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林 韩伟表:《三国演义》研究的百年回顾及前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1 次 更新时间:2016-03-13 10: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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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林   韩伟表  
)。关于人物形象,“反对派”对曹操的认识比较一致,认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成功的典型形象(注:参见刘知渐《罗贯中为什么要反对曹操》(1959年5月25日《光明日报》)等文。)。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反对派”认为文学作品的历史真实,并非只是指的历史事实的内容,它是更为广泛地包括着作者本人生活时代的历史内容,以此来分析《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形象的历史价值,那么它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是一致的(注:参见李希凡《历史人物的曹操和文学形象的曹操》(《文艺报》1959年第4期)等文。)。总的看来,这一阶段的讨论明显带有浓重的史学批评意识和典型理论的图解化色彩。

   以上两次论争形成了前后相继而逐步深入的两次高潮,不仅对于《三国演义》的思想性认识较之前50年已有了较大的深入,而且对《三国演义》的作者、渊源、成书过程、人物形象、情节结构、艺术价值、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等问题也都展开了有益的探索,对深化《三国演义》的研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受“左”的形而上学僵化思想的影响,兼之客观上没有划清史学批评与文学、美学批评的界限,甚至史学标准至上,结果给《三国演义》以及整个古典文学研究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甚至走向学术泛政治化的歧路。十年动乱中,《三国演义》研究更被“四人帮”纳入“评法批儒”的阴谋政治轨道,学术研究的独立地位完全丧失,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学术研究成果问世和传世。

     三

   80至90年代是《三国演义》研究的多元发展阶段,也是20世纪研究成果最为辉煌的时期。经过70年代末的反思矫枉之后,以1982年7月四川《社会科学研究》开辟《三国演义》研究专栏为标志,《三国演义》研究开始复苏。1983年和1984年接连召开的两届《三国演义》研讨会及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三国演义》研究的发展。随后几乎每年举行的十多次全国性、国际性及专题性研讨会,更是为《三国演义》的学术交流与学术繁荣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与舞台,使《三国演义》成为“文革”后较早恢复学术研究并迅速形成繁荣局面的古典小说之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前两个时期,形成了多层次、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格局。

   文献、文本、文化三层面的研究齐头并进且成果累累是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最显著的特点。新时期《三国演义》的文献研究主要包括作者、版本、源流等方面。关于《三国演义》的作者,大致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1)《三国演义》的作者到底是谁?在传统“罗贯中说”和“集体创作说”之外,又出现了周邨的“两个罗贯中说”,张国光等人的“蒋大器说”,张志和的“南方说书艺人集体创作说”等。但总体而言,仍以“罗贯中说”最为通行,而诸“新说”响应者寥寥。(2)罗贯中的籍贯究竟是“东原”还是“太原”?孟繁仁、刘世德等力主“太原”说,而王利器、沈伯俊等则力主“东原”说,刘颖、杨海中、杜贵晨等又根据《水经注》中有关记载及《录鬼簿续编》作者好用生僻地名的习惯,认为《录鬼簿续编》中的“太原”应指“东太原”,即“东原”。此说提供了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思路。(3)关于罗贯中交游对象及彼此关系如何?周楞伽、欧阳健、王晓家、顾文若、焦中栋、王利器、章培恒、金宁芬、李灵年等学者集中围绕罗贯中与《录鬼簿续编》作者的关系、与施耐庵的关系、与赵宝峰和高明的关系及与农民起义的关系等方面,展开了新的探索,比如否定《录鬼簿续编》作者与罗贯中的“忘年交”关系;认为“施耐庵”是罗贯中的化名,是罗贯中为避文祸而做的“是乃俺”的隐语;罗贯中是宋末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与高明是同学;罗贯中与元末农民起义没有什么联系,也不曾参加反元斗争等等,同时也引来许多反驳意见。(4)罗贯中究竟在何时创作《三国演义》?许多学者不满足于“元末明初”的笼统说法,对《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作了进一步探讨,提出了“宋代乃至以前”、“元代中后期”、“元末”、“明初”及“明中叶”等五种观点。除第一种无人响应外,其余数说都有一些积极的支持者,均有一定的合理性。

   版本问题是新时期取得重大突破的研究领域。随着海外版本研究成果的引进和1987年《三国演义》版本专题研讨会的召开,学术界对该问题的认识已有了重大进展。首先,学术界与出版界通力合作整理出版了许多新的重要版本。其中沈伯俊以一人之力,穷近10年之功校理刊行多种版本,代表了新时期《三国演义》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其次,关于版本演变的源流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张颖、陈速、陈翔华、周兆新、沈伯俊、厚艳芬等认为《三国志传》较之嘉靖元年本更接近罗贯中的原作。从版本形态的角度看,《三国演义》的版本可分为“《三国志传》系统”、“《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三国志演义》系统”第三个系统。另外,张志和(合)认为“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此外,对《三国演义》评改本的研究也有许多创获。尤其是有关“毛本”的研究相当热烈,无论是对“毛本”本身价值得失的评价,还是对毛纶、毛宗岗父子的生平与交游的考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代表性成果有黄霖《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陈翔华《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志演义〉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沈伯俊《论毛本〈三国演义〉》、霍雨佳《〈三国演义〉美学价值》、陈辽《论毛宗岗的历史观》等。

   作为一部影响深远的“世代累积型”作品,《三国演义》的源流研究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新时期又有进一步的拓展且日趋细致精密。一方面是探源范围的扩展,即不再局限于陈志裴注范书,而逐步扩展到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吕祖谦《十七史详节》,以及《左传》、《史记》、《世说新语》、《搜神记》等。另一方面则是探源深度的加强,周兆新《〈三国演义〉考评》对于宋元讲史艺术中的“说三分”的渊源探析,陈翔华的《先明三国戏考略》对于“三国戏”的本事述考,尤其是陈翔华积25年功力写成的30万言的力作《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溯源穷流,创获颇丰。新时期对《三国演义》传播影响的研究分国内与海外两个部分展开。前者的主要成果有陈翔华《诸葛亮形象史研究》下编对《三国演义》从成书到20世纪中叶之间诸葛亮故事之于后代创作的影响以及在少数民族和域外的传播与影响的系统论述,沈伯俊《〈三国演义〉与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的比较》、李保均主编《明清小说比较研究》第二章对《三国演义》和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的比较分析,欧阳健对《三国演义》的翻案之作晚清陆士谔的《新三国》和电影文学剧本《赤壁之战》的精细析评,以及《中华文化论坛》1995年第1期对84集电视连续剧的专题讨论等。关于后者,可重点关注王丽娜的《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与韩国闵宽东《韩国所藏中国古典小说版本目录》。王著对《三国演义》的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欧美各国的翻译和研究情况作了较为全面和扼要的评述(注: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闵著则较为详尽地介绍了《三国演义》在韩国的流传、出版、翻译、版本、研究及影响的情况(注: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新时期《三国演义》的文本研究成果的相当显著,研究视野、思路与方法大为拓宽,文本分析更加深入细致,《三国演义》的丰富内涵得到多角度的展示。这里重点从题旨与艺术两个层面作一简要梳理与评价。

   题旨研究方面,在对以往“正统”说、“拥刘反曹”说、“忠义”说、“仁政”说、“反映三国兴亡”说重新审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近30种新说。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黄钧的“民族历史悲剧”说,认为魏胜蜀败的结局揭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对封建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不是正义而是邪恶;不是道德而是权诈。这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现实。因此,《三国演义》所表现的蜀汉集团的悲剧,正是悲剧的时代所诞生的我们民族的一部悲剧(注:见《我们民族的雄伟的历史悲剧》,《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沈伯俊的“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说,认为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经线,歌颂“忠义”英雄的道德标准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纬线,二者纵横交错,形成《三国演义》的主题(注:见《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天府新论》1985年第6期。);秦玉明的“天道循环”说认为小说通过“点睛”之笔的直接宣扬,通过政权斗争的相似性和人物命运因果报应的描写,表现了“天道循环”的核心观念(注:见《天道循环:〈三国演义〉的思想核心》,《攀枝花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潘承玉的“反映天命观”说,认为作者对天命的理解与阐析构成了全书的情节内核,对天命的困惑与欣慰构成了全书的感情基调,《三国演义》以艺术的方式探索了反天命的可能,提出了反天命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注:见《〈三国演义〉主题再探》,《唐都学刊》1996年第3期。);等等。虽然部分新说尚未突破传统“反映论”的思维模式,但更多的则是融入了新的理论方法和时代意识,超越单纯文学的范围,拓展到了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哲学等领域,呈现出多元交汇的新气象。

   在艺术研究中,人物形象研究是重中之重,成果最为突出。首先是立足文本实际,回归民族传统展开新的理论思考。傅继馥、石昌渝、艾斐、张锦池、刘上生等围绕“类型化典型”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争鸣,突破了西方典型理论的图解式分析。其次,对《三国演义》人物塑造艺术也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探索。主要见之于剑锋《塑造典型美的辩证法》、杜景华《论〈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强化的特点》、关四平《论〈三国演义〉的“多层展现”人物性格表现法》、《论〈三国演义〉人物性格的建构模式》等论著。再次,研究范围日益扩大。除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等主要艺术形象继续受到重视外,对过去很少甚至没有涉及的人物,如貂蝉、陈宫、魏延、赵云、庞统、刘封、刘禅、姜维、杨修、司马懿、孙坚、孙策、孙权、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诸葛恪、孙夫人、吕布、袁绍、袁术、孟获等,也受到研究者不同程度的关注。复次,帝王、武将、谋士、使者、医生、女性、知识分子、孤独者等群体形象的研究也出现了各具新意的论文。还有,就是采用了新角度、新方法研究人物,一些主要的艺术形象在深度方面取得较大的进展,佳作纷呈。例如对于曹操,李厚基、许建中、徐中伟、刘上生、杨仲义等力图从多视角、多层面、立体地审视并揭示出曹操性格的复杂性及其美学意义,较之过去单纯的“奸”“雄”的“二分法”,无疑更有助于对曹操形象丰富内涵的认识。

   在人物形象之外,新时期《三国演义》的艺术研究还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其一,整体的艺术研究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如刘永良《〈三国演义〉艺术新论》、郑铁生《〈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等,论述相当广泛而系统。其二,创作方法的分析,已跳出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二结合”的思维定势,更加注重《三国演义》的艺术个性以及民族特色。其三,虚实问题的探讨,已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史实比附和比例划分,而是更多地进入美学的深层次的文本分析。其四,叙述结构的研究,运用原型批评、母题学、叙事学、阐释学等方法进行了新的探索。如杨义的《〈三国演义〉的悲剧结构和经典性叙事》一文围绕“叙事典式化”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富有启示意义(注:见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其五,战争在《三国演义》中的重要性、独特性已得到高度肯定,提出了“战争文学”、“战争个性”、“全景军事文学”等概念。其六,语言艺术的总结更为深入。如沈伯俊从题材、内容等方面分析了作者之所以采用半文半白语言的原因,肯定了这种语言风格的表现力(注:见《(三国演义)的语言艺术》,《三国漫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其七,艺术风格是新时期开拓的新课题,提出了“英雄史诗”、“悲剧美”、“阳刚美”、“刚柔兼济之美”、“超验美”等观点。

从文学的研究扩展到文化的研究,是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的突出特点。这一层面的研究主要包括文化精神研究、应用价值研究以及“三国文化”范畴研究等方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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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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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评论》(京)2002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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