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人民币崛起的国际制度基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5 次 更新时间:2016-03-12 00:3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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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巍  
从全球“改制”转向区域“建制”。事实也证明,中国在新兴国家和周边区域进行的与货币相关的制度建设成绩斐然,奠定了支持人民币崛起的区域制度基础。这也预示着人民币的崛起将走一条“边缘包围中心”的新道路。

   (一)强化金砖机制货币合作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简称金砖机制)是2009年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创建的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制度框架。中国在该机制下积极推动成员国之间的货币合作,从而促使金砖机制成为护持人民币崛起的一个重要制度基础。

   美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通过贬值美元对外转嫁危机的行为,刺激了金砖国家基于新兴大国的共同身份认同和反对美元霸权的共同利益诉求走到一起。(50)2009年6月,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四国首脑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峰会,宣布成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这标志着“金砖国家”作为一个国家组合正式登上国际舞台,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意义。(51)

   金砖机制虽然关注政治、安全、经济、环境和能源等非常广泛的全球性问题,但是国际金融改革、特别是国际货币改革问题一直是金砖机制最核心、最持续的关注议题。金砖国家不仅为此发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对外改革呼吁,而且采取了切实的行动来提升内部成员货币合作的水平。

   在外部改革呼吁方面,金砖国家在2009年的首次峰会上系统地提出了“改制”的要求,其中包括:(1)支持G20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中心作用;(2)应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和代表性;(3)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和高级领导层选举应遵循公开、透明和择优原则;(4)强烈认为应建立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和更加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52)这一系列诉求成为此后历届峰会的主要内容,并且在“改制”细节上更加完善,在“改制”愿望上更加迫切。在2011年的三亚峰会上,金砖国家首次触及更加具体的SDR改革问题,包括SDR一篮子货币的组成问题。(53)在2012年新德里峰会上,金砖国家明确表达了“欢迎发展中国家提名候选人竞选世界银行行长”。(54)而在2014年福塔莱萨峰会上,金砖国家“对2010年IMF改革方案无法落实表示失望和严重关切”,并认为这将“对IMF合法性、可信度和有效性带来负面影响”。这是金砖国家迄今为止在该问题上所发出的最为严厉的言辞。(55)

   由于当前的制度结构赋予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相当的既得利益,新兴国家要想从实质上改革全球层面的制度体系,难度依然很大。(56)尽管如此,凭借着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中国联合新兴国家不断抱团发声,以既有制度挑战者和修缮者的姿态倡导制度改革,特别是其对既有国际金融机构合法性的质疑,仍然对发达国家构成了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

   除了这些对外呼吁之外,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在货币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内部合作,借此施压外部改革。首先,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和推进本币贸易结算,以实际行动增加自身货币使用,推动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而制衡美元霸权。(57)2010年的巴西利亚峰会是一个重要突破,与会成员国首次提出“要求四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对有关区域货币机制进行研究”,同时“为便利四国贸易与投资”,“将研究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包括四国本币贸易结算等”。(58)这意味着金砖国家开始着手内部货币合作。

   在2011年的三亚峰会上,金砖成员国签署了《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金融合作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成员国行将合作发行债券,加强扩大本币结算和本币贷款等方面的合作。这是金砖机制为反对美元霸权所提出的最具实质性的措施,而且五国货币之中人民币更稳定,因此使用人民币的可能性更大。(59)而后,一系列减少美元使用的具体实际行动不断开展。中国与俄罗斯在本币结算方面起步最早并具有一定的规模,如两国于2002年签订了中俄边贸本币结算协议,到2013年,两国本币结算份额不断提高,并被越来越多的中俄企业认可。(60)中国与印度在2006年重启边贸交易体现出少量的本币结算,2011年9月印度又宣布允许印度企业借入人民币贷款以降低从中国进口的成本。(61)中国与巴西的本币贸易结算始于2009年10月,近年来又因两国本币互换协议的签署有了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南非也自2010年年初就启动了本币结算,到2012年,南非已成为亚洲以外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民币结算额大幅增长的国家之一,两国近10%的贸易使用本币结算,其中人民币占8.7%。(62)

   其次,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金砖应急储备机制。鉴于美国一直拖延IMF和世界银行的实质性改革,金砖国家开始另起炉灶,建立自身主导的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

   在2012年的新德里峰会上,金砖国家开始评估建立开发银行的可行性。2013年的德班峰会上,各方正式同意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不仅如此,此次峰会还同意建立初始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安排,以建设金融安全网。这两大区域金融机构的建立,标志着金砖机制的内部货币合作取得重大突破。2014年的福塔莱萨峰会上,金砖开发银行和应急外汇储备机制的相关细节正式出炉,意味着这两大机构的成立步入快车道。其中,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500亿美元,由创始成员国平等出资;银行首任理事会主席将来自俄罗斯,首任董事会主席将来自巴西,首任行长来自印度;银行总部设于上海,同时在南非设立非洲区域中心。在1000亿美元的应急外汇储备基金中,中国提供410亿美元,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分别提供180亿美元,南非提供其余的50亿美元。各国投票权与承诺出资额挂钩,但为兼顾各方诉求,设5%的基本票由五国均分。综合计算后,中国投票权为39.95%,印、巴、俄各为18.10%,南非是5.75%。(63)

   金砖开发银行成为自1991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以来设立的第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多边贷款机构,其不仅彰显了金砖机制成立六年来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还标志着金砖国家在货币合作方面已迈入务实新阶段。(64)不仅如此,有评论认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机制赋予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新参与者”形象,“是对由西方主导的机构未能适应形势变化的斥责”。(65)

   作为金砖国家中最大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毫无疑问是最有可能获得主导地位的货币,因此,人民币将成为金砖机制在货币领域所推动的对外改革和内部合作的最大受益者。(66)

   (二)升级“10+3”机制货币合作

   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结构下,人民币国际化首先是在部分地区和国家之间率先实现国际使用,而不可能一开始就成为全球市场广泛使用的国际货币,因此,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一个地缘基础。(67)无论是从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还是从战略环境的重要程度来看,东亚地区都是人民币崛起的首要地缘空间。

   长期以来,由于该地区的最大经济体(2010年前)日本缺乏政治领导能力,东亚经济合作始终缺乏制度化的框架,政府间的货币合作更无从谈起。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刺激了东亚各国进行团结自救。日本也改弦易辙,开始重视日元国际化的地缘基础,并将东亚区域货币秩序建设纳入国家战略方针。而在此之前的数十年时间里,日本国际货币战略的核心一直是单边推动日元的国际化,使之成为国际货币竞争中的重要一极。(68)

   正是在日本的领导下,东亚“10+3”机制下的货币合作迈出了宝贵的第一步,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2000年启动的清迈倡议框架下的双边货币互换网络。双边货币互换弥补了IMF在救援时效性上的不足以及苛刻的附加条件,(69)但作为东亚国家最主要的货币合作框架,它存在四大缺陷:第一,其双边性质难以形成区域范围内的集体行动;第二,互换的额度有限,不能发挥实质性救援作用;第三,互换的币种大都是美元,依然存在对美元的高度依赖;第四,互换资金中的90%要与IMF的贷款条件相挂钩,从而妨碍了清迈机制的独立性。

   因此,清迈倡议并非一个完善的区域货币制度体系。自2003年开始,随着中国加入WT0之后深度介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开始以一种强有力的姿态介入到东亚货币秩序建设进程中来,并极力倡导清迈倡议多边化,以升级东亚货币合作水平。经过多年的准备,以及在美国金融危机的促使下,2010年3月,一个规模达到1200亿美元的东亚外汇储备库正式生效,其中中国和日本分别出资384亿美元,各占储备库总额的32%,同为最大出资国。这标志着东亚货币秩序建设的政治基础由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日本主导、中国协同、韩国和东盟国家参与的格局,演变为中日共同领导、韩国协同、东盟国家参与的新格局。(70)

   而此时,人民币的崛起进程已经全面开始,东亚外汇储备库作为“10+3”机制下最为重要的货币合作机制,也随之成为人民币崛起的重要制度平台。在中国的努力下,2012年东亚外汇储备库的规模由1200亿美元翻番至2400亿美元,而与IMF贷款条件挂钩的比例则下降至70%。(71)中国下一步货币外交的重点是将东亚外汇储备库发展成为一个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实体性区域金融机构,以加强该地区在货币治理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除了东亚外汇储备库外,中国还在2013年年底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这是中国在东亚金融和货币外交中的一项最新举措。相比金砖开发银行,亚投行将更加鲜明地打上中国烙印。对于该行的具体制度设计,有中国学者建议初始资本为500亿美元,以财政部作为出资主体,可使用人民币、外汇储备或两者各占一定比例的形式出资,可效仿IMF特别提款权的模式,采取以多种货币入股的模式,推动人民币走出去。(72)

   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和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成立亚投行备忘录》。标志着这一亚洲区域新多边开发机构的筹建工作将进入新阶段。(73)与金砖开发银行不同,亚投行由中国主导,大部分资金将来自中国,注重亚洲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未来也可能会成为一家“可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分庭抗礼的全球金融机构”。(74)

   作为世界上经济上最为活跃的地区,东亚总体而言仍然处于一个美元本位制的环境下,但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美元本位制已经开始在东亚地区全面“失宠”。(75)包括日本在内的诸多东亚国家都有摆脱美元依赖的动力。但未来东亚货币秩序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日元和人民币的潜在竞争,而人民币在东亚的崛起也首先需要在“10+3”机制下协调与日元的关系。

   (三)推动上合组织货币合作

   尽管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它在经济合作方面还远远落后于欧盟等其他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现有的经济合作也集中在贸易、投资和能源、电信和交通等领域。(76)因此,相比于上述两大区域性制度体系,中国在如何利用上合组织的制度框架来助推人民币崛起的问题上还处于探索阶段。

   2005年10月,上合组织成立了银行联合体,以扩大成员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这标志着上合组织金融合作的开端。(77)金融合作必然会对货币合作产生需求,近年来,中国正试图将货币合作引入上合组织框架,将其打造成为保障人民币崛起、特别是人民币区域化的另一个区域性制度框架。

   目前,中国在推动和强化上合组织货币合作方面,有以下几个着力点:

第一,通过加快成员国货币互换,加强区域金融自救机制建设,并适时将双边货币互换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多边化。货币互换是双边层面上国家之间的相互援助,对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货币安全能够起到重大作用。(78)除了危机应对之外,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是推动本币使用的一种创新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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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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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亚太》(京)2014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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