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云:观念与热点的转换:清前期政治史研究的道路与趋势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6 次 更新时间:2016-03-12 00: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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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凤云  
只是在对问题的认知上进行了不同的阐释,既有视角的转换,也有对问题的思考。此外,杨启樵、史松,以及吴秀良等也都持雍正帝继位合法的论点。这意味着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但这并不影响学界对于中国史学传统中“以史为证”的钟情,对史事的考证、考察仍在继续。

   例如,王钟翰自《清史杂考》之后,于90年代又陆续推出《新考》、《续考》、《余考》、《补考》诸书,共计五考,对于清史学界治史重视实证的学风起着示范的作用。(58)李世愉的《清代科举制度考辩》,是这一时期科举研究的考实之作。(59)而史实的考证与辨释并非仅仅是史料的汇集,更需要独到敏锐的眼力。何龄修在对清初“朱三太子”真伪的考证中,就是通过对史料的逐条辨析,得出北方朱三太子为真的结论。此外,杜家骥对八旗制度的系列考证尤显其用力勤谨。诸如《顺治朝八旗统领关系变化考察》、《天命后期八旗旗主考析》、《清初两白旗主多尔衮与多铎换旗问题考察》、《关于清太宗兼并正蓝旗问题的考察》、《正蓝旗主德格类又名费扬古及其事迹考》、《清初汉军八旗都统考》等,都是以史实考订为研究主旨的成果。(60)这些研究都是在追求传统考据学的治史路径,从微观视角出发,对历史进行了多层次、多方面的研究,不失为铺路之作。

   第二,如何认识清朝完成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问题。对该领域的考察,不但直接关系到对清朝历史地位及康乾盛世的评价,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朝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在于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疆域和版图,这一点在史学界已经达成共识。如果说还存有分歧,那就是如何看待清朝统一的历史进程、国家为统一实施的政策以及统一带来了哪些后果等。一种可以代表主流的观点认为:清朝统一西北等边疆,“是一场维护统一的战争,是与国内各民族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历史趋势相适应的,战争的结果,巩固了西北边疆,有力地遏止了沙俄和英国殖民势力的入侵。”(61)1993年出版的《清代全史》,系邀集国内顶级学者协力写作、为代表当时清史研究水准的学术著作,书中也充分肯定:清朝对准噶尔分裂势力的平定,“结束了北部边疆长期分裂割据战乱不已的局面”,统一使清朝“用民族团结筑成了一道新的长城,抵御外国殖民主义者对我国的侵略,这是清代统治的伟大功绩。”(62)此外,学者还指出:正是“在完成国家统一的基础上,清代社会出现了经济的空前繁荣,国力强盛,国防巩固,清王朝成为当时亚洲头等强盛的封建国家,从而在清代前期有效地抵御了西方资本殖民势力。”(63)

   但是在如何认识统一与分裂的问题上,学界却存在严重分歧意见。王思治从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角度,对清朝绥抚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以及用兵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的政治军事行动进行了系统研究,其论点多集中在《十七世纪末西北边疆局势述论——噶尔丹分裂势力的兴亡》(64)一文中。他认为,17世纪末清政府为解决西北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问题前后历时一个世纪,这是一场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分裂势力的大战。而由于噶尔丹与沙皇俄国相勾结,清政府的平准也就具有了抵御外来势力的内涵。但是,成崇德明确表示不能接受这一观点。他说:谈论统一自然要提到分裂,如果没有统一,也就谈不上分裂。“许多学者认为,准噶尔与沙俄建立联系,对抗清朝的统一,是分裂国家的行为,应属于分裂政权,我不同意这一说法。”他指出,17世纪中叶准噶尔建立的政权不隶属于其他任何政权,与清朝之间是国家尚未全部统一时期两个政权之间的关系。“清王朝入主中原,已经取得了对全国的统治地位,准噶尔保持遣使进贡,就是对清朝入主中原的承认和支持,准噶尔与清朝对抗,不是为了分裂国家,而是要推翻清朝取而代之。”“在清朝尚未实现全国的大一统,对边疆地区实行行之有效的管辖之前,边疆民族政权、部落与邻国、邻落建立联系是正常的。”“准噶尔游牧地北邻俄罗斯,与俄国发生通使关系是正常的,不能仅仅根据双方遣使频繁与否这种表面现象,而简单地判定是非。”(65)

   冯尔康也认为,在民族问题的研究中存在左的倾向。他说:“社会流行‘凡是现在国内的56个民族,都是自古以来的中国民族’之说。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员,历史追得越古越好,似乎多民族国家是天生的,而不是发展中形成的。因此讲到蒙古人一支的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就说他是叛乱,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并不顾及他并非清朝臣民的事实。对满人作为统治民族的清朝,早期人们为表达政治上的不满情绪,称之为‘满清’、‘满清政府’,而后为了民族团结,又不让称‘满清’了。这类意识形态和政治观念,令学者在研究清史时不能不受其影响,时而是‘东’,时而又是‘西’,没有个准谱。不能以应从现在‘民族团结’出发叙说历史,而掩盖历史上的民族斗争。其实多民族国家是在斗争中融合形成的。”(66)

   上述认识的差异,所反映的是研究中对理论认知的不同,同时也提出了应该划分学术研究与政治之间界限的客观要求。可以看出,研究者的注意力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普遍规律等大而空洞问题的关注了,对固有的学术定见也已经开始了新的思索。而学术质疑的背后,是研究者的问题意识。随着问题的设置,带动的将是学术的创新。

   第三,皇权与官僚政治及其制度等研究逐渐成为政治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而在研究取向上,围绕内阁、军机处等官僚机构,对皇权及其权力关系的研究是重点。

   如郭松义指出:突出皇权,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在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特点。“清代的事权集中,必然导致皇帝的独断专行,但由于中枢办事机构干练,减少了中间环节,工作效率提高了,也加强了中央决策应变的能力。”(67)郭成康认为,18世纪的清朝是“极端专制政体强化与完备”的时期,而这一政治体制又是导致乾隆中后期政治腐败的原因之一。(68)高翔则从权力关系的角度,对军机处、内阁和皇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析,并提出新的观点。他说:创设于雍正年间的军机处,其主要目的是将皇帝“乾纲独断”局面制度化和规范化。雍乾以后的政治实践证明:军机处和皇权并非同一概念,它的出现对皇权的强化并无特别重要的意义,非但如此,在政治运行中因其改变了顺康以来传统独裁方式,反而给皇权带来了新的异己因素。清朝君权的强化绝非军机处、内阁一两个官僚机构所能促成,它是历史传统、思想文化和制度改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69)

   此外,徐凯通过对《清代八旗制度的变革与皇权集中》(70)的研究,就八王分权向中央集权的制度演进进行了梳理和讨论。王思治的《清代皇位继承制度之嬗变与满洲贵族间的矛盾》,(71)以及稍后杨珍的专著《清代皇位继承制度》,(72)都是从清朝皇位(汗位)继承制度入手,探讨了国家最高权力在承继过程中满洲贵族如何围绕权力与利益展开角逐与斗争。这些讨论,是推动政治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成果。

   在政治史中,另一个热点问题是政治制度的研究。政治的核心范畴是权力,制度规定了权力伸展的尺矩,任何一项政治史研究都不会缺少制度史的登场。有关清朝的政治制度,在80年代便有系列成果问世,诸如张德泽的《清代国家机关考略》、李鹏年等著《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概述》、刘子扬的《清代地方官制考》等。(73)他们利用档案及官书勾画出国家行政制度的概况。90年代郭松义、李新达、李尚英著有《清朝典制》,随后,郭松义等又参与了由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清代》的写作,(74)对这一时期的清朝政治体制与制度的研究起了率先的作用。而祁美琴的《清代内务府》一书也是制度史研究中的推进之作。(75)2000年之后,又有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艾永明的《清朝文官制度》、王志明的《雍正朝官僚制度研究》、白新良的《清代中枢决策机构》、赵志强的《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等相继出版。(76)不难看出,90年代以后的政治制度研究已出现向各个领域伸展并深化的趋势,而且对中枢决策机构的关注热情不减。

   值得提出的是许大龄对《清代捐纳制度》的研究,他开辟的是清代官僚选举制度的研究领域。《清代捐纳制度》作为许大龄的硕士论文,最初发表于1950年,由哈佛燕京学社主办的《燕京学报》专号第22号刊出,后收入许大龄的《明清史论集》。(77)该文以资料汇集的功力见长,各章附有大量统计表,同时又是一项开拓性的基础研究。其意义正如许大龄在自序中所言:“捐纳为清代秕政,吾人欲究其原委,考之官书,既乏有系统之记载,求之私人著述,又复为数不多;即询之当日躬与铨政者,亦皆语焉不详,视为书办之学问,不屑齿及。《清史稿•选举志》中虽有叙述,唯以材料不足,遗漏滋多。余有鉴于此,因搜集各种事例章程及诸家零星笔记,著为是编。”许大龄在研究中利用了不少“捐例”以及相关“公牍”,并走访清末曾任吏部文选司掌印郎中的崇彝,将清朝的捐纳划分为开创、因袭、变更三个时期,并从暂行事例和现行常例的区别、捐纳的具体规定和报捐者的铨选问题三个角度入手,梳理研究了整个清代的捐纳制度,是一部拓荒的力作,冯尔康评价说,许著“开辟了清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领域。”(78)而其在研究中多处使用的朱植仁辑的《六部则例全书•户部则例》已作为原始资料由该书保留下来。此后刘凤云发表的《清康熙朝的捐纳制度及其对铨制的影响》、《康熙朝捐纳对吏治的影响》等文,(79)都是在许大龄研究的基础之上借助其提供的基础资料完成的。许大龄的学生、现在供职于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的伍跃新近完成的《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之作,从捐纳与科举、捐纳与社会、捐纳与铨选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了清代捐纳制度的研究。(80)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力量主要来自“文革”后恢复高考培养起来的一代新的学人,他们在前辈学者及导师的带领下,在承继史学传统的同时,逐渐形成新的治学风格。虽然传统话题仍在继续,但问题意识却十分突出。

   刘小萌的力作《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虽然同样在研究满族的兴起与逐鹿中原统一全国的历史,但是却赋予了游牧与渔猎民族如何在自身发展中实现从部落到民族国家构建的视野,植入了如何认识历史上落后民族与先进文明之间的征服与融和等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与理论问题的预设。(81)定宜庄的《八旗驻防制度研究》,也将八旗制度研究放置在清朝兴衰的广阔视角下。(82)而刘凤云自1990年陆续发表的《清代督抚与地方官的选用》、《清代督抚及其对地方官的监察》、《康熙朝汉军旗人督抚简论》等论文,则是基于对权力关系及其运行的思考,将问题设置在省级地方政府在国家政治推行的角色作用上,(83)因为“地方政治一向是中国政治史上最大一问题。因为中国国家大,地方行政之好坏,关系最重要。”(84)

   历史学要在趋新求变中发展,新题材固然是一种潮流,而专注于老题目者同样可以后声夺人。这就要求治史者对蕴藏于历史背后的问题锐意于考察与研究,进而去找寻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

   四、重置政治史的叙史原则

   伴随世纪之交的到来,史学界发生的最大变化是现代史学理念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历史的统一性受到质疑,社会史家越来越关注“更大的政治秩序”,而政治史的宏大叙事备受冷落,直接形成了政治史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的易位。在这种环境下的政治史研究,自研究领域、研讨的问题,到语境、文风,甚至是方法等,都处在变化与调整中。

   其最大的改变,就是一些学者把研究的精力从政治史的核心范畴,即国家权力等宏大题材转向对社会的微观考察,研究议题越来越小,越来越碎,以致去中心化和碎片化成为一种潮流。结果是放弃对重大理论的研究,忽视了国家和政府,特别是国家权力运作的研究,将政治史隐身于社会史之中,从而导致了政治史显学地位的丧失。

对此,学界不乏批评的声音。何龄修指出:“史学是以具体史实为基础的学问。上世纪最后阶段的清史研究,出于对空洞的僵化的教条式论著的反感,微观化、具体化倾向较明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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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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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清史研究》(京)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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