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林 韩伟表:《三国演义》研究的百年回顾及前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1 次 更新时间:2016-03-13 10: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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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林   韩伟表  

   文化精神的研究是《三国演义》文化研究的主体陈辽、谭洛非、刘上生、张靖龙等分别就《三国演义》所反映的传统文化心理与深层结构、古代知识分子的心态、崇尚纵横的乱世情怀及其文化意蕴等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王齐洲《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一书则从七个方面,系统分析了《三国演义》所具有的大众文化内涵(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这样的研究和分析都有利于人们开阔思路,更好地认识《三国演义》的深层内涵。对诸葛亮和关羽的文化阐释形成了研究热点,有学者甚至提出了“诸葛亮文化”、“关羽文化”等概念。这些都反映了《三国演义》文化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和认识的深化。

   《三国演义》的应用研究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而提出的新课题。不少学者把《三国演义》视为我们民族古代智慧的结晶、人生的启示录,从人才学、谋略学、运筹学、决策学、领导科学、军事科学、经营管理等角度探讨它的文化价值,发表了十余种专著,数十篇论文,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对于开启人们的思维,促进《三国演义》的传播与普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文化研究的另一重要成果是90年代提出了“三国文化”的概念。沈伯俊对“三国文化”作了三个层次的诠释:第一个层次是历史学的“三国文化”观,即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精神文化;第二个层次是历史文化学的“三国文化”观,即三国时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第三个层次是大文化的“三国文化”观,指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容的综合性文化。“诸葛亮文化”、“关羽文化”、“《三国演义》文化”,均可视为大文化的“三国文化”的分支(注:见《“三国文化”概念初探》,《中华文化论坛》1994年第3期。)。“三国文化”概念的提出和定位,标志着《三国演义》文化研究的深化和规范化,预示了《三国演义》文化研究的广阔前景。

   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成绩喜人,但不足也是很明显的,主要表现在文献的调查与考证方法单一,一度附会成风;文本研究中浅层次重复现象时有发生、庸俗社会学批评不时抬头、新理论新方法运用拘泥不化;文化研究中轻视文本深层理路,任意割裂比附,现象罗列有余而理性认知不足。

     四

   20世纪海外《三国演义》研究中,以日本、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国的研究成就比较显著。其重心大致集中于版本研究、源流研究、艺术研究与应用研究四个方面,其中版本研究成果最为突出。1968年日本小川环树首先指出,明代万历及以后的若干版本,包含嘉靖本完全没有的有关关索的情节,可见它们并非都是出自嘉靖本。1976年,澳大利亚柳存仁在《罗贯中讲史小说之真伪性质》中对《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提出了重要创见:大约在至治本《三国志平话》刊刻之后40年,罗贯中又可能撰写《三国志传》,其后为各本《三国志传》所宗;在此之后,始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马兰安、日本金文京、中川谕、上田望等在这方面用力尤勤,成绩较著(注:具体可参见周兆新主编《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英国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一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对现存的《三国》版本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细致的研究。他遍访亚美欧各大图书馆,先后查考了26种不同的非“毛本”版本。在此基础上,运用了“串句脱文”的新方法,对诸版本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基本理清了《三国演义》版本演化关系。他寻访整理而成的《〈三国演义〉现存版本目录》是继马廉、孙楷第之后的又一重要成果。

   海外学者对源流研究也比较重视,比如俄罗斯李福清长期关注《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他在《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一书中对此作了系统的研究(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作者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着重就《三国演义》与平话的关系作了详实而深入的考辨,成为这一领域中的重要开拓之作。与此相近的还有日本的大塚秀高,他擅长从通俗文艺作品中发掘古代小说题材和人物形象的渊源。如《关羽与刘渊——关于形象的形成过程》一文(注:《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34册,1997年3月。),对《三国志平话》结尾所写的刘渊乘乱起兵,攻灭西晋,即汉皇帝位这一情节进行研究,分析了刘渊形象与关羽形象,认为两者是表里一体的关系。刘渊的“须长三尺余”及爱读《左传》的因素从关羽形象中袭来,而关羽的龙神因素则从刘渊形象中获得。视角独特,饶有新意。

   艺术研究方面的成果以美国学者为著。1968年夏志清所著《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评论》对小说的结构、风格、人物、情节、主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它是一部“最为关心人类动机的性格小说”。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当成是明代文化的共同产品,从结构、行文、反讽等方面作了别开生面的新解,认为《三国志演义》是“作者对据以创作的各种原始素材经过以反讽为主调的修改加工、因而具有反讽意味的一部作品”(注:有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10月版。)。温斯顿(杨力宇)、罗伯特•鲁尔曼等均有影响较著的力作。此外,许多博士、硕士研究生也把《三国演义》作为学位论文研究对象。

   另外,日本的应用研究广泛而深入,主要论著有:守屋洋《〈三国志〉与人才学》,桑原武夫、落合清彦《〈三国志〉的魅力》,狩野直祯《〈三国志〉的智慧》,日本《愿望》月刊编辑出版的《〈三国志〉——商业竞争的宝库》,城野宏《〈三国志〉的人际关系学》,松木一男《英雄魅力学:从人性角度透视曹操、孙权、刘备与三国群英》等。日本在《三国演义》应用研究上开风气之先,其主要特点是与现实尤其是企业经营管理结合比较密切且卓有成效,比如松下幸之助运用诸葛亮的战略思想使公司大获成功。

   以上四个方面显示了海外《三国演义》研究的独特视角与价值取向,在研究理念、思路与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80年代之后,随着中外学术交流的逐步加强,这些成果陆续被介绍进来,对国内的《三国演义》研究产生较大影响,但在总体成就上则无法与国内相比。

     五

   据我们初步统计,20世纪百年间的《三国演义》研究,共出版学术著作100多部,发表论文2000余篇,其中新时期20年间出版学术著作80余部,发表论文1600余篇。80年代之后,大陆与海外学术界从相互隔绝到走向交融,也有力地促进了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向纵深发展。通观20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作者、版本、形象、题旨、应用研究这五大热点构成了研究的主流,百年间的成果与不足都在这五大研究热点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1、作者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对罗贯中的生平知之不多,对其思想研究亦仅据作品而推定。1930年,郑振铎等发现了《录鬼簿续编》。这一材料发现的意义首先在于使《三国演义》的作者研究自此据有可信的文献基础,同时又直接激发了学术界研究罗贯中身世、著述的热潮,此外也有裨于学者更准确地把握《三国演义》的思想价值。在50至70年代,作者研究未受到重点关注,也没有新的进展。80年代之后,作者研究陡然趋热,争鸣纷起,成果显著。要之,经过百年尤其是80年代以后学者的不懈努力与热烈争鸣,罗贯中作为《三国演义》作者的地位已牢固确立,有关罗贯中的籍贯、生平、交游、创作、思想也梳理得比较清晰。但在作者研究与争鸣中还明显存在着两大不足,一是好立新说而缺乏确证;二是不顾事实而曲意附会。前者如诸多否定“罗贯中”为《三国演义》作者而提出的新说,最后均未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后者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山西一些学者对清徐《罗氏家谱》的附会解读。鉴于作者研究需要坚实的文献确证,在没有发现新的资料之前,我们认为有关作者的考证难以取得重大突破,应暂时缓行。

   2、版本研究。1924年元《至治新刊三国志平话》的发现激发了《三国演义》的访书热以及版本研究热。从马廉《旧本三国演义调查》所录《三国演义》版本16种,到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数增至23种,再到40年代,戴望舒又发现藏于海外的孤本。这些不同版本的发现、介绍、著录、刊行,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尔后,经过第二时期的沉寂,至80年代,版本研究再度成为热点之一。由于国外版本研究成果的介绍,大陆学者迅速改变50年代之后忽视版本研究的倾向,而上继前半个世纪版本研究传统,外融日、澳、英等国学者的版本研究成果,奋起直追,尤其在1987年《三国演义》版本专题研讨会后,有关《三国演义》的版本研究在整理印行各重要版本、考辨版本源流以及评改本的研究三个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然而,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三国演义》版本的整理出版工作还是明显滞后,学术界今后应首先将重点放到国内外已发现的各种重要版本的系统整理工作上,从而为版本研究提供更全面、更系统的文献依据。同时对各种评改本须进一步深入地予以研究。

   3、题旨研究。与作者、版本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题旨研究在前半个世纪似乎被忽略,虽然20年代鲁迅、谢无量,40年代李辰冬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三国演义》的思想内涵,但未见有专题性的系统论述。50年代之后,借助“人民性”与“为曹操翻案”的二次大讨论,《三国演义》题旨研究突然热遍全国。围绕“人民性”的论题,涉及到作者的爱憎态度、正统思想、爱国主义、民族情感等。围绕“为曹操翻案”的论题,争论的重点在于人物形象,但同样涉及“尊刘抑曹”正统思想及如何评价的问题。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两次论争的确存在过多的政治图解,但对促进人们之于《三国演义》题旨的认识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新时期的题旨研究因充分吸取了思想解放的精神成果以及海外人文学科新理论新方法,逐步从原先的政治意识层面拓展至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哲学等层面作多角度的透视,视野更为开阔,思维更为活跃,新见迭出,令人眼花缭乱。但无庸讳言,由于受新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和操作者熟习程度的影响,许多新见难免主观性、随意性和片面性之嫌。而《三国演义》内涵的丰富复杂,也使那些单一、平面的概括显得苍白无力。所以,许多新说尽管新鲜一时,但终究似过眼烟云。我们认为,今后的题旨研究应跳出各执一端的主题之争,而更多地从文本本体、整体、立体地认识《三国演义》的题旨内涵。因为《三国演义》由历史积淀而成的丰富内涵不可能以单一主题加以概括,而且题旨本身具有开放性和重释性,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作出新的阐释,任何单极思维都会重蹈“盲人摸象”的覆辙。

   4、形象研究。20年代初,钱玄同、鲁迅等都曾对包括人物形象在内的艺术手法作过概要论述。至40年代,李辰冬对《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对曹操、孔明、周瑜作了较为精辟的分析。但总的来看,前半个世纪有关人物形象研究成绩不著。1959年“为曹操翻案”的大论争,虽然对《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及其与历史上的曹操的关系展开了热烈的争鸣,但由于发起论争的历史学界对历史人物与文学形象的普遍混淆,因此没有能以此为契机把《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研究引向深入。新时期《三国演义》形象研究成绩卓著,主要表现在两个“回归”、两个“突破”上。两个“回归”指:一是从原先重在政治立场回归文学本身,侧重于艺术的、审美的分析与评价;二是从西方典型理论的图解式分析回归中国文学传统,侧重于从中国小说史艺术形象的发展视角进行考察。两个“突破”指:一是广度上的突破,即从过去重点关注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等主要形象转向全体,过去被忽视的次要人物都逐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二是深度上的突破,许多学者以新的视角、理论与方法对《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进行重释,提出许多新见,有力地促进了《三国演义》的形象研究向深层推进。不过,从更高的要求来看,《三国演义》形象还多停留于个体研究。今后应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体系性和原型性研究上来。

5、应用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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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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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0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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