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杰·米什拉:亚洲式的资本主义:幻想与危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 次 更新时间:2016-03-12 0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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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杰·米什拉  

   一

   30多年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宣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开启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崭新历史篇章。如今看来,没有一个地方能比“二战”之后的亚洲更能体现资本主义能够创造财富这一事实了。迄今为止我们都听闻中国和印度正崛起为经济大国,而早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新加坡,甚至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是欧美国家的两倍。

   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中,军政府或专制政府与商人进行合作,产生了大型垄断集团,例如韩国财阀的兴起。大多数普通人长期生活在非民主体制下,之后又经历了自由选举、民主制度;几十年的经济不均衡增长之后,他们又要试着应对空气、土壤和水的不可逆污染。工作时间长、工资低、流动性受限以及常年工作不稳定是亚洲经济体里多数劳动者尤其是女性的共同命运。然而,有些人在亚洲的“镀金时代”获得了极为丰厚的财富:以“崛起”的印度为例,在1996—2008年间,营养不良儿童的比例几乎没有改变,一直是在50%左右,而印度少数亿万富翁占据国家财富总值的比例则从1%增长到22%。

   个人财富如此集中的情况在如今的亚洲已非常常见,相对应的还有众多亚洲版霍雷肖•阿尔杰式的传说。1928年出生于香港的李嘉诚,也就是当下拥有310亿美元财产的亚洲首富,最初只是一个售卖塑料花的穷困中国移民。盛行的还有另一种道德故事,例如印尼的李文正,他最初只是一家自行车店里的打工仔,随后在印尼强人苏哈托和海外华商“竹网”——亚洲除日本之外最强的经济力量——的帮助下,将自己的小生意打造成了吸引全球资源的家族商业帝国。

   大多数美国人第一次听说李文正还是通过他的儿子—银行家詹姆斯。詹姆斯于1996年因为比尔•克林顿的总统竞选提供非法资金捐助获罪,他还被指与中国情报部门有关联。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上,类似的政商合谋并不鲜见。毕竟,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和威廉时期的德国,大家族拥有企业、办银行、试图操纵政治的故事屡屡发生。而美国在工业资本主义早期,先是被一些强盗资本家主宰,后来又有了石油、钢铁和铁路大亨,之后,他们的家庭成员、后代和亲信们又让位给了相对透明、为股东考虑的企业。

   真正说得上新鲜的是,越来越多的文学评论开始审视亚洲式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应用。阿米塔夫•戈什在他的三部曲小说中的前两部《罂粟海》和《烟河》中,对西式资本主义紧随炮舰和契约劳工而来进行了全景式描述。另外三部新小说—穆赫辛•哈米德的《如何在崛起的亚洲暴富》、欧塔什的《五星级亿万富翁》和兰迪?博亚哥达的《乞丐的盛宴》,都以当代亚洲为背景,考察了亚洲经济体系所面临的更深层次的危险和幻想。

   二

   这是在西方某个时间点也发生过的道德反思。对于19世纪欧美小说家或者20世纪初的美国作家而言,在一个国家里,金钱是衡量一切的尺度,物质上的成功可以弥补知识与情感的不足,这些是全新的现象。从狄更斯到巴尔扎克,到左拉、德莱塞,小说家们无不惊悚于工商行业巨大而无人性的工作场地,数世纪以来的传统宗教和哲学所鄙夷的自私与贪婪竟突然得到了尊重。政治家和银行家相互勾结,而媒体和司法则为其涂脂抹粉,这使得愤怒的巴尔扎克写出了《人间喜剧》,德莱赛写出了《美国悲剧》和《泰坦》。在20世纪初,以辛克莱•刘易斯和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为代表的一批作家还描写,甚至可以说是悲情地演绎了在当时那种高度一致的社会攀爬文化中,想要寻求有意义的伦理原则和美的价值的个体命运。

   在当今世界,金钱关系已深深植根于世界各地的文化之中。资本主义的无情机制和内置的不公正显然是无法更改,并将永远存在的。但是这些已不能对当代作家产生相同程度的冲击、厌恶或恐惧。这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在期间失去了道德合法性,也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是现在很多文学家的赞助方。总体上,文学已变得更加关注个人而非更宏大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定义后者也变得更加困难。资本主义社会不再如巴尔扎克所描写的那样,是充斥着蠢人和无赖的丛林。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资产阶级文明为原始的野心、公然的侵略和低俗的浮夸进行了掩饰。

   但也有例外,例如唐纳德•特朗普和谢尔登•阿德尔森,他们回归到了更穷奢极欲的时代,这也证明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充斥着各种讽刺。衣着和举止上的平均主义使得阶层不再明显,而大资本家越来越多地投身慈善,通过社交媒体来推广社区与合作的理念。2008年的金融风暴,以及之后西方普遍意义上的危机感,可能会产生更多像扎迪•史密斯《NW》这样的小说。小说要人们警惕全球资本主义繁荣时期带来的收入和机会的残酷不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冷淡、精神空虚,因为这些就连富裕和特权阶层也无法摆脱。然而,对资本主义进行利爪獠牙血腥描述的更多的是在以当代亚洲为背景的小说里。阿拉文德•阿迪加的《白老虎》讽刺了印度不道德现象广泛存在的现实。有些企业家为了致富,运用谋杀手段就像女人丰胸和人造处女膜一般轻松。穆赫辛?哈米德、欧大旭以及兰迪?博亚哥达则展示了亚洲资本主义特有的形象。虽然三部小说分别由巴基斯坦人(穆赫辛•哈米德)、马来西亚人(欧大旭)和带斯里兰卡口音的加拿大人(兰迪•博亚哥达)撰写,场景分别在上海、新加坡、斯里兰卡以及哈米德笔下那个神似巴基斯坦的不知名国家,但是这些小说的故事情节都沿着一条熟悉的轨迹发展:青年男女被迫放弃农村的老家前往大城市。哈米德写道,“走向城市是在崛起的亚洲里走向暴富的第一步”。这也是远离贫穷、停滞、封建压迫、疾病和夭折的第一步。哈米德在小说的最初几页对他想象中的读者提到了这样一种肮脏:“你的眼白变得浑黄,这是高胆红素血症的结果。你感染的这种病毒叫戊型肝炎,通过排泄物或口腔传染。”

   这种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依旧令人费解。数亿人涌向城市,而城市却无法容纳下他们,这就为亚洲的政治和经济播下了动荡的种子,从宗教极端主义和穆斯林革命,到印度妇女遭遇越来越严重的暴力,到中国沿海城市令人目眩的经济增长。哈米德称其为“爆炸式转型”,以往那种相互支持、令人窒息、稳定的人际关系让位于不安全、焦虑、生产力和潜力。

   三

   这些都是事实,但哈米德所说的生产力和潜力究竟指什么?他小说中的主角穷困潦倒,以销售盗版DVD、过期食品、假矿泉水为生,之后又与国家最大的企业和军工企业做起了利润丰厚的生意。博亚哥达的小说主角是冷酷无情的商人萨姆•康提。康提接受的启蒙教育是在20世纪初的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在那些明亮、湿热的狭窄街道,每一个商贩都是科伦坡最不老实的人”。然而,康提像许多海外的中国人一样,利用欧洲帝国主义在亚洲铺设的海运和贸易网络发了财。欧大旭小说中的马来西亚追梦者不顾一切地想在上海这个中国经济的引擎之地立足。

   这些亚洲主角们都充满斗志,但是人们很快就能注意到他们与19世纪西方创业者们的区别。托马斯•曼《布登布洛克一家》中的商人家族有着一种平和的自信和商业活力;即便是鼓舞人心的霍雷肖?阿尔杰小说中,传统老式的美德被奉为追求个人财富的正确路径,而非精明算计。但是21世纪早期,雄心勃勃的亚洲人闯入的是一个已被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大幅改造的世界,大众生产、大众分配和大众消费已成为常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多是淡漠甚至匿名的,更像是一种交易;只有很少人相信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里有公平可言,也只有很少人相信市场经济能让数十亿亚洲人能够享有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事实上,这种生活方式至今也只有少数欧洲人和美国人能够享受到。

   创新和原创并不能使你走到很远,事实上印度很少有从赤贫到暴富的故事,因为印度的经济仍然由商业家族和房地产开发、建筑和矿山的积极投资者们掌控。在这样的环境下,对于那些占据不利地位的局外人而言,最好是严格遵照已有的成功模式------一旦这个模式被确定之后。商人的成功并不在于他提供了多少商品和服务,而是在于他展现出来的合适的个性。因此,由此催生的一批山寨制造商、零售商、调停者以及经纪人在亚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阶层,但是他们很大程度上仍是非正式、无组织的经济体。

   因此,“成功学”产业也在亚洲繁盛起来:过去10多年里,印度有一本最畅销书叫《如意算盘要早点打》,由一位自封为“管理大师”的人撰写。穆赫辛•哈米德和欧塔什为了小说叙事对积极呼吁型的文学进行调整,这也不足为怪了。当然,考虑到亚洲的背景设置,他们不得不修改美国自助的那一套公式—伪科学、神秘主义、心理学、自我暗示以及实用主义。《如何在崛起的亚洲暴富》以“这是一本自助书”开头,其章节标题包括“随时准备使用暴力”和“让战争艺术家”,以及传统的劝告例如“接受教育”和“寻找出路的策略”。欧欧塔什《五星级亿万富翁》里有“寻找合适的时机推销自己”和“追求利益,忘掉正义”—这些都是带有“气吞山河斗志昂扬”儒家智慧的残酷的当代街头生存指南。欧大旭书中的一个主角菲比就经常阅读《让自己变得世故》和《五星级亿万富翁的秘密》之类的书籍。事实上,哈米德走的更深入,他采用了励志的第二人称单数来叙事。他在小说中对“你”说话,但读者却无从得知叙事者自己的名字。正如卡尔维诺在《冬夜里的路人》运用第二人称一样,哈米德称这种形式帮助他用后现代的方法来顽皮揣测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本质:例如,作为读者的“你”是否和此书的英语母语读者一样,试图从哈米德小说这样的非西方小说中寻求自我救助。英语母语读者们被莫名其妙地卷入“由于全球化的原因,遥远的国度正越来越多地影响着自己的生活”。在书的其他部分,哈米德使用自助体裁的倾向概括、构建理想的心理和社会学类型,并讲述了叙事者70年依靠自我成就来驱动的生活。不拘泥于传统小说的情景设置、人物发展和叙事进展,哈米德将探索的眼光投射到了奸商、贪官污吏的阴暗世界。我们了解了中小型工厂的做法和节奏,也看到了资本主义逻辑转换了一切:即便是大学里资金雄厚的伊斯兰学生组织都成“一个企业”,因其“占领街头能力”和“能够显示强大力量”的作用而被政客们利用。

   哈米德在小说开端写道“;在一个寻求自救的世界里,依靠自我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唯一有用的自我是能像变色龙般迅速适应新的商业环境。因为在这个世界里,官僚“穿着国家的制服,却暗地里中饱私囊”,银行家们“身着私人的制服背后却有国家在撑腰。”的确,这是对过去半个世纪亚洲资本主义的发展总结出的经验。哈米德通过书中反派主角因贿赂政客和官僚而获得丰厚的合同强调了这一经验。这里根本没有无形之手或者自由市场在运作。事实上,“在没有国家权力的庇护下进行创业是一场忧伤的奋斗,一场永不停歇的战斗,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几乎没有多少成功保障。”

   哈米德对商学院的术语进行了讽刺,在对经济增长无比迷恋的亚洲社会里,这些术语影响到了普通对话、政治演说和报纸社论。“当放弃工资的机会成本变得显著,大部分您所在地区的孩子到了12岁左右就可以去上学了。”结果,对机会成本进行理性分析的程度越高,人类情感的寒蝉效应也就越大。哈米德警告,“对于致富而言,爱情很有可能成为一种障碍……它扑灭了野心蒸炉里燃烧的熊熊烈火,抢走了已踏上财富之路的心跳”。连做爱都要么偷偷摸摸或者成为毫无快乐可言的例行公事:“他们压抑了声音,但是肌肉的摩擦,肉体的碰撞,呼吸的急促,和液体的抽吸却依旧清晰可辨。”

   四

在这个超级男性化的世界里,妇女和儿童的处境总体不佳。欧大旭小说中的马来西亚追梦者菲比,只能读像《如何得到并留住一个男人》这类书。在一次重要的约会之前,她站在衣橱前思考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最后她选择听从一本自助手册的建议:“穿得性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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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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