依靠秘密警察、欺骗宣传和严格的审查制度来维持统治。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针对柏林墙说过一段话:"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民主国家)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来防止他们分开我们。" "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


柏林墙是专制制度所建立起来的有形的墙,其实,所有的专制制度都有一堵墙,一堵无形却严酷地存在着的墙,这是一堵用暴力和欺骗筑起的墙,把人民关在里面,让人民与自由和真实隔绝。


据说,这个柏林墙工程的代号,竟然是"中国长城第二"。


1979年,我国著名诗人艾青访问德国期间参观了柏林墙,写下一首诗《墙》,并当场朗诵,博得德国人的好评:


一堵墙,像一把刀


把一个城市切成两半


一半在东方


一半在西方


墙有多高?


有多厚?


有多长?


再高、再厚、再长


也不可能比中国的长城


更高、更厚、更长


它也只是历史的陈迹


民族的创伤


谁也不喜欢这样的墙


三米高算得了什么


五十厘米厚算得了什么


四十五公里长算得了什么


再高一千倍


再厚一千倍


再长一千倍


又怎能阻挡


天上的云彩、风、雨和阳光?


又怎能阻挡


飞鸟的翅膀和夜莺的歌唱?


又怎能阻挡


流动的水和空气?


又怎能阻挡


千百万人的


比风更自由的思想?


比土地更深厚的意志?


比时间更漫长的愿望?


"人类历史上第一道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这样评论。


"冷战的标志"、"东西方对立的见证"、"国家分裂的界墙"……人们用各种政治词汇诠释着自己对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物的理解。


柏林墙两侧荟萃了柏林最著名的两座建筑。西侧,国会大厦庄重华丽,它于1884年6月9日由威廉一世皇帝亲自奠基,设计图出自当时最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保尔·瓦洛特,前后建了10年时间,1894年12月5日威廉二世亲手放上最后一块拱顶石,宣布整个大厦峻工。大厦正面门廊由六根粗大的圆形柱子支撑,门上方镌刻的一行大字"为德意志人民服务"(dem Deutschen Volke)经长年风化已锈迹斑斑。这座象征德意志最高权力的建筑曾经发生过一桩天大丑闻,1933年2月27日,纳粹一手炮制了骇人听闻的国会纵火案,嫁祸于共产国际驻德国代表季米特洛夫和德国共产党人,从此德国陷入白色恐怖,共产党人被逮捕,工人领袖遭迫害,爱国人士逃亡异国……这座建筑的地下室,就是二战结束之前希特勒戈培尔畏罪自杀的地方。


目光越过柏林墙,看到墙东边的勃兰登堡门,它是另一个作为柏林城市象征的古迹,建于1788--1791年,是当时古勃兰登堡国的雄伟城门,一座模仿古希腊风格的廊柱建筑,高大,气派,孑然傲立,门楼的顶端,矗立着一个威武的雕塑:长着翅膀的天神驾驭着驷马战车在狂奔……二战中,勃兰登堡门被炸得遍体鳞伤,只剩下断壁残垣。唯令柏林市民慰藉的是,大门没有倒塌,它依然象征吉祥,给人从头开始的力量。今天,一堵灰暗冰冷的墙体在它的粗大门柱前拦腰一刀,使这座大门变得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什么时候,它再能敞开怀抱,重展风采?


柏林墙与勃兰登堡门之间,有一片开阔地,也叫隔离防护无人区,登高而望,发现那里有许多设施,依次是:铁丝网栅栏--瞭望塔--混凝土防御掩体--信号装置--探照灯--警犬巡视路线--边防军巡逻线--岗哨边界线及标杆--车辆陷坑--立柱式高杆照明灯--坚固的控制带(死亡带)--上面装有钢管的混凝土板块墙。此外,在一定距离内装有自动发射装置。任何人想穿越这一死亡地带,都是不可想象的。


虽然过境方便,许多西德人却不愿到东柏林来。东德政府有个强制性规定,如果西德人到东德,必须一比一的兑换25东德马克。在黑市的汇率却是一比四、一比五。对"社会主义阵营"来的人,则不实行这一规定。


在靠近边境处,西柏林有一家很有名的七层楼的"KEDEWE"的购物广场,至今大约还是德国最大的,它可能是有意识针对东德人开的。其巨丽闳大、流光溢彩又剔透玲珑,处处显示着商业与艺术结合的匠心。其品种齐全,荦荦大观,无以复加,以六楼的食品柜台为例,陈列着五百种面包,一千种香肠,一千五百种芝士!其商品可谓应有尽有,不应有的也有。有许多商品,样式之精巧,色彩之绚丽,会让人以为这决非人力所能制造,而以为它们是假的,是一些用塑料等什么材料做的仅供陈列的玩意……


跟西德商场大不同的是,东德市场上商品陈旧、单一,供应到处紧张,人民勒紧裤带过紧日子。


在70年代,民主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联邦德国的四分之一,劳动生产率只有联邦德国的百分之三十,职工收入只有联邦德国的三分之一,科技水平落后于联邦德国10~15年。东德的城市基础设施也比西德落后。东德人的生活水平明显低于西德人。在1981年,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四位,至今仍是美国和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贸易国。


尽管党的宣传机器总是讲形势大好,各方面的成绩喜人,也总是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教育,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但人民还是知道,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与西德相比,东德在经济上的差距越来越大,老百姓的生活差距也越来越大,政治上的权利更无法相比。东德的资源枯竭、环境被大肆破坏以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造成的生产萎缩,都使得执政党的漫天许愿无法兑现。人民与国家之间越来越离心离德,即使再有力的宣传和再严密的控制也无济于事。人民对执政党和执政党所坚持的制度彻底失去了信心,认定只有改变政治制度才是唯一的出路。


五、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吧!


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在勃兰登堡门的柏林墙前发表了演说。


里根总统在演说中讲到,我们来到柏林,我们美国的总统们来这里讲话是因为捍卫自由是我们的职责。今天,我们的集会正被整个西欧和北美现场直播,我也知道在东方它也能被看见被听到。对于那些正在聆听的东欧人民来说,我有一句特别的话要说:虽然我不能和你们在一起,但是我对你们讲的话就和对那些站在我面前的人民所讲的一样,那就是这里有一个坚定的,不可变更的信念:这里只有一个柏林!


里根说,在我后面有一个包围着本市自由的墙,它是一个将全欧洲分割的巨大邪恶系统的一部分。一堵从波罗的海绵延到南方的无形之墙,那些墙是在一个个有着带刺铁丝,凶猛狼狗和全副武装的军人把守。或许在更远的南方,我们可能不会看见一堵明显的墙,但是那里仍然有着武装的警卫和关卡!在墙的那边,一个极权国家仍然在残酷的控制着他的人民,没有旅行,不能出国,言论不自由……然而,没有哪个地方比我们柏林更能感受到这种区别了,在这里,抄近路穿过你的城市,通过高山向对面看去,一个野蛮的分离清晰的印在那里。站在勃兰登堡门,我们每个人是一名德国人,被迫与我们的同胞分离;我们每个人是一名柏林人,被迫看那惨痛的伤痕。只要勃兰登堡门被关上,只要这堵墙的伤痕还在,这就不仅仅是德国人自己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问题,是伟大的自由问题。今天,我来这里绝不是来悲伤,因为在柏林我们找到了一条希望的消息,一条胜利的消息,即使是在这阴冷的墙下。


里根回顾说,在1945年春天的这个季节,柏林人从他们的空袭避难所中走出来。数千英里外,美国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并且在1947年开始实行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说:"我们的政策不是反对任何国家或者任何学说,而是反对全人类共同的敌人--饥饿,贫困,绝望和混乱。"马歇尔计划在这里帮助和加强了自由世界。在西方,一个强大,自由的世界,一个伟大的自由梦想正在成真。日本从废墟中变成为一个经济大国,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实际上每个在西欧的国家都看见了政治和经济的再生,而欧洲共同体也建立了。你们非常了解自由的实际重要性--只有当记者被给予言论自由时,真理才能被传播,只有当农场主和商人自由的谈论,经营经济时,繁荣才能发生。西德领导人降低了关税,扩大了自由贸易,降低了税款,等等。仅仅从1950到1960,居住在西德和西柏林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无数倍!四十年前这里是废墟一片,而今天在柏林西部,在德国的任何城市,这里有着最巨大的工业产值,有着繁忙的办公区,体面的家和公寓,骄傲的大街和青青的草坪。过去这些文化好像被完全破坏的地方,今天已有两所大学,无数的管弦乐队和一个歌剧院,无数的剧院和博物馆,等等。以前物资极度匮乏,今天我们有丰富的食品,衣服,汽车……从破坏中,从完全毁灭中,你们柏林人,用自由哲学,再一次让柏林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那些苏联人可能有其他计划。但是我的朋友,那些苏联人却没有这些东西--柏林人的心,柏林人的幽默,以及柏林人的髯狗。


里根说,在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曾预言:"我们将埋藏你们!"但是在今天的西方,我们看到自由世界已经取得在全部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繁荣和安宁。而在共产主义者世界,我们看见了失败,看见了技术上的落后,看见了健康的倒退,看见了即使连最起码的东西--食品,都极度匮乏的情形!即使到了今天--1987--苏联人仍然不能喂饱自己。


里根说,40年之后的今天,在整个世界,这里有一个伟大和无法逃避的结论:自由导致繁荣,自由使得各个国家由于礼让和宽容来替换古老的憎恨。自由是胜利者!现在苏联本身可能以有限的方式,明白自由的重要性。我们经常从莫斯科听到一些关于改革和开放的新政策,一些政治犯已经被释放的传说,某些外国新闻广播不再被阻塞,一些经济企业已经被允许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这些在苏联的变化说明了什么呢?他们的动机是打算在西方煽动错误的价值观呢?还是在仅仅加强苏联内部系统而没有任何变化?我们欢迎变化和开放,因为我们相信自由和安全相伴,人类自由只会加强世界和平。所以,苏联只有做一件引人注目的、里程碑式的事来加强自由才不会被人们误解。


里根呼吁说,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如果你真的要寻找和平,你真的愿为苏联和东欧寻找繁荣,你真的想寻找自由,那么你就来到这扇门前吧!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扇门吧!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吧!


里根说,在菲律宾,在南美和中美洲,民主已经重生。在整个太平洋地区,自由市场导致的经济增长奇迹一个接一个。在工业化国家,一次技术革命正在发生,一次以在计算机和电信方面的迅速发展为标志的革命正在出现!在欧洲,只有一个国家和它控制的那些地方拒绝参加自由,然而在加倍的经济增长,信息和革新的这个年代,苏联面临着选择:它必须做基本的改变,否则它将变得过时。


里根说,今天,我们在这里如此描述希望的时刻:我们西方准备好与东方合作并提升真实的开放,打破分开人们的障碍,建立一个安全,自由的世界。我想没有哪个地方比柏林更适合作为连接东西方人民的纽带了。柏林的自由人民们,美国今天会像过去一样,坚定的捍卫人类的自由和尊严,无论前面的道路有多么凶险,无论极权者有多么的虚伪。让我们借这个机会,本市的750周年纪念日,迎接一个新的时代,为将来的柏林寻找一个仍然充实,富有的生活。并且我将邀请戈尔巴乔夫先生:让我们一起工作为东西柏林的人们做点什么吧,让我们携起手来为人类的自由,幸福做点什么吧!以便有一天,整个柏林的全部居民都能享受自由和繁华,整个人类都能生活在宽容,自由,幸福和尊严之中!在墙上,有一条德国人民镌刻的句子:"这堵墙将倒下,梦想终将成为现实。"是的,穿过欧洲,这堵墙将倒下,因为对于它而言,它经不起良知的信任;它经不起真理的拷问,它经不起自由的天性!


戈尔巴乔夫顺应了历史潮流。


20世纪80年代末,充满"新思维"的改革领导人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他一改前几任的强硬态度,给予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伙伴们更多的自由。他许诺"尊重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方式",承认"谁也不能垄断真理。"在1988年6月的苏共十九大上,戈尔巴乔夫明确否定了苏联过去对东欧的做法,确认了自由选择的原则,并对"以任何方式,甚至军事方式从外部将一种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或政治强加于人"予以谴责。


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推动了东欧国家的改革,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都出现了民主运动,苏联均不插手不干预。就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东德爆发了惊天动地的"1989年革命"。


戈尔巴乔夫本来可以拒绝给东德人以自由,拒绝给德国以统一机会的,但他决定不这样做,并使柏林墙的推倒成为他立下的最伟大的一座丰碑。


1989年6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波恩,与科尔发表联合声明,支持德国自决的权利,表明了他愿意接受德国统一的信条。前东德领袖埃利希·昂纳克1989年10月的下台,戈尔巴乔夫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那以后通往"革命"的道路便是不可逆转的了,推倒了柏林墙,开放了边界。在1989年11月那些大事件发生时,戈尔巴乔夫虽然看到了两德统一的可能性,但是他认为统一之路还很遥远,并且没有路标指引,需要摸索。然而形势发展之快出乎所有人意料,简直就是"一天一个样",戈尔巴乔夫明智地顺应了这一潮流。


1990年1月30日这一天,科尔提出统一计划后仅仅两个月,戈尔巴乔夫就认同了德国统一是不可避免的。1990年7月,科尔和戈尔巴乔夫在高加索举行了会晤,戈尔巴乔夫同意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组织,同时他还同意在四年之内撤离在东德的35万军队,新德国应拥有"完全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主权。"


这一协议对双方来说是"双赢",对于科尔,这意味着统一将马上成为现实,而他将同俾斯麦一样作为一名统一的总理而名垂青史;对于戈尔巴乔夫,这是他为建立共有的欧洲大厦而实行的严谨外交及缓和政策达到的顶点。在他的推动下,旧的联盟不复存在,旧的恩怨一笔勾销,一个新欧洲诞生了。


无论以后历史怎样评价戈尔巴乔夫,德国人都会感谢他,两德统一,他功不可没。戈尔巴乔夫因此获得了1990年诺贝尔和平奖。


几年以后,一位德国记者采访了已经卸任的戈尔巴乔夫,请他谈谈当时的情况和想法。戈尔巴乔夫说:"我相信,我们和联邦总理科尔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行动是顺乎时代精神、具体的历史瞬间的要求的。1989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主改革越来越明显地为人们所察觉,新思维的政策开始在现实中结出硕果。关于德国问题的决定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形成的。德国人本身所表达的意愿不容忽视。"


六、 魔鬼史塔西


随着柏林墙的轰然倒塌,人们突然揭开了东德专制统治下种种不堪入目的内幕。


说来可笑,"民主"的国家无民主,民主德国1949年成立时的宪法就写明"一切国家权力来自人民","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保障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和罢工自由"。然而,人民真正得到这些权利却要付出血的代价和40年漫长的煎熬与斗争。难怪东德人民彻底抛弃了"人民的国家"。


他们把一个曾经伟大的民族引向堕落。


长期以来,东德秘密警察系统严密监视和控制人民的思想言论,建立了庞大的系统的监视告密制度。人们互相监视,互相揭发,所谓有问题的人的一言一行就这样被监控起来。在秘密警察的档案里,人们发现了妻子告密丈夫,儿子告密父母,同事互相告密,广受尊敬的艺术家文学家原来长期向秘密警察告密。东德的专制政府严密控制人民的警察系统。他们记录下那些受怀疑的人们的言论、日记、电话交谈、个人爱好、家庭关系等等一切细节。他们甚至首创了保存人们的气味的技术,秘密地不为人知地用专门材料收集各人的气味,密封保存。这样的气味可以有效保存二十多年。到必要的时候,就可以用现成的气味让警犬捕捉任何他们想找的人。


这样的一个专制独裁系统让人们惊得目瞪口呆。


成立于1950年2月的东德国家安全部,德文简写为"Stasi",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史塔西"。 史塔西是实施党的专政的工具,集秘密警察、情报机关、侦探组织、犯罪起诉和审判准备功能于一身。在党中央的操纵下,在民主德国的生活中,没有一块空间是史塔西所不能介入的。


前东德有1600万人口,而"史塔西"的工作人员达9.1万人,也就是说每180个人中就有一人在这个机构工作。此外,还有1000多名专职电话窃听人员和2000名私人邮件秘密检查人员,后者的职责是凡是来自国外或从国内发往国外的信件都必须拆开检查,被认为有问题的信件要复印存入档案。据东德并入联邦德国后有关部门统计,各种档案资料如果竖起来排放长达180公里,另外还有4000万张卡片、几十万份电话窃听记录,档案涉及到500万人的情况,已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此外,史塔西拥有庞大的线人(告密者)网络--它在各行各业的非正式雇员达17.4万名。这些线人被史塔西称为"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素","所开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绝对核心"和"同敌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


约翰·科勒在其著作《史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中认为,为史塔西工作的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


秘密警察监控的范围不单单是"敌对势力"的政治活动,从男女间的调情,到每星期倒几次垃圾,在超市买了何种口味的香肠都被记录在案。


史塔西的建立是师从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它也继承了纳粹时期盖世太保的经验和工作态度,以缜密和严谨作风,将监视监听工作"科学化"到极致。


各种技术和设备,其想象力令人叹为观止。从纽扣、水壶,到木棍、垃圾桶,甚至钢笔,监听监视设备无孔不入。


1990年1月15日,示威者从各个入口涌入东德国家安全部大院。柏林墙的倒塌激起了人们的巨大勇气,他们高喊着"史塔西滚蛋",砸烂了很多负责国内监视与窃听的设备,并且把大批文件和档案奋力从窗户抛到大街上。


东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鲁斯彻斯街103号,是一组庞大的灰色建筑群。49栋大楼,形成规则的封闭状矩形如围墙高砌,没有明显的门牌标识,1号楼在最里面。


二十多年前,这里曾经是东德国家安全部总部,如今,这里是"史塔西"博物馆。


从大厅进入一层陈列室,有一座名为"党的剑与盾"的雕塑,这是东德成立20周年时,"苏联同志"赠予"史塔西的礼物。而"党的剑与盾"正是史塔西的座右铭。


博物馆的导游介绍说,每年大约有8万名游客来这里参观,其中六成左右是德国本地人。


史塔西博物馆一层主要展示用于监视和窃听的物品与技术,包括隐藏窃听器和照相机、监视电线线路、便于夜间拍摄的隐藏式红外线设备和隐藏武器的容器(如装有来福枪的手提箱)等等。


陈列品上方,史塔西的标语是"WIR SIND UBERAL"(我们无处不在)。


几名老人在参观这些展品时愤然抱怨:"太过分了!真是难以相信!"他们是东德的居民。


至1989年,东德有约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1/3。如同小说《1984》的情境:那张留着黑胡子的脸从每一个关键地方向下凝视……老大哥在看着你。


博物馆第二层是最后一任部长埃利希·米尔克的办公室。至1989年11月,米尔克执掌史塔西长达32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位列东德统一社会党政治局。他自认为是斯大林主义者,宣称:"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敌人;敌人将会被消灭!"


在柏林墙倒塌前的约30年里,东德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而为了维持这个庞大的情报机构运转,史塔西也向西德"出售"政治犯。数十年间,被赎走的犯人约3.3万名,为东德换回近340亿西德马克。


同时,史塔西在内部文件中要求,"通过心理恐吓,对消极对立人士实施多种方式,逐渐动摇和改变他们的想法"。对人权活动家帕皮斯,史塔西派遣一位美男子与他的妻子建立"亲密关系";而对于拒绝与当局合作的宗教人士艾格特,史塔西写匿名信散布谣言说他鸡奸男童,甚至授意医生开一种抑制精神的药,欺骗艾格特服用。


权力统治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官员决定什么事是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并且他们的强制意愿被党部、工会、国家机器、司法和教育系统执行。


史塔西部长米尔克是足球迷,他曾亲自下令组建柏林迪那摩俱乐部。该俱乐部连续10次夺取东德联赛冠军,连续36轮联赛不败。办法也很简单,联赛裁判通常会被史塔西带到监狱的会客室谈话。一位当事人回忆说:"他们告诉我,比赛时要做出'正确'的决定……否则下半辈子就和监狱结缘吧。"


1989年秋天的大示威游行中,愤怒的东德百姓第一个冲进去的国家机关就是"斯塔西"的档案大楼,该大楼高达十几层,整个建筑全部钢筋水泥浇注,据说能抗8级以上地震和原子弹的袭击。其实,此前柏林墙一被推倒,这幢大楼里已经开始加紧销毁各种档案材料。他们把一捆捆资料送入碎纸机,碎纸机常因烧得发烫而出现故障,多数的档案不得不用人工双手撕毁。这些撕毁的资料竟装满了16000个麻袋包。"两德"统一后,新政府原打算将这些撕毁的资料全部恢复,但用人工手段进行恢复进度缓慢,估计至少要400年才能做完这件事。至2005年,已经向社会公开的前东德"斯塔西"的个人档案达450万份。


两德统一后最初的10年间,几乎每个月都有过去的特务或"眼线"受到揭发,学术界、媒体、甚至宗教界也经常有人被卷进来,政党更是无一幸免。


德国联邦国家安全档案委员会(BStU)收存的史塔西档案,书写材料112公里,转作胶片的材料47公里,图片、幻灯片140万张,影像资料16.9万份,碎片材料1.55万袋。


那些碎片是史塔西人员在1989年末,眼看东德政权崩塌而试图销毁的材料。当时由于文件实在太多,办公室的碎纸机全部不堪重负而损毁。在这些碎片被彻底销毁之前,它们被市民委员会幸运地抢下。


1991年12月,德国议会通过了前东德安全部档案法,规范了对前东德国安部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处罚等方面。1992年1月起,普通德国民众便可以到BStU申请查询自己的档案。截至2008年,统计数字记录了超过600万次的各种个人申请、研究或媒体申请以及诉讼和犯罪调查等等申请。


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洗礼。人们发现,告密者不仅仅是史塔西的秘密警察本身,自己的好友、邻居、亲戚,甚至社会上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大学教授、宗教人士,都赫然在列。


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有多达12人是史塔西的线人。


这也是小说《1984》预言的结局:出于对"老大哥"的恐惧,主人公温斯顿和恋人分别背叛了对方。"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


人们在震惊之余,猜疑、失望、仇恨、幻灭等等情绪蔓延开来,反目、抑郁、出走、离婚和自杀纷纷出现。线人们不断被曝光,并遭到无情的打击与谴责,但其他公众也一次次的一起陷入道德困境:对特定环境下的选择,人们有权批判吗?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芭芭拉·米勒说:"如果没有大多数东德人的沉默作为配合,这一体系断然不会如此有效运转。作为机会主义的盲从者,个人之所以与集体保持一致,是因为他们在这种物质安全、社会安定的平庸图景中安于浑浑噩噩,其中之个人,则坚定不移地服从于那种对简单及相对和谐之生活的欲望。"


电影《窃听风暴》中,知识分子的挣扎和对自由的向往打动了史塔西特工维斯莱尔,他最终背叛了自己的体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但现实中,扮演维斯莱尔的演员乌尔里希·穆埃的妻子,曾经就是史塔西的告密者。"这不是别人的生活,就是我自己的生活。"穆埃说。


史塔西博物馆的馆长说,剧本根本不符合事实--在史塔西几十年的历史中,像维斯莱尔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与西德人讲话百无禁忌、率性而发相比,操同一种语言讲话的东德人却顾虑重重,缩头缩脑,宛如一只只被雨水淋湿了的鹌鹑。倘若有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与他们交谈,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些"鹌鹑"一边在和你说话,一边却在骨碌碌地盯着半空中的一条条政治高压线。高压线是绝对不能碰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切不要存有半点侥幸之心。


至2005年,已经向社会公开的前东德"斯塔西"的个人档案达450万份。10年来,几乎每个月都有过去的特务或"眼线"受到揭发,学术界、媒体、甚至宗教界也经常有人被卷进来,政党更是无一幸免。档案还显示,有些男女被"斯塔西"盯了几十年,长期负责监视的"眼线"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与自己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妻子,或者丈夫;甚为"黑色幽默"的是,有的夫妻铜婚银婚相敬如宾如胶似漆,背地里相互竟做了十几、二十年的"眼线"……


在民主德国的昂纳克时代(1971-1989),民间广泛私下流传的两则笑话是:


三个人同一天被关进监狱,彼此打听被关进来的罪名。


第一个人说:我上班迟到,他们说我破坏国家生产力,是社会的害虫。


第二个人说:我上班早到,他们说我一定是西方派来的间谍,想窃取重要机密。


第三个人说:我上班准时,不早也不晚,他们说我的表一定是西德货,我不爱国。


再一则,说的是一个西德人和一个东德人坐在一起聊什么是快乐。


西德人说:快乐就是你辛苦地工作完一天后,躺在家里舒服的沙发上,喝着啤酒,打开电视机,看一场精彩的足球赛,或是一场美女的时装秀……


东德人说:真正的快乐,是在深夜里,你突然听到砰砰的急促敲门声,赶快从床上爬起来,打开门一看,是一群秘密警察,他们拿着枪指着你说,"沃尔夫,你被逮捕了!"而你告诉他们,"对不起,沃尔夫住在隔壁。"


那是一个令人无法回首的过去,那是斯大林给德国人送来的"礼物",那是德国人永远的伤痛。疗治这样的心灵浩劫,也许至少需要几十年!


七、一个强大的德国诞生了!


1.走向统一


柏林墙的倒塌促成了两德的统一。


1989年11月28日,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提出关于两个德国实现统一的十点计划。


1989年底,民主德国政局发生激烈变化。


1990年2月13至14日,民主德国总理莫德罗首次访问联邦德国。


1990年3月,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德梅齐埃上台组阁,两德政府正式谈判统一问题。


1990年5月18日,两德在波恩签署关于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规定从7月1日起,两德都使用西德马克,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社会市场经济,实行西德的劳动法规。


1990年8月31日,双方又在柏林签署两德统一条约。


1990年9月24日,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正式退出华约组织。


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正式加入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的宪法、人民议院、政府自动取消,原14个专区为适应联邦德国建制改为5个州,并入了联邦德国,分裂40多年的两个德国重新统一。


1990年10月3日零点,当黑红黄三色旗在柏林施普列河畔帝国国会大厦面前冉冉升起的时候,经受两次世界大战浩劫的欧洲心脏上的伤口终于愈合了。


两德统一,这是多少年来无数德国人翘首盼望的大事,如今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走向统一,这是自阿登纳到勃兰特到科尔以来的西德政府一以贯之的目标。


德国人的祖先为古代居住在中欧的日耳曼人。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状态,邦联小国各行其是,实现统一是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的梦想。俾斯麦执掌相印后,立即宣布了他的实力政策。他在议会上说:"当代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人的决议--这正是1848和1849年的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俾斯麦因此得名"铁血宰相"。"铁血宰相"策划并指挥了三次战争,成功地实现了德国的统一。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接受加冕成为德国皇帝,至此,以铁血政策所谋求的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完成,俾斯麦就任帝国宰相,实现了他曾经讲过的"让我们把德国扶上马,它便会策马奔腾"的预言。


100多年前的那次统一,靠的是战争,是铁和血,是上层人物的作用。100多年后的这一次统一,靠的是民众的力量,人民的意志,是用和平的方式。德国人为此而深感自豪,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在那块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到处是黑红金三色旗帜在飘扬,到处回荡着庄严的德国国歌:


争取统一、独立和主权,为我祖国输肝胆!


我们从今努力不懈,兄弟一般心相连!


争取统一、独立和主权,这是幸福的根和源。


幸福光辉照亮祖国,繁荣富强永向前!


统一后德国是一个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德国。


统一后的德国,最终摆脱战败国地位,获得全部主权,成为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


统一后的德国向政治大国大步迈进。统一后,德国面积35.7万平方公里,人口8100万,是除俄罗斯外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


两德统一后,解除了多少年来一个民族之间的互相敌视,国防力量实现了统一,东德长期设置的、用来对付人民的几十万"史塔西"再不用监控人民了,纳税人的钱用在了正当的地方,东德人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再不用互相告密了,一个民族抱成一团,全心全意发展经济,一个曾经被撕裂的社会正在逐步愈合自己的伤口。


两德统一后,德国成为维护欧洲安全稳定的重要堡垒,东德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德国加入北约组织,促成了华沙条约国的解体,推动了全欧安全结构的形成。


统一后的德国成了欧洲的中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位于欧洲的心脏,再度成为欧洲东西交通的中轴。通过柏林,德国把巴黎、伦敦、布鲁塞尔同布拉格、华沙、基辅和莫斯科联系了起来。德国成为连接东西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地中海沿岸的轴心。德国正日益成为欧洲的发动机。德国成为欧洲经济上的超级大国,在欧共体内居支配地位。


2.两德统一:艰难的一道坎


两德统一进程之迅速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连联邦总理科尔都没有想到有这么快。


最为困难的,恐怕当属两种不同经济体制的融合与对东部地区的改造。


根据统一条约,统一依照《基本法》第23条进行,即民主德国以"加入"的方式全面接受原西德的一切制度,由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但是,由于两德原有体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因而使经济融合困难重重。


两德统一后,西部每年要拿出成百上千亿马克帮助东部重建经济,西部公民开始心理不平衡了:钱打哪儿来?不是他科尔变出来的,是我们纳税人的血汗。西佬们开始议论纷纷,继而吵吵嚷嚷,然后是怒气冲天:统一也要付出代价呀,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东佬也不满,原以为统一后一个晚上就能赶上西部的生活水平,哪想到工厂倒闭,工人失业 ,房租上涨,还不如以前的社会主义大锅饭呢,科尔的许诺原来是一张废纸。东佬们开始不满,发牢骚,怨声载道。


德国政府有一个庞大的改造东德企业的计划,但起步时很不顺利,东德遭遇了从未有过的高失业率,与失业一起上涨的还有物价、房租……


那一年,科尔又到东部各个城市访问,欢迎他的不再是掌声和鲜花,而是鸡蛋和西红柿,扔了他一脸一身。


那一年,负责将东部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造的西部托管局主席罗莱德遭暗杀……


随着统一的实现,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了需要清理的混乱程度以及清理要付的代价。到1991年中,联邦德国政府已花掉了1500亿西德马克。


重建东德经济确实很复杂。着手于这项工作的主要机构是成绩卓著的托管局,这个机构成立于1990年2月。它最先的任务是集中搞私有化。所有这些都要本着竞争和自由企业的精神来进行。于是托管局被人称为"扼杀工作者",东德的失业率急剧上涨,每星期都有成千上万工人丢掉饭碗。到1991年中,失业人数已增至150万,到那年年底,人数上涨至300万。


有三个特殊的障碍阻挡了前进的步伐,第一个是顽固不化的共产主义部门仍在多数公司的日常事务中发挥作用。大约80%的东德经理都被解职,而不论是从西德还是在东德找到可以取而代之的称职的人选都很困难。谋求发展的西德经理不愿意跑到前途未卜的东德而毁掉自己的事业。


第二个障碍是根本不可能得到公司运营情况的客观数据,几十年来,开公司的共产党老板一直在对经营情况说谎。他们精于制造虚假的数据。


第三个棘手的问题是建立公正的所有制。在这个大多数土地和设备都归党、官方工会及国家机构所有的社会中,对谁拥有什么达成一致是极端困难的。


除了这几个特殊的障碍之外,还有更多一般性的,在调整态度上的困难。一位西柏林经营顾问,被请来帮助东柏林的一个机械工具厂,他说:"我告诉他们,应该面对一个问题,好好议一议,然后采取行动。但是他们所做的却只是讨论来讨论去,永远做不出决定。他们在损失时间和金钱。"


这种不愿承担责任的态度激怒了许多西佬,他们指责东佬缺乏主观能动性。几十年来的共产主义统治造成了一种被动的心态,不愿意承担风险,这使西佬大为气馁。


然而面对这幅暗淡的灾难的图画,西德的工业界和政治精英却表现了坚定的乐观和客观。托管局的继任主席说:"我坚信我们会成功,否则我不会在这儿做这项工作。我猜想政治和社会的统一可能会需要5至10年的时间,而头脑的统一则可能需要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东部重建,关键是巨额资金的投入。这些资金主要来自联邦政府的财政援助,也包括部分私人投资。1990年中,科尔政府设立了"德国统一基金";1991年3月,又制定了《共同促进东部地区发展的计划》。该计划决定在1992-1993两个财政年度中,联邦政府向东部地区提供1800亿马克的经济援助,包括对东部企业减免税收,提供优惠贷款等,以推动其经济重建工作。


科尔政府为解决巨额财政负担,不得不连续增加税收,如征收"附加税",增收所得税,其结果是增加了西部企业负担,使投资和私人消费全面下降。加之难民以每年十几万的速度涌入西部,致使失业率不断上升,这对不景气的德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1992年,西部地区矿产企业9500家,比1991年增加1000家。失业人数为190万,到1993年又上升为240万。失业率高达9%以上,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


为此,科尔政府在增加国内资本投入的同时,不断致力于扩大出口,开辟国际市场,面对西方经济衰退,亚洲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德国政府开始把眼光转向远东地区。科尔他先后访问亚洲六国,包括访华,开展了以经济为主题的大规模外交活动,以扩大在亚洲的市场,刺激本国经济复苏。


最终,德国还是靠德国人的韧性和认真,走出了困境,实现了伟大的融合。


20年之后,东德却是确确实实变了。1991年,原东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西德的43%,如今这一比例是71%。同期内,东德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西德之比从60%升至80%。从宽带光缆到崭新的公路,东德的公共基础设施甚至比西德还要好。


3.一个强大的德国诞生了!


20多年之后,一个强大的德国出现在欧洲,出现在世界。


德国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德国成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第四大国(国际汇率),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第五大国(购买力平价)。凭借其在2012年1.516万亿美元的出口额,德国是世界第三大出口国。出口额占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输出。在2013年,德国在全球取得了2,7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


德国是世界第四经济大国。德国有很多世界第一,汽车、化工、机械、环保都是世界第一。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汽车品牌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保时捷都位于德国,著名汽车品牌欧宝也诞生在德国(现属于美国通用汽车集团)。汽车生产量仅次于中国、美国和日本,是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之一。德国是全球八大工业国之一。以汽车和精密机床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也是德国的重要象征。鲁尔区是德国的传统煤钢工业区。慕尼黑(宝马汽车总部所在地)、汉堡、斯图加特(奔驰和保时捷总部所在地)、沃尔夫斯堡(大众汽车总部所在地)也形成了强大的制造业集群。柏林、莱比锡、德累斯顿则是德国东部的工业重镇。


德国是世界贸易大国,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贸易关系。德国产品以品质精良著称,技术领先,做工细腻,但成本较高。德国出口业素以质量高、服务周到、交货准时而享誉世界。主要出口产品有汽车、机械产品、化学品、通讯技术、供配电设备和医学及化学设备。


德国的出口额2003年之后,连续六年保持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地位。外贸长期顺差。以企业营业额排名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中,有32家企业的总部设于德国。


德国在基础科学与应用研究方面十分发达,以理学、工程技术而闻名的科研机构和发达的职业教育支撑了德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德国特别重视教育,教育体系十分完善。德国教育为全社会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德国大学国际化水平2010年跃居世界第一。德国8000万人口,就有300多所公立大学。在德国任何人都可以上大学,没有高考,只有申请制度,申请了就可以去学习,但德国唯一不好的是混文凭太难。


德国在科学方面的成就相当显著,有103位德国人获颁诺贝尔奖,在20世纪,德国的诺贝尔奖得主较其他国家为多,尤其是在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等科学领域。


德国真正实现了国富民强。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国民具有极高的生活水平。德国拥有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全民医疗保险体系。德国政府依法提供广泛的健康保险计划。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于2005年,德国医疗卫生体系支出中,政府及个人分别负担77%及23%,医疗支出约占国民生产总额11%。


德国是世界体育大国。德国是世界上赛车运动领先的国家之一。德国足球水平一直排在世界前列。德国约有2700万人加入体育俱乐部,全国共有91000个体育俱乐部。足球为德国最受欢迎的运动。2010-2011赛季,德甲创造了197个国家电视转播的新纪录。德国国家足球队是世界杯历史上成绩最好的队伍之一,总参赛场次第一,总积分第二,夺冠次数第二,共18次进决赛圈,13次进四强,获得过4次冠军、4次亚军、4次季军和1次第四名。德国女足也获得过两次世界杯冠军,德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包揽男女足世界杯冠军的国家。德国在整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历史总奖牌榜上位列第三(含前东德和西德),其中夏奥会一共获得163金,163银,203铜,总计529枚奖牌,冬奥会一共获得70金,72银,48铜,总计190枚奖牌。


德国建成贯通全境的现代化公路铁路航运网。德国的高速公路网总长度居世界第3位。德国铁路网总长度约达48215公里,每日约有50000辆的载客与载货列车在行驶。地区铁路有区域特快铁路、区域铁路和城市铁路;远程铁路则有欧洲城际快车,城际快车和城际特快列车,都依照每日固定的时刻表行驶。远程铁路行运的范围约达总长2000公里之长。高速铁路网由多中心构成,德国的高速铁路即城际特快列车由德国铁路营运,营运速度为时速300公里,联络德国各大城市及周边国家。


4.德国孕育的德国民族精神


在当今世界上,德国人的认真是出了名的,德国的机械、化工、电器、光学,直到厨房用具、体育用品都成为世界上质量最过硬的产品,"德国制造"成为了质量和信誉的代名词。在半个世纪时间里,德国将世界一流的科学家队伍、工程师队伍和技术工人的队伍结合在一起,领导了"内燃机和电气化革命",使德国工业经济获得了跳跃式的发展。


德国人珍视"身后名",不贪"眼前利"。德国建造的居民住房120年也不会倒,就是被战火摧毁了,德国人也一定要按原样将其重建起来。


德国有座王家歌剧院在二战中被美国飞机全部炸毁,德国人心疼得不得了,那座歌剧院是过去建了200年才建好的,结果毁于一旦。怎么办?二战后德国人就把这片废墟圈起来,搞了一批科学家、文化学家、考古学家、建筑师、技术工人,大约上百号人,花了35年时间,把这堆破砖烂瓦又重新装回去了,你现在再看这座王家歌剧院,怎么也看不出来是炸弹炸烂了以后又重新装回来的,这座建筑成了"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人说,"这个行动本身就属于世界文化遗产"。正是由于德国热爱、尊重自己的文化到了如此地步,所以才叫"不变的德国"。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外国记者问彼得·冯·西门子:"为什么一个8000万人口的德国,竟然会有2300多个世界名牌呢?"这位西门子公司的总裁是这样回答他的:"这靠的是我们德国人的工作态度,是对每个生产技术细节的重视,我们德国的企业员工承担着要生产一流产品的义务,要提供良好售后服务的义务。"


当时那位记者反问他:"企业的最终目标不就是利润的最大化吗?管它什么义务呢?"西门子总裁回答道,"不,那是英美的经济学,我们德国人有自己的经济学。我们德国人的经济学就追求两点:一、生产过程的和谐与安全;二、高科技产品的实用性。这才是企业生产的灵魂,而不是什么利润的最大化。企业运作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利益,事实上,遵守企业道德、精益求精制造产品,更是我们德国企业与生俱来的天职和义务!"说到"天职"上去了,"天职"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要你干的事"。


一位中国游客曾在柏林与一家菲仕乐锅具店的经理聊天,他说:"你们德国人造的锅可以用上100年,因此每卖出一口,实际上也就丢失了一位顾客,以后人家不用找你了。你看人家日本人造的锅,用20年就到头了,顾客每20年就得再找他一次。仔细想一想,你们划得来吗?你们为什么要把东西搞得那么结实呢?把它的使用期搞短一点,你们不是可以赚更多的钱吗?"


这位经理这样回答:"哪里的话,所有买了我们锅的人都不用再买第二次,这就会有口皆碑,就会招来更多的人来买我们的锅,我们现在忙都忙不过来呢!我们这家厨具厂,是二战后从过去的兵工厂转产过来的,前后也不过几十年时间,就卖出1亿多口锅了,你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口吗?快80亿了,还有70多亿人口的大市场在等着我们呢!"


德国人的想法不一样,他们营销战略的路数也与众不同,一笔生意,在你身上一辈子就做一次,让你说他的东西好,这就会感染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再去做他的顾客,然后再感染第三个人,人家干的是这个事。


1945年2月13日开始的两三天内,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的1200多架飞机一起对德累斯顿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轰炸,他们使用了2431吨高爆炸药和1475.9吨延烧弹,前者摧毁建筑的结构,后者则点燃建筑的木质部分使之燃烧殆尽。尽管盟军声称针对的是有价值的"军事目标",但是奇怪的是周边大多数地区并未受到影响,倒是古城中心被彻底摧毁了。空袭刚结束,圣母大教堂这座建筑似乎未受重大损失,但在几天之后它却轰然倒塌了。轰炸结束后,当地的德国人居然还能在多达18000000立方米的废墟中辨认出重要建筑的残件,将它们逐一收集编号,并有条不紊地存放起来以待来日。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德国的活动人士积极地谋划重建战前最重要的一座建筑--圣母教堂。德国人相对完好地保存了建筑的每一片重要残片,因此重建这座建筑成为一个空前的历史修复工作的样本。此项工程得到联邦德国那边科学家的鼎力相助,当初精心记录的结构细节和最新的计算机技术结合在一起,通过分析旧照片,加上3D扫描建造可以多角度比较的数字模型,让物归原位变得非常便捷了。德累斯顿人能够"修复"这座城市,首先是因为德国人异乎寻常的理性和细致。


4.、德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


最令人欣慰的是,两德统一后,德国人的民族精神正在健康成长!


几十年前,希特勒发动了一场世界大战,给欧洲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二战结束后, "清算过去"、"永远不再由德国发动战争",是德国战后最常见的政治口号。上至国家元首,下至普通百姓,对德国历史上曾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罪行都有深切认识,他们对受害国人民怀有一种深重的历史负罪感。德国的主流社会、朝野主要政党,特别是政府政要,在对待战争罪责的立场和态度上始终如一。他们敢于直面历史,勇于承担历史罪责,利用一切机会向受害国人民认罪,并以实际行动清算过去,赢得了过去受害国政府和人民的谅解和信任。


德国议会通过了《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防止纳粹沉渣泛起。 德国的一系列言行向外界传达着明确的信息:德国政府和人民不断肃清纳粹的影响,勇敢而严肃地承担起历史的责任。1994年德国以法律形式规定:凡喊纳粹口号、打纳粹旗帜和佩戴纳粹标志均属违法,都要给予刑事处罚,在法律上严格规定了反犹太行为的非法性,而且不准为二战的侵略行径翻案。德国还在首都柏林著名的勃兰登堡门附近建立由2700根方柱组成的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纪念碑,这使得希特勒后裔也因为强烈耻辱感而决定永不结婚生育,让那个罪恶家族断种绝根。


从50年代起,联邦政府对德国的战争罪责和二战历史明确表态。对外主要是向被害国和被害民族支付巨额战争赔款或赔偿,以各种方式表明认罪立场。至1993年1月,德国已支付战争赔款904,93亿马克,从1993年2月到2030年,德国还将支付317,72亿马克。1996年12月德国政府又决定给纳粹受害者增加补偿。


多年来,从总理勃兰特、总理科尔到总统魏茨泽克、赫尔佐克先后以不同形式向二战受难者表示谢罪的举动赢得了世界舆论的赞同。


1996年,在时任总统赫尔佐克的提议下,德国政府将每年的1月27日定为纳粹受害者哀悼日。


1995年8月德国前总统魏茨泽克访问日本时,公开告诫日本人:"为了公正地判断战争中的罪行,不能对历史的真相视而不见","否认过去的人将冒重蹈覆辙的危险"。


为了不使历史重演,德国政府对内采取各种措施,继续追究有关战争罪犯,同时帮助国民全面地、正确地认识二战历史。这些措施包括设立一系列专门机构、研究所和纪念场馆。主要有路德维希堡的纳粹战犯追究中心、慕尼黑的现代史研究所、总部设在波恩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和一大批在原集中营旧址上改建的纪念馆。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十分重视学校的历史教育,特别是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和审订。与此同时,德国政府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分别与周边国家建立教科书双边委员会,讨论和解决历史教科书中特别是有关二战及战后双边关系的历史问题。经过20多年的努力,1976年汇集的"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波兰人民共和国历史及地理教科书的建议",已被双方普遍接受。1985年提出的"德国-以色列教科书建议"同样被双方认可。


2015年10月28日,德国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任期自2016年至2018年。


5.德国人慷慨解囊安置中东难民


2015年夏天,从叙利亚和中东的难民潮水般涌入欧洲,欧洲没有任何准备。当很多欧洲政府纠结于他们可能接受多少难民时,德国率先表态说当年将接受80万名难民与政治庇护者。这是2014年德国所接受难民数的4倍,占当年欧盟28国所接受的所有难民申请总数的43%。德国全国的人口才不过8000万出头。而在以后的数年,德国还将每年接纳50万名左右的难民。德国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最大限度地累计接收110万难民,为欧盟国家最多。


难民的大批涌入德国给社会公共资源造成巨大压力。据德国经济部估算,预计到2020年,德国境内难民人数将达到360万。


为了应对难民潮,2015年,德国拿出100亿欧元安置难民。


2015年9月6日那个周日,数百名热心的德国人带着面包,洗漱用品和玩具在德国法兰克福火车站排队迎接难民。仅这一天,搭乘火车进入德国境内的难民就有1万人。在另外一些德国城市,凡是有难民临时安置点的地方,就有德国志愿者自发为难民提供热饮和食物,还有市民为一些幼小的难民送来糖果,衣服和蜡笔。很多德国市民认为,这些难民饱受战乱摧残,又长途跋涉经历生死才到了德国,理应受到礼遇和"欢迎"。


由于住宿缺口巨大,德国政府已经在安排开建合乎居住标准的新房子。2015年1月,在德国北部城市汉堡5700人申请避难,在西南巴登-符腾堡州共有7065人。在慕尼黑,斯图加特这样的主要城市,有郊区的居民收到了政府的信函,希望他们可以用家里空余的房间暂时接纳难民。为了补偿德国居民,政府为每位难民每晚的住宿支付18欧元。


饱受战乱之苦的难民需要重头开始打拼生活,慷慨向难民伸出援手的德国政府也要同样面临如何让难民融入的大难题。就业仅是一部分,随时而来的还有住房、医疗,以及难民子女教育以及成人再教育等等一系列问题。


从2003年到2013年,德国移民的数目增加了将近60%。德国统计局的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8110万人口的德国有1090万为移民,总体20.3%的德国人口有"移民背景"。


八、  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感慨


2014年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2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德国各地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对德国数千万民众来说,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盛大节日。人们唱啊跳啊,兴奋地回顾当年推倒柏林墙时全民的亢奋,德国政要在纪念仪式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


现任德国总统高克参加了在莱比锡召开的纪念大会,他是当年东德公民运动的直接参与者。


高克当年是基督新教的牧师,曾组织1983年与1988年全东德基督新教大会。在1989年东德民主运动中,49岁的他是Rostock教区的公民运动"新论坛"的领衔人物。


高克在这次25周年庆祝大会上开场就说:


"早晨好,莱比锡!如果没有您,没有你们,没有我们,我今天不可能在这里,我的客人们今天也不可能在这里。其实这就是今天我们庆祝活动的所有内容。几万人和平祈祷后走上街头,为自由与民主而游行。尽管他们知道,几天前这个国家政权已经残酷地镇压了抗议活动,抗议者自己也不知道,政府是否也会采用暴力手段。莱比锡的那个星期一,它展示给我们:就几分钟的爆发,形成了群众运动,引发成为一场和平的革命。"


现任总理默克尔在1989年民运中是积极参与者,尤其是参加11月4日在东柏林市中心亚力山大广场的50万人群众集会,集会提出的口号是:"反对暴力,保障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柏林墙倒塌25周年之际,默克尔参加了在柏林墙遗址举行的活动。她称柏林墙是"专制之墙,暴力之墙,意识形态之墙,敌对之墙"。"柏林墙倒塌告示我们,我们可以向好的方向转变","今天是庆祝获得自由之日,也是纪念柏林墙下的死难者之日"。


25年后的德国政界最高层,几乎成为当年东德公民运动者的天下,这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这是经历突破专制、走向自由洗礼的一代,只有他们才最深理解自由的涵义和自由的代价。他们是德意志民族的财富,就如西德战后的第一代政治家。反而今日西德本土的政治家,多是些没有道德感召力的职业政客,所以会发生这么多政治家的个人丑闻,高克之前的两任总统都是这么中途下台的。


柏林墙倒塌的荣誉都应当归于东德人民。但历史学家们经常要把这一功勋归于当时的三位国家首脑:美国总统布什、苏联总书记戈巴乔夫和德国总理科尔。


柏林墙倒塌25周年之际,年已90岁的美国前总统布什亲自致函德意志人民:


"(妻子)巴巴拉和我最由衷地问候德国人民,让我们共同庆祝历史性的东、西德边境开放25周年,这意味着非法的柏林墙的结束。


1/4世纪来,我的脑海里一直盘旋着:柏林墙"倒了"。当我的眼光回到1989年11月,我很清楚,墙没有自己倒,它是被"推倒"了。


柏林墙是莱比锡、德累斯顿等城市的游行民众用手上的蜡烛推倒的,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上帝赋予他们的自由就这么被剥夺。


柏林墙也是被西德民众、被有远见的政治家 --如我的好朋友科尔--给推倒的,他们顽强、竭尽义务地坚守在民主与自由的道路上。


柏林墙也是被德国的盟友们推倒的,他们无条件地站在德意志民族的一边,促成他们德意志统一的梦能够实现。


在此,我也不能忘了戈巴乔夫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他非常勇敢地坚信,以他在苏联的卫星国家实施改革,让这些国家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发挥自己的作用。


作为有20个孙子孙女的祖父,作为有4个曾孙的曾祖父,我内心萌发着一个愿望,德国的年轻一代要为这段茫然、但最终发生巨大变化的教训而骄傲,而且永远不要忘记。自由终将实现,人权最为重要,还没有一个不靠民选的政治体系能够浇灭人们最原始的追求自由的愿望。愿上帝继续保佑自由和统一的德国。


年已83岁的戈巴乔夫也致函德意志人民:


"值柏林墙倒塌25周年之际,我衷心祝贺柏林人民和德国人民。这不仅是德意志人们欢庆的节日,也是欧洲人民和其它洲的人民的喜庆之日。因为,柏林墙不仅分割了柏林城,隔断了人民,拆散了家庭,而且,它把欧洲和世界分割成两个部分,他们用世界末日般的核武器来互相威胁。


柏林墙的倒塌,以一个事件而铺平了德国统一之路,但其影响深远:冷战的和平结束。德意志人民为这样的转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这当中,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做出了很大的支持,否则很难想象德国可以统一。特别重要的是俄罗斯人,苏联人民,他们在流血的反希特勒政权的战争中伤亡最大,但他们对德意志人民向往统一给予了理解和信任。在苏联人民的支持下,苏联和其它反希特勒盟国的国家领导与德国代表商议,共同克服德国统一之路上的困难,而其它事情就很简单了。


不是用暴力,而是通过交谈,寻找互相的信任。创造这样的气氛,即使一个这么黑暗的建筑物如柏林墙,都能摧毁。我要引用我朋友(德国前总理)勃兰特的一句话:"如果不想开枪,就必须交谈"。这是最准确不过的表达了。


祝愿德国人民和平,健康,幸福!"


科尔因为2008年一次事故,现在不仅长年坐在轮椅上,而且很难说话,所以《图片报》特地以艺术镜头,摄下这位当老人孤独地坐在轮椅上在勃朗登堡城门的夜色下沉思的画面,那是一个无声的纪念。


柏林墙倒塌25周年之际,有许多世界名人写信给德国人民,或接受德国记者采访,畅谈他们对25年前柏林墙倒塌的切身感受。


瓦文沙(团结工会发起人,波兰前总统,71岁):亲爱的德国邻居,25年前你们把隔绝东西方的墙给拆除了--我们波兰人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一个夜晚,一个事件!多么美地看到,德意志人民在一个和平的、共同的欧洲统一起来。我由衷的祝贺!


克林顿(美国前总统,68岁):在人生中有一些瞬间让人终身难忘。1994年7月12日,我作为第一位美国总统,与科尔走过又被打开的勃朗登城门,这是我的前任总统们被禁止去的地方。这是我们走向共同未来的一步。从德国经历的所有挑战,推倒柏林墙是最重要的,在东方与西方塑造了德国形象。


卡麦隆(英国首相,48岁):柏林墙倒塌是世界现代史上最富有精神的瞬间。当德意志人民经历这么多年分离后在柏林墙上跳舞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了希望克服恐惧、自由冲破压迫、民主战胜专制的凯旋。柏林墙倒塌之前,我作为大学生走游览过中欧与东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我当时见到的灰色的单调和贫困迄今还在眼前。但我也留下了很生动的记忆,在我当时遇到的人中,看到了公民行动和人们对未来的信心。


阿尔贝特二世(摩纳哥国王,56岁):柏林墙倒塌展现了德意志人民重新获得自由的象征,使德国能够重新统一。这一事件影响了全世界,对当时的东欧阵营国家,成为走向民主的富有戏剧性宣传效应的进步。我赞赏这种充满责任感的远见和人民的勇气,影响到了我们的历史进程。


比尔o盖茨(微软创始人):柏林墙倒塌后的25年中,世界发生了许多事。统一的德国成为我们世界如此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感觉很沉重,这也可以是另一种情况。这个世界还是面临着许多挑战,我希望德国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让其它国家相信对世界的责任,所有人都要帮助他人,让人们过上健康和富有创造性的生活。


Michael Douglas(好莱坞电影明星,70岁):当时我刚好在柏林,我还能清晰地记得,我从Kempinski酒店的窗口看裤裆大街,看到许多东柏林的人在那里走路,就好像他们走在另一个星球上。这是我人生中最激动的瞬间,我变得非常尊敬德国人,他们能以这样的激情和昂贵的代价实现了德国的统一,然后将首都从波恩迁到柏林。由衷的祝贺。


Cameron Diaz(好莱坞电影明星,42岁):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柏林墙倒塌的电视镜头,还能记得当年东柏林与西柏林的城市面貌。1996年我第一次来到柏林墙倒塌之后的柏林,此后又去了多次。在过去的18年中我看到柏林和柏林市民面貌的一步步改变。那里就像有一股无法描绘的能量在创造新的生活,那里的艺术、音乐和人。那里确实很特别,一个曾经这么被压制的地方,现在在联欢,柏林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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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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